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執行院長郭凱近日表示，歐美等國所指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國際關系和政治格局的復雜議題。

4月22日，郭凱在CF40舉辦的宏觀政策季度報告發布會上指出，他并不認同美國對產能過剩的定義及其所列舉的問題。他曾經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比如，美國學者稱，因為“中國沖擊”，美國制造業丟掉了200萬個工作崗位。郭凱說，制造業就業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多個因素，自動化和生產率的提高是導致制造業就業下降的關鍵因素，而與中國貿易的關系只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全球范圍內，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制造業就業都在下降，這主要歸因于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另外，即使沒有中國的競爭，低端制造業也不會留在美國，而是會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因此，將制造業就業下降歸咎于中國是不合理的。

郭凱指出，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超過10%，地位舉足輕重。過去兩年，以美元計算，中國制造業順差每年高達1.8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和新冠疫情前相比翻了一倍。中國取得巨大順差的同時，意味著其他國家的逆差，而鑒于制造業對各國的重要性，產能過剩問題便顯得尤為突出。

“我們中國是用一種火箭速度在增長，我們制造業順差在過去這些年，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一下升到全球GDP比重的2%，這是美國在戰后制造業順差占全球GDP比重的水平?！彼f。

他提到，回顧歷史，日本和德國在其鼎盛時期，制造業順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也未超過1%。美國在二戰結束時制造業順差占全球GDP的比重達到2%，但隨后就下降至0.5%，再后來基本就是逆差狀態。

“別人對中國制造業高度擔心，因為你制造業規模這么大，你還對別人有這么大的順差，而且你基本上對全球所有的國家都有順差，這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這不是經濟問題，這是政治問題?！惫鶆P說。

他指出，在美國，政客們往往利用“中國沖擊波”、產能過剩問題作為選舉籌碼。今年恰逢美國大選年，觀察現任總統約瑟夫·拜登的言論，可以發現他針對特定產業的表態頗有意思。在密歇根州，他聲稱將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采取高關稅措施；在賓夕法尼亞州，他又提出對中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高額關稅。盡管中國尚未向美國出口一輛電動汽車，對美鋼鐵的出口量也微乎其微，但這些議題仍被用作選舉籌碼。原因在于，這些州的特定產業對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而拜登需要借此爭取選民支持。

“作為政治家，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必須得面對這樣的認知現實，否則他們沒法贏得選舉?！惫鶆P說。

他強調，在理解美國的這種敘事與政治動機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其正確與否，這種社會認知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雖然中國加入WTO對美國某些人群確實產生了影響，但獲益的人群遠多于受損人群。然而，由于受損人群相對集中，他們的聲音往往更加響亮和直接，導致了一種觀感上的不對稱性。相比之下，獲益人群分散在各個領域和行業，難以形成統一的聲音。因此，在選舉等政治場合中，受損人群的觀點更容易被放大和強調。

回到中國國內來看，郭凱表示，近年來，由于房地產行業的調整，中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制造業投資。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不僅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有力支撐，也帶來了產能的迅速擴張和出口的增長。然而，這種快速增長也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對于產能過剩問題，郭凱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建議。首先，增加內需是緩解產能過剩的重要途徑。通過擴大國內市場，提高消費水平，可以有效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同時也有利于分散出口風險。

其次，調整產能輸出方式也是必要的。中國可以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推動產能合作和共享，實現互利共贏。同時，還可以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增強國際競爭力。

此外，郭凱還強調了政策協調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各國應該加強溝通與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制造業的挑戰。通過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可以促進全球制造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