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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賁:社交軟件與手機游戲是當代“馬戲團”,加劇人的自滿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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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賁:社交軟件與手機游戲是當代“馬戲團”,加劇人的自滿和冷漠

當代馬戲團的泛濫會使民眾的自滿和冷漠狀態永久化。這些馬戲充斥著讓人分心的瑣事,使他們對周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失去了感知。

圖片來源:Alexander Grey/unsplash

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幸福的人生要如何追尋?在壞環境里如何安放自我和良心?在新近出版的《西方人文經典講演錄》一書中,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加州圣瑪麗學院英語系榮休教授徐賁以經典著作回應了當代人的焦慮與困惑。

四冊書由徐賁給大學生的講稿整理而成,從古希臘、羅馬、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一直講述至啟蒙時代,通過對經典文本諸如《奧德賽》《工作與時日》《蘇格拉底對話錄》等的解讀,他一方面闡釋了西方經典的價值與閱讀方法,另一方面也從人文與啟蒙的角度出發,嘗試回應當下社會的種種問題。

《西方經典人文講演錄》
徐賁 著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4-1

追尋幸福與正視內心是這套講演錄的重要線索之一。徐賁在講稿里引用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指出:幸福來源于沉思,僅有很少的人、在很短暫的時間內可以體驗到這種幸福;幸福也可以用作誘餌和圈套,要特別警惕“新導師”對幸福觀的蓄意誤導與利用。

如果說幸福遙不可及,普通人或許可以通過斯多葛與伊壁鳩魯主義,獲得堅定和安穩的心態。前者認為最大的善來自于快樂,快樂不是短暫的身體快樂,而是需要控制情緒與欲望;真正的快樂不在于積極地增加快樂,而在于減少欲望。后者相信身處逆境之中,人們應當學會區分能夠控制的與不能控制的力量,如此才能保持內心的獨立與頭腦的清醒。不過,對這兩者的誤用,比如說縱欲享樂,或是完全克制住自己在逆境中的反應、埋首私人生活、對公共生活不聞不問,同樣會陷入“被精致思維調教的愚昧”之中。 

對于當下社交媒體上的一些現象,諸如“酸話”“怪話”橫行、娛樂八卦層出不窮等等,西方經典的闡釋也如同鏡鑒。《伊索寓言》里的“酸葡萄與甜檸檬”,比喻的就是對得不到的東西產生嫉妒乃至詆毀的現象。古羅馬朱文納爾的“面包與馬戲”,可以指向那些占據公共視線的層出不窮的娛樂八卦與熱搜頭條,如何讓人們從真正重要的事務中分心。 

徐賁,江蘇蘇州人,1950年出生,作家、人文學者。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加州圣瑪麗學院英語系榮休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經典之外的閱讀》《閱讀經典: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人文啟蒙的知識傳播原理》《與時俱進的啟蒙》《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等。(出版方供圖)

01 小確幸與享樂躺平是“壞時代的好生活哲學”

界面文化:關于幸福和良好的生活是貫徹全書的線索,尤其是希臘部分提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這里所說的幸福不僅僅是生活的享受,而在塵世獲得幸福的前景是暗淡的,幸福也可能成為誘餌和圈套。我們要如何理解“圈套”? 

徐賁:一個人真心誠意地對另一個人好,會盡一切努力使ta幸福;同樣,一個人要害另一個人,便可以想方設法地給ta制造“幸福”的幻覺。亞里士多德關于幸福的觀點包含了一種深刻的充實感和人生目標。幸福(或eudaimonia)是人類生活的終極目標,也是最高的善。

當個人誤解幸福的本質或以錯誤的方式追求幸福時,追求幸福就會陷入陷阱。其中之一就是把追求外在物品或享樂作為獲得幸福的手段。社會常常宣揚物質財富、地位或感官滿足會帶來幸福的觀點,但人們要警惕,雖然外在的物品可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幸福,但當個人將自己的欲望放在首位而不考慮他人的福祉時,他們就有可能損害自己的幸福,并使自私和不滿的循環永久化。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的幸福源于內心,并不依賴于他人的意見或評判。

此外,亞里士多德承認,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人生在世本身存在著固有的局限性。盡管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但無法控制的外部環境可能會阻礙我們對幸福的追求。無論是不可預見的悲劇、不公正,還是生命本身的無常,在塵世中獲得持久幸福的前景確實是暗淡的。對生命固有的脆弱性和不可預測性的認識突出表明,我們需要對試圖超越外部環境的幸福有一個更加細致入微的理解。

界面文化:由幸福可以聊到書中闡述的伊壁鳩魯主義與斯多葛主義,這在當代也有不同的變體,比如說流行的“享樂躺平”或“小確幸”,以及“你不能掙到認知范圍以外的錢”、“管好自己就行了”,怎么看待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你認為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葛主義對當代的啟示有哪些?

徐賁:“小確幸”應該是指心中隱約期待的小事剛剛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種微小而確實的幸福與滿足,與“享樂躺平”追求眼前微小但似乎確實的幸福與滿足,二者有相似之處。在一個前途晦暗不明、希望淡然無光的時代,抓住眼前的幸福和滿足,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也很符合“一鳥在手勝過十鳥在樹”的茍安心態,無可厚非。這是壞時代的好生活哲學。

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葛主義都是歷史上產生的“壞時代的好哲學”。伊壁鳩魯主義源于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學說,強調追求快樂、避免痛苦是最高的善。然而,這種對快樂的追求不能誤解為現代意義上的享樂主義,因為享樂主義往往意味著不計后果的放縱。相反,伊壁鳩魯主義主張對快樂有更精致的理解,注重培養簡單的快樂,如友誼、寧靜和智力追求。“躺平”和““小確幸”的心態和行為方式可以從中得到部分解釋,都是認為真正的快樂在于寧靜和滿足的時刻,而不是一味追求外在的、可望而不可得的滿足。

伊壁鳩魯雕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同樣,“小富即安”的概念也體現了伊壁鳩魯的原則,它倡導一種謙虛節儉的生活方式。伊壁鳩魯人不追求積累巨額財富或物質財富,而是相信量入為出的價值,并在簡單的生活樂趣中尋找快樂。這種觀點鼓勵人們將體驗置于財產之上,并培養對所擁有的一切的感恩之心,而不是不斷追求更多。

另一方面,塞內加(Seneca)、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和馬庫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等哲學家所闡述的斯多葛主義則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方法,來尋找成就感和面對逆境所需的韌性。斯多葛派教導人們要培養內在的力量、智慧和美德,這是無論外部環境如何都能獲得持久幸福的關鍵。斯多葛派告誡人們“管好自己的事”,強調專注于我們能夠控制的事情,并坦然接受我們無法左右的事情。在面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戰時,必須培養一種接受和堅韌的心態,認識到我們無法控制外部事件,但可以控制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反應。真正的財富在于智慧和美德,這些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外力無法奪走。對當代人來說,就是適度地享受快樂,同時培養美德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可以努力追求一種更加平衡和充實的生活方式。 

界面文化:對當代人來講,伊壁鳩魯與斯多葛主義的缺點是什么呢?

徐賁:伊壁鳩魯主義強調快樂和避免痛苦,如果走極端,有可能導致享樂主義的放縱。在一個沉迷于即時滿足和消費主義的社會里,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快樂可能會導致物質主義、道德虛無主義和人際關系市儈和交易化。此外,將個人享樂放在首位而不考慮他人的福祉,會助長自私自利,破壞公共價值觀。

另一方面,斯多葛主義對美德和韌性的強調,可能會被誤解為主張壓抑情感或漠視苦難。雖然斯多葛主義教導我們接受無法控制的環境,并強調內心力量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提倡對他人的掙扎冷漠或無情。誤用斯多葛派的原則會導致缺乏同理心和脫離社會,加劇道德孤立和社會分裂。

02 電視劇、社交軟件與手機游戲是當代的“面包與馬戲”

界面文化:書中羅馬的部分提到了朱文納爾(Juvenal)的“面包與馬戲”這一著名的譬喻,可以幫我們理解許多事情,馬戲在今日可能是電視劇、社交軟件或手機游戲。關于這點可以再展開講講嗎?

徐賁:朱文納爾對古羅馬“面包和馬戲團”的比喻是對通過表面娛樂和物質寄托來安撫社會的尖銳批評,轉移了人們對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等深層問題的關注。在當代社會,“馬戲團”已演變成多種形式,包括電視節目、社交網絡應用程序和手機游戲。

電視節目中的真人秀節目、明星八卦和無謂的娛樂,就像當代的馬戲團,吸引著觀眾,使他們對現實中的政治壓迫和社會不公麻木不仁。社交網絡應用程序,如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已成為數字馬戲團,助長了自戀、窺私和膚淺的文化。平臺鼓勵用戶策劃理想化的生活,迷戀點贊和粉絲,無休止地滾動瀏覽策劃好的內容。社交網絡非但不能促進真正的聯系和有意義的對話,反而常常起到強化現有權力結構和延續不平等的作用,分散用戶的注意力。手機游戲以其令人上癮的游戲機制和即時滿足感,代表了當代馬戲團的另一種形式,這些游戲讓人們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壓力,通過無意識的點擊和滑動獲得成就感和獎勵。通過將精力投入到虛擬世界中,個人會與周圍的現實環境脫節,對不公正漠不關心。

當代馬戲團的泛濫會使民眾的自滿和冷漠狀態永久化。這些馬戲充斥著讓人分心的瑣事,使他們對周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失去了感知,滋生了一種逆來順受和默許的文化。要挑戰這種現狀,就必須認識到現代馬戲團的本質,培養對其在延續社會控制中的作用的批判意識。只有這樣,個人才能重新獲得自主權,要求當權者承擔責任,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會。

界面文化:有學者將時下熱門的《三體》的“黑暗森林”體系與霍布斯的《利維坦》聯系在一起,你認為有合理性嗎?

Netflix版《三體》海報

徐賁:在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中,自然狀態的概念是理解沒有政府或社會結構的人類行為的核心。霍布斯將這種狀態描述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生活“孤獨、貧窮、下流、野蠻、短暫”。霍布斯認為,在這種狀態下,個人受自我利益和自我保護欲望的驅使,導致沖突和不安全感長期存在。

劉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論則似乎是在探討宇宙社會學的觀點,提出宇宙文明為了生存而采取隱蔽和侵略的政策。在這種觀點中,宇宙被比作一片黑暗森林,任何文明如果公開自己的存在,就有可能成為其他更先進文明的毀滅目標。這就導致了一種沉默和先發制人的戰略,以消除潛在的威脅。它們的區別在于,霍布斯的戰爭狀態源于缺乏最高權威和人性固有的自私,而“黑暗森林”理論則源于宇宙的浩瀚和不可預測性,以及其他文明的未知意圖。

03 許多當代人已經脫離了內在的自我

界面文化:從對幸福的理解可以延展至內心的話題,講演錄中帕斯卡爾的一節提到了“脆弱的理智與內心的力量”,尤其著重強調了用內心而不是理智知道的重要性,而很多當代人已經失掉了這點還不知道,這是一個典型問題嗎? 

徐賁:科學和技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創新,但同時也孕育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往往將理智置于直覺之上,將邏輯置于情感之上,將可量化的指標置于定性的經驗之上。這種對理性的過分強調導致了對情感、直覺和主觀體驗的貶低,使它們淪為非理性或迷信的范疇。許多當代人已經脫離了內在的自我,完全依賴外部的驗證和權威來指導他們的信仰和決策。他們失去了聆聽內心低語所產生的深層智慧和洞察力。仍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無法得到理性的解釋,如意識的本質、生命的意義和神性的存在。帕斯卡爾挑戰我們要認識到求知過程中固有的謙卑,承認人類生存條件固有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

此外,帕斯卡爾對“心的力量”的強調,突出了直覺、同理心和情商在指導我們理解世界和與他人互動方面的重要性。心代表著更深層次的智慧和洞察力,能夠領悟超越理性局限的真理。在這個兩極分化、沖突和分裂日益加劇的世界里,培養傾聽內心智慧的能力可以促進個人和社區之間更多的同情、理解和聯系。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文化:附錄部分提到,精英的啟蒙與普通生活存在著巨大差距、啟蒙主義在現當代的受挫等,這對我們有怎樣的啟示?

徐賁:精英啟蒙與普通人生活之間的差距,導致啟蒙往往因普遍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推進而受挫。這種差距的核心在于中國動蕩的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君王統治時期、外國勢力入侵時期和意識形態動蕩時期。中國的精英階層往往出身文化家庭,受益于教育和文化資源,通過全球化和國際交流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思潮。然而,大多數普通中國公民仍然面臨著社會經濟制約、受教育機會有限、信息流動和不同觀點等問題。

懷疑論和虛無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興起,部分原因在于傳統信仰體系和道德價值觀在快速城市化、消費主義和社會動蕩中受到侵蝕。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新的意識形態又無法填補空白,個人可能會感到在一片不確定的海洋中漂泊,從而產生虛無主義和生存絕望感。懷疑論和虛無主義的興起反映了當代中國更廣泛的意義和目標危機,因為個人正在努力應對現代性的復雜性,并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尋求身份認同。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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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賁:社交軟件與手機游戲是當代“馬戲團”,加劇人的自滿和冷漠

當代馬戲團的泛濫會使民眾的自滿和冷漠狀態永久化。這些馬戲充斥著讓人分心的瑣事,使他們對周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失去了感知。

圖片來源:Alexander Grey/unsplash

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幸福的人生要如何追尋?在壞環境里如何安放自我和良心?在新近出版的《西方人文經典講演錄》一書中,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加州圣瑪麗學院英語系榮休教授徐賁以經典著作回應了當代人的焦慮與困惑。

四冊書由徐賁給大學生的講稿整理而成,從古希臘、羅馬、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一直講述至啟蒙時代,通過對經典文本諸如《奧德賽》《工作與時日》《蘇格拉底對話錄》等的解讀,他一方面闡釋了西方經典的價值與閱讀方法,另一方面也從人文與啟蒙的角度出發,嘗試回應當下社會的種種問題。

《西方經典人文講演錄》
徐賁 著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4-1

追尋幸福與正視內心是這套講演錄的重要線索之一。徐賁在講稿里引用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指出:幸福來源于沉思,僅有很少的人、在很短暫的時間內可以體驗到這種幸福;幸福也可以用作誘餌和圈套,要特別警惕“新導師”對幸福觀的蓄意誤導與利用。

如果說幸福遙不可及,普通人或許可以通過斯多葛與伊壁鳩魯主義,獲得堅定和安穩的心態。前者認為最大的善來自于快樂,快樂不是短暫的身體快樂,而是需要控制情緒與欲望;真正的快樂不在于積極地增加快樂,而在于減少欲望。后者相信身處逆境之中,人們應當學會區分能夠控制的與不能控制的力量,如此才能保持內心的獨立與頭腦的清醒。不過,對這兩者的誤用,比如說縱欲享樂,或是完全克制住自己在逆境中的反應、埋首私人生活、對公共生活不聞不問,同樣會陷入“被精致思維調教的愚昧”之中。 

對于當下社交媒體上的一些現象,諸如“酸話”“怪話”橫行、娛樂八卦層出不窮等等,西方經典的闡釋也如同鏡鑒。《伊索寓言》里的“酸葡萄與甜檸檬”,比喻的就是對得不到的東西產生嫉妒乃至詆毀的現象。古羅馬朱文納爾的“面包與馬戲”,可以指向那些占據公共視線的層出不窮的娛樂八卦與熱搜頭條,如何讓人們從真正重要的事務中分心。 

徐賁,江蘇蘇州人,1950年出生,作家、人文學者。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加州圣瑪麗學院英語系榮休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經典之外的閱讀》《閱讀經典: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人文啟蒙的知識傳播原理》《與時俱進的啟蒙》《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等。(出版方供圖)

01 小確幸與享樂躺平是“壞時代的好生活哲學”

界面文化:關于幸福和良好的生活是貫徹全書的線索,尤其是希臘部分提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這里所說的幸福不僅僅是生活的享受,而在塵世獲得幸福的前景是暗淡的,幸福也可能成為誘餌和圈套。我們要如何理解“圈套”? 

徐賁:一個人真心誠意地對另一個人好,會盡一切努力使ta幸福;同樣,一個人要害另一個人,便可以想方設法地給ta制造“幸福”的幻覺。亞里士多德關于幸福的觀點包含了一種深刻的充實感和人生目標。幸福(或eudaimonia)是人類生活的終極目標,也是最高的善。

當個人誤解幸福的本質或以錯誤的方式追求幸福時,追求幸福就會陷入陷阱。其中之一就是把追求外在物品或享樂作為獲得幸福的手段。社會常常宣揚物質財富、地位或感官滿足會帶來幸福的觀點,但人們要警惕,雖然外在的物品可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幸福,但當個人將自己的欲望放在首位而不考慮他人的福祉時,他們就有可能損害自己的幸福,并使自私和不滿的循環永久化。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的幸福源于內心,并不依賴于他人的意見或評判。

此外,亞里士多德承認,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人生在世本身存在著固有的局限性。盡管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但無法控制的外部環境可能會阻礙我們對幸福的追求。無論是不可預見的悲劇、不公正,還是生命本身的無常,在塵世中獲得持久幸福的前景確實是暗淡的。對生命固有的脆弱性和不可預測性的認識突出表明,我們需要對試圖超越外部環境的幸福有一個更加細致入微的理解。

界面文化:由幸福可以聊到書中闡述的伊壁鳩魯主義與斯多葛主義,這在當代也有不同的變體,比如說流行的“享樂躺平”或“小確幸”,以及“你不能掙到認知范圍以外的錢”、“管好自己就行了”,怎么看待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你認為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葛主義對當代的啟示有哪些?

徐賁:“小確幸”應該是指心中隱約期待的小事剛剛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種微小而確實的幸福與滿足,與“享樂躺平”追求眼前微小但似乎確實的幸福與滿足,二者有相似之處。在一個前途晦暗不明、希望淡然無光的時代,抓住眼前的幸福和滿足,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也很符合“一鳥在手勝過十鳥在樹”的茍安心態,無可厚非。這是壞時代的好生活哲學。

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葛主義都是歷史上產生的“壞時代的好哲學”。伊壁鳩魯主義源于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學說,強調追求快樂、避免痛苦是最高的善。然而,這種對快樂的追求不能誤解為現代意義上的享樂主義,因為享樂主義往往意味著不計后果的放縱。相反,伊壁鳩魯主義主張對快樂有更精致的理解,注重培養簡單的快樂,如友誼、寧靜和智力追求。“躺平”和““小確幸”的心態和行為方式可以從中得到部分解釋,都是認為真正的快樂在于寧靜和滿足的時刻,而不是一味追求外在的、可望而不可得的滿足。

伊壁鳩魯雕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同樣,“小富即安”的概念也體現了伊壁鳩魯的原則,它倡導一種謙虛節儉的生活方式。伊壁鳩魯人不追求積累巨額財富或物質財富,而是相信量入為出的價值,并在簡單的生活樂趣中尋找快樂。這種觀點鼓勵人們將體驗置于財產之上,并培養對所擁有的一切的感恩之心,而不是不斷追求更多。

另一方面,塞內加(Seneca)、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和馬庫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等哲學家所闡述的斯多葛主義則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方法,來尋找成就感和面對逆境所需的韌性。斯多葛派教導人們要培養內在的力量、智慧和美德,這是無論外部環境如何都能獲得持久幸福的關鍵。斯多葛派告誡人們“管好自己的事”,強調專注于我們能夠控制的事情,并坦然接受我們無法左右的事情。在面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挑戰時,必須培養一種接受和堅韌的心態,認識到我們無法控制外部事件,但可以控制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反應。真正的財富在于智慧和美德,這些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外力無法奪走。對當代人來說,就是適度地享受快樂,同時培養美德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可以努力追求一種更加平衡和充實的生活方式。 

界面文化:對當代人來講,伊壁鳩魯與斯多葛主義的缺點是什么呢?

徐賁:伊壁鳩魯主義強調快樂和避免痛苦,如果走極端,有可能導致享樂主義的放縱。在一個沉迷于即時滿足和消費主義的社會里,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快樂可能會導致物質主義、道德虛無主義和人際關系市儈和交易化。此外,將個人享樂放在首位而不考慮他人的福祉,會助長自私自利,破壞公共價值觀。

另一方面,斯多葛主義對美德和韌性的強調,可能會被誤解為主張壓抑情感或漠視苦難。雖然斯多葛主義教導我們接受無法控制的環境,并強調內心力量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提倡對他人的掙扎冷漠或無情。誤用斯多葛派的原則會導致缺乏同理心和脫離社會,加劇道德孤立和社會分裂。

02 電視劇、社交軟件與手機游戲是當代的“面包與馬戲”

界面文化:書中羅馬的部分提到了朱文納爾(Juvenal)的“面包與馬戲”這一著名的譬喻,可以幫我們理解許多事情,馬戲在今日可能是電視劇、社交軟件或手機游戲。關于這點可以再展開講講嗎?

徐賁:朱文納爾對古羅馬“面包和馬戲團”的比喻是對通過表面娛樂和物質寄托來安撫社會的尖銳批評,轉移了人們對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等深層問題的關注。在當代社會,“馬戲團”已演變成多種形式,包括電視節目、社交網絡應用程序和手機游戲。

電視節目中的真人秀節目、明星八卦和無謂的娛樂,就像當代的馬戲團,吸引著觀眾,使他們對現實中的政治壓迫和社會不公麻木不仁。社交網絡應用程序,如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已成為數字馬戲團,助長了自戀、窺私和膚淺的文化。平臺鼓勵用戶策劃理想化的生活,迷戀點贊和粉絲,無休止地滾動瀏覽策劃好的內容。社交網絡非但不能促進真正的聯系和有意義的對話,反而常常起到強化現有權力結構和延續不平等的作用,分散用戶的注意力。手機游戲以其令人上癮的游戲機制和即時滿足感,代表了當代馬戲團的另一種形式,這些游戲讓人們暫時擺脫日常生活的壓力,通過無意識的點擊和滑動獲得成就感和獎勵。通過將精力投入到虛擬世界中,個人會與周圍的現實環境脫節,對不公正漠不關心。

當代馬戲團的泛濫會使民眾的自滿和冷漠狀態永久化。這些馬戲充斥著讓人分心的瑣事,使他們對周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失去了感知,滋生了一種逆來順受和默許的文化。要挑戰這種現狀,就必須認識到現代馬戲團的本質,培養對其在延續社會控制中的作用的批判意識。只有這樣,個人才能重新獲得自主權,要求當權者承擔責任,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會。

界面文化:有學者將時下熱門的《三體》的“黑暗森林”體系與霍布斯的《利維坦》聯系在一起,你認為有合理性嗎?

Netflix版《三體》海報

徐賁:在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中,自然狀態的概念是理解沒有政府或社會結構的人類行為的核心。霍布斯將這種狀態描述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生活“孤獨、貧窮、下流、野蠻、短暫”。霍布斯認為,在這種狀態下,個人受自我利益和自我保護欲望的驅使,導致沖突和不安全感長期存在。

劉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論則似乎是在探討宇宙社會學的觀點,提出宇宙文明為了生存而采取隱蔽和侵略的政策。在這種觀點中,宇宙被比作一片黑暗森林,任何文明如果公開自己的存在,就有可能成為其他更先進文明的毀滅目標。這就導致了一種沉默和先發制人的戰略,以消除潛在的威脅。它們的區別在于,霍布斯的戰爭狀態源于缺乏最高權威和人性固有的自私,而“黑暗森林”理論則源于宇宙的浩瀚和不可預測性,以及其他文明的未知意圖。

03 許多當代人已經脫離了內在的自我

界面文化:從對幸福的理解可以延展至內心的話題,講演錄中帕斯卡爾的一節提到了“脆弱的理智與內心的力量”,尤其著重強調了用內心而不是理智知道的重要性,而很多當代人已經失掉了這點還不知道,這是一個典型問題嗎? 

徐賁:科學和技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創新,但同時也孕育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往往將理智置于直覺之上,將邏輯置于情感之上,將可量化的指標置于定性的經驗之上。這種對理性的過分強調導致了對情感、直覺和主觀體驗的貶低,使它們淪為非理性或迷信的范疇。許多當代人已經脫離了內在的自我,完全依賴外部的驗證和權威來指導他們的信仰和決策。他們失去了聆聽內心低語所產生的深層智慧和洞察力。仍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無法得到理性的解釋,如意識的本質、生命的意義和神性的存在。帕斯卡爾挑戰我們要認識到求知過程中固有的謙卑,承認人類生存條件固有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

此外,帕斯卡爾對“心的力量”的強調,突出了直覺、同理心和情商在指導我們理解世界和與他人互動方面的重要性。心代表著更深層次的智慧和洞察力,能夠領悟超越理性局限的真理。在這個兩極分化、沖突和分裂日益加劇的世界里,培養傾聽內心智慧的能力可以促進個人和社區之間更多的同情、理解和聯系。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文化:附錄部分提到,精英的啟蒙與普通生活存在著巨大差距、啟蒙主義在現當代的受挫等,這對我們有怎樣的啟示?

徐賁:精英啟蒙與普通人生活之間的差距,導致啟蒙往往因普遍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推進而受挫。這種差距的核心在于中國動蕩的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君王統治時期、外國勢力入侵時期和意識形態動蕩時期。中國的精英階層往往出身文化家庭,受益于教育和文化資源,通過全球化和國際交流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思潮。然而,大多數普通中國公民仍然面臨著社會經濟制約、受教育機會有限、信息流動和不同觀點等問題。

懷疑論和虛無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興起,部分原因在于傳統信仰體系和道德價值觀在快速城市化、消費主義和社會動蕩中受到侵蝕。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新的意識形態又無法填補空白,個人可能會感到在一片不確定的海洋中漂泊,從而產生虛無主義和生存絕望感。懷疑論和虛無主義的興起反映了當代中國更廣泛的意義和目標危機,因為個人正在努力應對現代性的復雜性,并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尋求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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