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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安全管理丑聞持續發酵,多年來監管只是“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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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安全管理丑聞持續發酵,多年來監管只是“擺設”

波音內部有1000多名工程師被授權作為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代表進行獨立監督,但他們的工作往往受到波音的干擾。

2024年1月23日,美國波特蘭,阿拉斯加航空公司N704AL 737 Max 9型飛機停在維修機庫。來源:人民視覺

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美國航空業巨頭波音接連被曝出安全生產弊病,政府監管機構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可靠性也持續受到質疑。國會可能會在今年晚些時候制定單獨的航空安全立法。

迄今為止,至少已有10名波音“吹哨人”站出來指證前雇主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不少人還遭到事后報復,甚至有一名前安全質量管理經理在出庭作證之前離奇死亡。

根據航空航天專業雇員協會的公開聲明,2022年,兩名波音安全工程師在監督777和787機型的電路安裝時,依據FAA的適航批準指導,堅持要求重新評估工程計算,但遭到管理人員強烈反對,理由是那樣做會耗費資金并導致生產延遲。

經過六個月的拉鋸,最終在協會的介入下,波音不得不重新分析工程計算。然而到了2023年年中,這兩名工程師的主管對他們的工作表現評定為“負面”,導致他們的薪水和晉升都受到影響,甚至面臨被裁的風險。其后一名工程師辭職,另一名則在內部匯報系統中對雇主的報復行為進行投訴。而波音的反饋是,他所反映的“報復”不符合法律定義,因此不予受理,并拒絕調整考核結果。

按照更新的法律規定,波音內部有1000多名工程師被授權作為FAA的代表進行獨立監督,管理層不得出于成本和制造進度的理由干擾其工作。對于該工程師提出的指控,FAA要求波音進行監測、報告和調查,并向FAA提交結果。

波音向FAA提交的報告結論是,工程師的監督工作沒有受到影響。航空航天專業雇員協會已于2024年4月18日向全美勞工關系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查看該報告。波音則回應正“評估相關要求”,相關文件是內部保密文件,一般不向第三方提供。FAA委托的一個獨立小組于今年2月發布報告,證實波音安全管理系統在不同層級的員工中造成混亂。一些前雇員認為這樣的報告來得太遲。

盡管大小事故不斷上演,但作為美國最大的出口商之一的波音總能輕松通過監管和審查。與此同時,公眾也不斷質疑FAA對這家公司的監管過于寬松,默許后者“自檢自查”。早在2008年9月,波音就發現777客機上安裝的緊固件不符合FAA安全標準,但直到兩年后才徹底解決問題。

2018年和2019年,兩架737 Max分別在埃塞俄比亞和印度尼西亞墜毀導致346人罹難。該機型于2017年3月通過FAA的審定,隨即投入商業運營。2020年的國會調查結論顯示,技術設計缺陷、對飛行員反應的錯誤假設,以及波音和FAA的管理失誤,是導致上述兩起空難的原因。

參眾兩院于是在2020年12月制定《航空器審定、安全和責任法》,其中就包括要求FAA改變將安全監督委托給波音的做法。同時FAA也承諾將嚴格監控波音飛機的質量。但批評者指出,3年多過去了,相關改革的執行效果微乎其微。

上周,參議院罕見針對波音的生產和管理問題同時召開兩場聽證會。前述兩起空難的遇難者家屬、波音和FAA的前雇員等悉數到場。議員們擔心,作為負責民用航空管理的聯邦交通部下屬機構,FAA在解決波音安全文化和質量控制流程方面做得還不夠。

航空安全基金會執行董事、前波音公司經理Ed Pierson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過去10年里FAA的標準一直在下降,似乎忘了自己的首要職責是保護公眾安全,聯邦交通部也沒有充分參與對FAA的監督。聽證會過后,多名參議員表態要針對FAA官員召開聽證會,以調查其監督能力,并繼續填補權力漏洞。

多名波音和FAA的前雇員指出,波音在1997年與麥道合并時就埋下了禍根,后者因其削減成本和偷工減料的做法而臭名昭著。麥道前首席執行官(CEO)Harry Stonecipher于2003年擔任波音CEO,他在任期間輕視工程專業知識,打壓經驗豐富的員工,并授權管理人員大力削減成本,將盈利能力和股價凌駕于乘客安全之上。

與此同時,在行業說客的影響下,多年來FAA采取“委托監管”做法。他們相信這些大型企業比政府更了解自身業務,永遠不會因為擔心聲譽受損而制造劣質飛機。在2018年737 Max空難發生之前,波音的大部分監管工作都是內部部門進行的。

非政府組織“響應性政治中心”的報告顯示,在過去5年中,波音為游說國會和聯邦機構至少投入了6700萬美元,過去10年,波音的企業政治行動委員會還向聯邦選舉活動砸了2500多萬美元。

與其他大企業一樣,波音和聯邦政府高層之間長期存在一扇“旋轉門”。當年波音與麥道合并,美國政府持鼓勵態度,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樓希望承包商之間進行更多的整合。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任命波音高管帕特里克·沙納漢為國防部長,但后者很快因涉嫌利用其職權為前雇主進行宣傳而離開五角大樓。不久之后,波音又任命特朗普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妮基·黑莉為董事會成員。

《禿鷹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格蕾斯·布萊克利指出,問題的解決在于如何做決策,以及明確為誰的利益服務。唯一的辦法是讓普通人參與決策,而不僅僅是官僚和貪婪的高管。如果勇敢的波音“吹哨人”在內部擁有更大權力,737 Max的研發結果將會大不相同。

一個月前,波音首席執行官戴夫·卡爾霍恩宣布在2024年年底辭去CEO職務。他是波音過去28年里第5任CEO。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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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安全管理丑聞持續發酵,多年來監管只是“擺設”

波音內部有1000多名工程師被授權作為聯邦航空管理局的代表進行獨立監督,但他們的工作往往受到波音的干擾。

2024年1月23日,美國波特蘭,阿拉斯加航空公司N704AL 737 Max 9型飛機停在維修機庫。來源:人民視覺

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美國航空業巨頭波音接連被曝出安全生產弊病,政府監管機構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可靠性也持續受到質疑。國會可能會在今年晚些時候制定單獨的航空安全立法。

迄今為止,至少已有10名波音“吹哨人”站出來指證前雇主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不少人還遭到事后報復,甚至有一名前安全質量管理經理在出庭作證之前離奇死亡。

根據航空航天專業雇員協會的公開聲明,2022年,兩名波音安全工程師在監督777和787機型的電路安裝時,依據FAA的適航批準指導,堅持要求重新評估工程計算,但遭到管理人員強烈反對,理由是那樣做會耗費資金并導致生產延遲。

經過六個月的拉鋸,最終在協會的介入下,波音不得不重新分析工程計算。然而到了2023年年中,這兩名工程師的主管對他們的工作表現評定為“負面”,導致他們的薪水和晉升都受到影響,甚至面臨被裁的風險。其后一名工程師辭職,另一名則在內部匯報系統中對雇主的報復行為進行投訴。而波音的反饋是,他所反映的“報復”不符合法律定義,因此不予受理,并拒絕調整考核結果。

按照更新的法律規定,波音內部有1000多名工程師被授權作為FAA的代表進行獨立監督,管理層不得出于成本和制造進度的理由干擾其工作。對于該工程師提出的指控,FAA要求波音進行監測、報告和調查,并向FAA提交結果。

波音向FAA提交的報告結論是,工程師的監督工作沒有受到影響。航空航天專業雇員協會已于2024年4月18日向全美勞工關系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查看該報告。波音則回應正“評估相關要求”,相關文件是內部保密文件,一般不向第三方提供。FAA委托的一個獨立小組于今年2月發布報告,證實波音安全管理系統在不同層級的員工中造成混亂。一些前雇員認為這樣的報告來得太遲。

盡管大小事故不斷上演,但作為美國最大的出口商之一的波音總能輕松通過監管和審查。與此同時,公眾也不斷質疑FAA對這家公司的監管過于寬松,默許后者“自檢自查”。早在2008年9月,波音就發現777客機上安裝的緊固件不符合FAA安全標準,但直到兩年后才徹底解決問題。

2018年和2019年,兩架737 Max分別在埃塞俄比亞和印度尼西亞墜毀導致346人罹難。該機型于2017年3月通過FAA的審定,隨即投入商業運營。2020年的國會調查結論顯示,技術設計缺陷、對飛行員反應的錯誤假設,以及波音和FAA的管理失誤,是導致上述兩起空難的原因。

參眾兩院于是在2020年12月制定《航空器審定、安全和責任法》,其中就包括要求FAA改變將安全監督委托給波音的做法。同時FAA也承諾將嚴格監控波音飛機的質量。但批評者指出,3年多過去了,相關改革的執行效果微乎其微。

上周,參議院罕見針對波音的生產和管理問題同時召開兩場聽證會。前述兩起空難的遇難者家屬、波音和FAA的前雇員等悉數到場。議員們擔心,作為負責民用航空管理的聯邦交通部下屬機構,FAA在解決波音安全文化和質量控制流程方面做得還不夠。

航空安全基金會執行董事、前波音公司經理Ed Pierson近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過去10年里FAA的標準一直在下降,似乎忘了自己的首要職責是保護公眾安全,聯邦交通部也沒有充分參與對FAA的監督。聽證會過后,多名參議員表態要針對FAA官員召開聽證會,以調查其監督能力,并繼續填補權力漏洞。

多名波音和FAA的前雇員指出,波音在1997年與麥道合并時就埋下了禍根,后者因其削減成本和偷工減料的做法而臭名昭著。麥道前首席執行官(CEO)Harry Stonecipher于2003年擔任波音CEO,他在任期間輕視工程專業知識,打壓經驗豐富的員工,并授權管理人員大力削減成本,將盈利能力和股價凌駕于乘客安全之上。

與此同時,在行業說客的影響下,多年來FAA采取“委托監管”做法。他們相信這些大型企業比政府更了解自身業務,永遠不會因為擔心聲譽受損而制造劣質飛機。在2018年737 Max空難發生之前,波音的大部分監管工作都是內部部門進行的。

非政府組織“響應性政治中心”的報告顯示,在過去5年中,波音為游說國會和聯邦機構至少投入了6700萬美元,過去10年,波音的企業政治行動委員會還向聯邦選舉活動砸了2500多萬美元。

與其他大企業一樣,波音和聯邦政府高層之間長期存在一扇“旋轉門”。當年波音與麥道合并,美國政府持鼓勵態度,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樓希望承包商之間進行更多的整合。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任命波音高管帕特里克·沙納漢為國防部長,但后者很快因涉嫌利用其職權為前雇主進行宣傳而離開五角大樓。不久之后,波音又任命特朗普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妮基·黑莉為董事會成員。

《禿鷹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格蕾斯·布萊克利指出,問題的解決在于如何做決策,以及明確為誰的利益服務。唯一的辦法是讓普通人參與決策,而不僅僅是官僚和貪婪的高管。如果勇敢的波音“吹哨人”在內部擁有更大權力,737 Max的研發結果將會大不相同。

一個月前,波音首席執行官戴夫·卡爾霍恩宣布在2024年年底辭去CEO職務。他是波音過去28年里第5任CEO。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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