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心量是能夠擴充的，讀史就能不斷積貯內心的資糧。歷史學家王汎森在新書《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中提出，一個心量廣闊充實的人，立身應事，志量視野都比較寬大；如果一個人心量過于狹窄，即使天資非常高，深度廣度都有限，只能靠著一些小聰明（street smart）來應事。

心量這個詞從佛經的“心量廣大”而來，后由宋明理學的承襲和解釋，發生了變化。理學家以心量大小來區別圣人與凡人。在他們的設想中，內心世界如同是一個很大的空間，需要用格物窮理的功夫把它填滿、擴充開來。王汎森則借用了這個概念，講述歷史教養能夠培育人的心量。

人的內心世界也是一個潛在無限大的空間，要用知識、經驗去充填，它才會撐開，否則它會皺縮成一條窄縫。歷史能夠幫助讓人們經歷過去的事，并體會到生命的深度。這對人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沒有深度的生活屬于貧窮的生活——它僅僅是從某一刻到另一刻（from moment to moment）的。另一方面，歷史的教養也教人面對真正的現實，個人的現實世界因為可以納入別人的事實而得到擴大，不再會任意主觀投射自己的想法。此外，讀史還能塑造人們的理性能力，使人們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乃至相續的因果關系有深切的把握。

歷史的情緒與人格

擴充心量的前提在于承認人的有限理性。在之前的講演錄合集《執拗的低音》中，王汎森已經提出，歷史研究中后見之明式的解釋傾向太強。與此相關的是，歷史學家常常推測歷史中的人物處于“完美理性”之中。他借用諾獎經濟學得主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來闡明，歷史行動者往往是在不確定、不完美的理性下走向未知的，他們的行為或抉擇都并非窮盡（maximize）所有可能后的選項，或是充分了解所有可能的結局之后才做出的。相反，人們經常在時間倉促、情況模糊的情況下，憑借一點經驗、知覺還有理性做抉擇，而且這種抉擇往往夾雜濃厚的情緒與偏見。

此外，歷史學家考量歷史人物時也應當區別熱情的認知與冷靜的認知，不應當忽略人們在判斷事物時，情緒和武斷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們常誤以為歷史行動者的主觀預期效用中是全知的方式，而忽略了被情緒、熱情所影響的部分。”

歷史與個人心量想法的提出，亦與王汎森對20世紀歷史研究的趨勢判斷有關：20世紀以來，史學流派基本上都傾向去人格化，或不再關心胸襟、器識、格局的培養。這源自于近代知識專業化進程，即學科知識與倫理、價值和生活層次等方面分離。在其影響之下，專業史學的進步與人生拉得越來越遠，歷史也變成了好像沒有用的學科。

可是，歷史果真與人生無關嗎？他在序言中強調，現代專業史家應當思考這些被丟掉的老課題，包括歷史對人格的培養、對價值和方向的引導等，對于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也當重新重視。在歷史轉型時期，人的作用尤為凸顯，性格與心量的影響更不能忽略，“社會雖然有結構、經濟、政治、潮流等因素，這就像個大水庫，可是還得要有人打開水龍頭，”王汎森寫道。

王汎森將歷史學的發展置于中國歷史的撰寫譜系中。清朝史學家章學誠就曾抱怨，中國歷史上的正史寫人物太為“格套”所拘束。所謂“格套”，恰與司馬遷《史記》的千人千面列傳寫法相反。在《執拗的低音》里，王汎森引用劉咸炘的觀點講道，司馬遷、班固之后有一個發展趨勢是，史學的識見日益局狹，側重朝政，而對群體民風不夠注意，譬如劉氏認為游俠為華夏民風之一大端，學者多不注意，“班書以后，絕無《游俠》《貨殖傳》。”如此說來，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必須注重稗史雜記，才能顯現出一個時代的士習與民風，《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這些書比正史更足以見民風。 

理解歷史中的“風”

把握無數事實知識僅僅是“記住”，把握歷史的風勢才是“撰述”。為了撰述歷史，史學家當善于“觀風”。不是將事情一件件拆開來看，而是能夠將無數事實知識前后關系綜合。歷史的任務之一正在于察勢觀風。中國人喜歡談風，詩經中也有“風”。可是風是什么？風是看不見摸不著，但令人們都深受熏習的力量。每一件事中都有風，小到裝飾風格的變化、交朋友的風格，大到一個時代的風氣——譬如北朝末年報應之說流行，源自南北朝的唐人節義不重、明中葉才士傲誕之氣等等。

偶發的風勢會塑造歷史的變化，王汎森舉例說，在歷史上，往往有少數幾個現實地位不高的人，靠著幾篇文章或是幾次演講，而與某種政治社會環境中群眾的關注耦合，一圈圈擴大而形成一股風，甚至形成風卷殘云之勢。許多影響歷史的關鍵思想，最初并不明顯，重要性也未被估計。正因為歷史的關鍵時刻往往是微妙的、突然的，身處其中的人如果心量不足，就沒辦法以全副力量去加以處理。

不過值得補充的是，他也指出，某個時刻吸引人們跟著盤旋而起的風，不一定有智慧、合邏輯，也未必經得起嚴謹的知識驗證，而是一些能彌補人們空虛、渴望的東西。或是因不景氣、低收入、災荒，或對精英政治徹底失望，其中有許多從后人的眼光看來恐怕是荒唐無稽的，可是當時人卻不會覺察，用胡適的話說就是，“雖有智者，亦逃不出。”

理解了歷史中的“風”，也應當看到“現在”包裹著屬于不同時期的、不同性質的歷史元素。他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的“encapsulate”（封裝）的概念，闡述為何現在不足以解釋現在，“許多人都沉浸在一時一地的事情時，歷史思考強調人們應當具有長程的眼光。”因為有些元素在過去已經存在，只是被包括在發展中，但從未消失。就像凱爾特人的藝術風格在長期消失后，仍能在19、20世紀突然復活一樣。因此，歷史也具有解放的功能，王汎森舉例說，如果人們不知道心與物的分割其實是近一兩百年才從西方發展而來的，就會把心與物的對立當成人的本質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