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客座講席教授王明珂看到一位教授將一張漫畫貼在辦公室門口，內容是查理·布朗的漫畫《史努比》引用了他的名字和著作。學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被一些世界重要的學者引用，王明珂說，最大的理想卻是被《史努比》引用。

日前，在普林斯頓-文研中國講壇系列2024“從邊緣看文明”的講座上，王明珂說，在人文學術界，最簡單的偏見常常卻成為常識（common knowledge），所以要把學術成果化為最簡單的語言，讓大家能夠接受。他的演講將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學術演講系列”出版，用普通人能接受、易理解的語言講述他的歷史研究。

王明珂長期從事羌族及西南少數民族研究以及北方游牧社會研究等。在演講中，他提到自己并不認同后現代主義的“解構”風潮。“在1990年代后現代主義流行的時期，我很容易去講中國如何去建構羌族，但我還是花了10年的時間做田野，這也表明我對后現代主義是不滿意的。”他被自己所從事的研究稱為一種“再建構”，即建構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來認識我們當今的存在。

通過對口述錄音的文本分析，王明珂發現羌族村寨遵循“山神社會”。山神社會的特質是對內謹守自身地盤，與鄰人合作保護共有地盤，又彼此區分、爭奪地盤，不以往外開拓發展作為解決資源不足問題的手段。

在當地，“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種歷史建構模式。如果在一條溝里有三個寨子，人們會說：從前，有三個兄弟來到這里，各建自己的寨子，老大說要靠近太陽，就占了陽山面，老二老三就來到陰山面，各自繁衍自己的子孫，我們就是這三兄弟的后代。又或者有七條溝，他們就會說：從前有七個兄弟來到這里，各占一條溝，他們分別是這七條溝的祖先。王明珂認為，如果人們相信這樣的歷史，現實社會里就沒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后代，沒有先來者也沒有后來者。可以說，羌族人選擇遺忘英雄、征服者和戰爭，從而合理化了臨近人群既合作又彼此區分、對抗的歷史。

王明珂研究發現，這種“弟兄祖先歷史”故事在西亞、北歐等地也很普遍。如《舊約圣經》記載，挪亞的三個兒子雅弗、閃、含，分別成為了兩河流域及其北方與南方各地域族群的祖先。13-14世紀波蘭史詩記載，三兄弟雷克、捷克、羅斯因打獵而分散，分別成為了波蘭人、捷克人、俄羅斯人的祖先。

與羌族人“弟兄祖先歷史”的歷史建構模式不同，王明珂看到，涼山彝族是非常強悍的民族，他們常常搬遷，尋求新棲地，并不尊重其他族群的地盤界線。他研究發現，他們有非常豐富的“英雄祖先”的歷史記憶，可以接續二三十代。在彝族的氏族或家支歷史中，弟兄各有幾個兒子，兒子又各生下兒子，這些弟兄作為父親都是有名字的英雄。在過去，彝族還是一個種姓和階序社會。王明珂提醒現場觀眾，“英雄祖先歷史并不是所有人的歷史，而是統治者的歷史。”在彝族，統治者各家族都有豐富的家族祖先譜系記憶，能夠團結對付外敵以及統治下屬人群。“需要打架、需要借錢的場合，他們都可以跑到山上去問有沒有他們家支的人。靠著這樣的關系，他們在近百年中地盤擴大了很多。”

中國古史中經常是先有一個神話敘事，跟著一個英雄祖先的歷史敘事，例如史記《五帝本紀》中里描述了黃帝，說黃帝打敗了蚩尤和炎帝，得到天下，此后黃帝又四處游歷、開發疆土，“東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用這種征程來描述華夏地域。《五帝本紀》稱上古和三代帝王都是黃帝的子孫，且黃帝進行了許多的文化上的發明。“在我生活的中國臺灣地區，有一種聲音在問，我們到底是哪一種中國人，是文化性質上的中國人，是政治上的中國人，還是血緣上的中國人？”從司馬遷的著作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王明珂說，“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就是血緣、空間、政治、文化一體的。”

他還提到，“文明中心的人常常會想象，我們這里的一個人到了遠方去，都可以成為遠方那些人的領導人。”中原文明建構的邊緣人群歷史中，黃帝孫“始均奔于北狄”，秦逃奴“無弋爰劍奔西羌”，楚將軍“莊蹻奔于滇”，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鮮”，秦方士“徐福東渡日本”，周王子“太伯奔吳”……其實，不論這些歷史是否真實，都遵循著類似的結構，這種結構不僅在古代中國存在，在全球的文明中心都會存在。例如在好萊塢電影《阿凡達》中，戰斗中負傷而下身癱瘓的主人公到了遠方，還是能夠成為土著的領導者。

王明珂總結道，“不同歷史記憶會造成不同性質的社群與人類生態。”現場嘉賓、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回應道，王明珂的研究在學術界“獨樹一幟”，“起點都是非常小的案例，無論是田野還是文本分析，都有非常具體微小的切入點，卻從中得到了相當一般性的、能夠適用不同規模的人群、文明的歷史。”羅新說，能否“簡單地應用到古代中國中心地帶的人群這么復雜的政治構造上，中間可能會有一些難度、一些跳躍、一些不大容易處理的環節”，但王明珂的成功之處是“他讓我們覺得這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