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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貿易保護主義何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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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貿易保護主義何時了?

歐美一些官員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是用來打壓中國經濟的一項政治工具,藏在這種誹謗背后的是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最終可能損害各國的共同利益。

來源:人民視覺

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辛圓

今年以來,歐美國家一些官員頻繁炒作所謂的中國新能源領域“產能過剩”論,稱這將給歐美相關產業帶來毀滅性的影響。中外學者指出,歐美國家如此炒作,只是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借口,限制中國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的出口,只會造成多輸的局面。

去年9月,歐盟委員會以所謂的高額補貼和損害威脅為由對中國載人電動汽車啟動反補貼調查,如果調查結果成立,將對來自中國的電動汽車征收高額關稅。今年以來訪華的美國官員,如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也就所謂的中國新能源領域產能過剩扭曲了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向中方表達關切。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新能源產品之所以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主要是因為相關產業布局較早,通過長期研發投入形成了領先的技術優勢,同時依托國內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超大規模市場,豐富的人力資源等,形成了綜合性的競爭優勢。正如李強總理指出的,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優勢是靠真本事獲得的,是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塑造的,而不是靠政府補貼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馬偉對界面新聞表示,美國炒作中國工業制造品“產能過剩”的背后,真正擔憂的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等行業依靠持續的技術創新、完善的產業鏈體系和充分的市場競爭快速發展,產品在全球市場廣受歡迎,正加速出口到歐美,對電動化轉型相對遲緩的美歐車企產生了較強沖擊。

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貝利(David Bailey)也表示了類似觀點。他說,相比中國政府、汽車企業和電池制造商全力投入電動汽車,歐洲汽車生產商在開發柴油機以降低尾氣排放上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歐美一些官員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是用來打壓中國經濟的一項政治工具,藏在這種誹謗背后的是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最終可能損害各國的共同利益。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執行院長郭凱本周在CF40舉辦的宏觀政策季度報告發布會上指出,他并不認同美國對產能過剩的定義及其所列舉的問題。

他舉例說,美國學者稱,因為“中國沖擊”,美國制造業丟掉了200萬個工作崗位。但實際上,制造業就業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多個因素,自動化和生產率的提高是導致制造業就業下降的關鍵因素,而與中國貿易的關系只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全球范圍內,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制造業就業都在下降,這主要歸因于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另外,即使沒有中國的競爭,低端制造業也不會留在美國,而是會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因此,將制造業就業下降歸咎于中國是不合理的。

馬偉表示,美國抹黑中國“產能過剩”的根本目的是為其保護主義找借口。與歐洲一樣,美國面臨的問題是新能源企業的效率不如中國企業,而不是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美國炒作“產能過剩”,濫施貿易關稅壁壘,不僅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貿易規則,而且可能會嚴重擾亂全球供應鏈,最終損害的是美國以及全球其他國家消費者的利益。

事實上,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都在電動汽車領域實施強力的補貼政策。比如,據德國經濟部測算,自2016年至2023年,該部門總共為約210萬輛電動汽車支付了約100億歐元的補貼,極大地推進了德國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2023年1月,美國正式實施《通脹削減法案》,擬通過包含3690億美元減稅補貼在內的激勵措施推動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技術在美國本土的生產和應用。

中外學者還指出,歐美所指中國“產能過剩”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涉及到國際關系和政治格局的議題。

郭凱指出,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超過10%,地位舉足輕重。過去兩年,以美元計算,中國制造業順差每年高達1.8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和新冠疫情前相比翻了一倍。中國取得巨大順差的同時,意味著其他國家的逆差。

“別人對中國制造業高度擔心,因為你制造業規模這么大,你還對別人有這么大的順差,而且你基本上對全球所有的國家都有順差,這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這不是經濟問題,這是政治問題。”郭凱說。

此外,他提到,在美國,政客們往往利用“中國沖擊波”、“產能過剩”問題作為選舉籌碼。今年恰逢美國大選年,觀察現任總統約瑟夫·拜登的言論,可以發現他針對特定產業的表態頗有意思。在密歇根州,拜登聲稱將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采取高關稅措施;在賓夕法尼亞州,他又提出對中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高額關稅。盡管中國尚未向美國出口一輛電動汽車,對美鋼鐵的出口量也微乎其微,但這些議題仍被用作選舉籌碼。這些州的特定產業對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而拜登需要借此爭取選民支持。

現居伊利諾伊州帕爾米拉農村的蒂莫西·休森(Timothy Huson)是一名已退休的哲學教授,他對界面新聞說:“現在拜登在民調中落后,白宮必須做點事情讓選民覺得他們在為美國爭取更多的海外利益,比如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但‘產能過剩’話題確實沒有實質的內容。在我看來,任何國家都可以自由生產自己想要的商品,并自行承擔后果。其他國家無權干涉,如果美國不喜歡中國的產品,大可以提高關稅,減少貿易。”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格諾·瓦格納(Gernot Wagner)也表示,政客們大談引入電動汽車關稅,可能會為選舉創造有利條件。從公共財政的角度來看,關稅可能更受政客們的青睞,因為會為政府帶來更多收入。但在減碳的大趨勢下,征收懲罰性關稅推高電動汽車價格,只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

貝利建議,歐洲應該學習美國,推出更積極的一攬子措施來支持汽車工業更快地實現轉型。同時,鼓勵更具成本效益的中國企業來歐洲投資,正如美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多年前所做的那樣。

今年以來,雖然全球電動汽車銷量有所放緩,但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延續產銷兩旺的景氣格局。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1-3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完成211.5萬輛和209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8.2%和31.8%,市場占有率達到31.1%。

“太陽能光伏和電動汽車等新能源行業正在經歷‘難產’陣痛期,并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會笑到最后,即使是最終贏家也會重復‘大規模投資-產能過剩’的循環。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增長模式將有利于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瓦格納對界面新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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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貿易保護主義何時了?

歐美一些官員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是用來打壓中國經濟的一項政治工具,藏在這種誹謗背后的是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最終可能損害各國的共同利益。

來源:人民視覺

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辛圓

今年以來,歐美國家一些官員頻繁炒作所謂的中國新能源領域“產能過剩”論,稱這將給歐美相關產業帶來毀滅性的影響。中外學者指出,歐美國家如此炒作,只是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借口,限制中國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的出口,只會造成多輸的局面。

去年9月,歐盟委員會以所謂的高額補貼和損害威脅為由對中國載人電動汽車啟動反補貼調查,如果調查結果成立,將對來自中國的電動汽車征收高額關稅。今年以來訪華的美國官員,如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也就所謂的中國新能源領域產能過剩扭曲了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向中方表達關切。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新能源產品之所以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主要是因為相關產業布局較早,通過長期研發投入形成了領先的技術優勢,同時依托國內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超大規模市場,豐富的人力資源等,形成了綜合性的競爭優勢。正如李強總理指出的,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優勢是靠真本事獲得的,是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塑造的,而不是靠政府補貼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馬偉對界面新聞表示,美國炒作中國工業制造品“產能過剩”的背后,真正擔憂的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等行業依靠持續的技術創新、完善的產業鏈體系和充分的市場競爭快速發展,產品在全球市場廣受歡迎,正加速出口到歐美,對電動化轉型相對遲緩的美歐車企產生了較強沖擊。

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教授大衛·貝利(David Bailey)也表示了類似觀點。他說,相比中國政府、汽車企業和電池制造商全力投入電動汽車,歐洲汽車生產商在開發柴油機以降低尾氣排放上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歐美一些官員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是用來打壓中國經濟的一項政治工具,藏在這種誹謗背后的是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最終可能損害各國的共同利益。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執行院長郭凱本周在CF40舉辦的宏觀政策季度報告發布會上指出,他并不認同美國對產能過剩的定義及其所列舉的問題。

他舉例說,美國學者稱,因為“中國沖擊”,美國制造業丟掉了200萬個工作崗位。但實際上,制造業就業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多個因素,自動化和生產率的提高是導致制造業就業下降的關鍵因素,而與中國貿易的關系只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全球范圍內,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制造業就業都在下降,這主要歸因于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另外,即使沒有中國的競爭,低端制造業也不會留在美國,而是會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因此,將制造業就業下降歸咎于中國是不合理的。

馬偉表示,美國抹黑中國“產能過剩”的根本目的是為其保護主義找借口。與歐洲一樣,美國面臨的問題是新能源企業的效率不如中國企業,而不是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美國炒作“產能過剩”,濫施貿易關稅壁壘,不僅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貿易規則,而且可能會嚴重擾亂全球供應鏈,最終損害的是美國以及全球其他國家消費者的利益。

事實上,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都在電動汽車領域實施強力的補貼政策。比如,據德國經濟部測算,自2016年至2023年,該部門總共為約210萬輛電動汽車支付了約100億歐元的補貼,極大地推進了德國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2023年1月,美國正式實施《通脹削減法案》,擬通過包含3690億美元減稅補貼在內的激勵措施推動電動汽車和其他綠色技術在美國本土的生產和應用。

中外學者還指出,歐美所指中國“產能過剩”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涉及到國際關系和政治格局的議題。

郭凱指出,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超過10%,地位舉足輕重。過去兩年,以美元計算,中國制造業順差每年高達1.8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和新冠疫情前相比翻了一倍。中國取得巨大順差的同時,意味著其他國家的逆差。

“別人對中國制造業高度擔心,因為你制造業規模這么大,你還對別人有這么大的順差,而且你基本上對全球所有的國家都有順差,這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這不是經濟問題,這是政治問題。”郭凱說。

此外,他提到,在美國,政客們往往利用“中國沖擊波”、“產能過剩”問題作為選舉籌碼。今年恰逢美國大選年,觀察現任總統約瑟夫·拜登的言論,可以發現他針對特定產業的表態頗有意思。在密歇根州,拜登聲稱將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采取高關稅措施;在賓夕法尼亞州,他又提出對中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高額關稅。盡管中國尚未向美國出口一輛電動汽車,對美鋼鐵的出口量也微乎其微,但這些議題仍被用作選舉籌碼。這些州的特定產業對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而拜登需要借此爭取選民支持。

現居伊利諾伊州帕爾米拉農村的蒂莫西·休森(Timothy Huson)是一名已退休的哲學教授,他對界面新聞說:“現在拜登在民調中落后,白宮必須做點事情讓選民覺得他們在為美國爭取更多的海外利益,比如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但‘產能過剩’話題確實沒有實質的內容。在我看來,任何國家都可以自由生產自己想要的商品,并自行承擔后果。其他國家無權干涉,如果美國不喜歡中國的產品,大可以提高關稅,減少貿易。”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格諾·瓦格納(Gernot Wagner)也表示,政客們大談引入電動汽車關稅,可能會為選舉創造有利條件。從公共財政的角度來看,關稅可能更受政客們的青睞,因為會為政府帶來更多收入。但在減碳的大趨勢下,征收懲罰性關稅推高電動汽車價格,只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

貝利建議,歐洲應該學習美國,推出更積極的一攬子措施來支持汽車工業更快地實現轉型。同時,鼓勵更具成本效益的中國企業來歐洲投資,正如美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多年前所做的那樣。

今年以來,雖然全球電動汽車銷量有所放緩,但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延續產銷兩旺的景氣格局。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1-3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完成211.5萬輛和209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8.2%和31.8%,市場占有率達到31.1%。

“太陽能光伏和電動汽車等新能源行業正在經歷‘難產’陣痛期,并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會笑到最后,即使是最終贏家也會重復‘大規模投資-產能過剩’的循環。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增長模式將有利于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瓦格納對界面新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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