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每當有公共事件發生，不難發現，我們的社交媒體中常常充斥著隔閡、沖突甚至暴力。極端言論隨處可見，或許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表達改變不了任何人、任何事。我們常會把輿論場中的觀點極化歸因于信息繭房，隨之歸因于平臺的算法，然而，事實真的這么簡單嗎？

在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政治學與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貝爾的《打破社交媒體棱鏡》一書的序言中，中國傳播學學者劉海龍揭示了更嚴酷的景象：走出信息繭房，接觸對立觀點并不會使一個人的觀點更為溫和理性，相反，會使他更為極端。社交媒體對人最大的異化，并非信息繭房，而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的扭曲。極端可以使人擁有歸屬感、被認同感，甚至地位與收入，對自我與其他用戶群體的感知由此扭曲、變形，即本書所說的“棱鏡”。

極端化根植于人性，歸根結底，也只有每一個個體對“棱鏡”的反思才可能解決問題。這個事實不免讓人沮喪，畢竟社交媒體早已如此深刻、自然、天經地義地融入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沒人能放下手機，所有極端的撕裂或許都是代價。

撰文 | 劉海龍

設想這么一個情景。某天你上網，發現微信群里有人正在發表讓你覺得荒唐至極的暴論，你頓感腎上腺素上升，忍不住寫了一大段話駁斥他。就這樣，你們兩個一來一往，爭吵起來，更多人加入討論。為了在辯論中獲勝，你開始引用極端的例子和觀點，話趕話，觀點越來越極端。到最后，你發現自己被迫站到了一個自己之前并不太認同的激進立場上，但是因為群里都是熟人，認輸很丟面子，最后還得自己死扛。

當然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扮演的是另一種角色：一看群里有兩派人吵起來，就不敢講話了。我們一邊“吃瓜”一邊慶幸，還好自己沒下場，原來周圍人看法有這么大的分歧，要不然自己準成為被攻擊的靶子，今后再碰到類似問題，說話一定要小心。

上述這兩個場景，相信大家不會陌生。在一些熱點事件中，這樣的故事時有發生。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這幾年在微博、微信、直播間里，人們常常一點就著，爭吵、退群、舉報等激烈沖突發生頻率越來越高。

中國有句老話，叫“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們一直認為能聽到不同意見是件好事，可以幫助我們考慮得更加全面。西方的傳統民主理論也持同樣的看法，所謂好公民（good citizen）就是積極獲取各方信息和觀點，仔細權衡后再做出決策的理性人。這樣的傳統智慧也得到了現代政治學家們的肯定。比如大名鼎鼎的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商談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就是這樣一個規范化的理想民主模式。他認為，公民在理性商談的基礎上達成的共識，才能讓民主不至于成為一個徒具其表的統治工具。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哈貝馬斯的看法。他在包括中國浙江溫嶺的全球多個地點進行過若干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均發現公民在聽取了不同觀點和論據后，會不同程度地修正自己原來的觀點，變得更加溫和與理性。

然而這些規范理論和研究都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制造一個理想的交流環境，需要投入相當的資源。無論是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還是菲什金的“商談民意測驗”（deliberative polling），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均難以大規模實現。更不必提政治和商業集團骨子里其實并不希望公眾過于理性。

在現實中我們更常遭遇的是另一種情況：人們會回避相反的觀點和個體。這似乎更符合經典的認知不協調理論所證明的人類本性。早在20世紀30年代，傳播學先驅、社會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的團隊就發現，持一定黨派立場的選民會選擇性地接觸和理解大眾媒體的信息。也就是說，立場上更接近共和黨的選民有一半以上只接觸共和黨的競選宣傳內容，回避民主黨的內容；傾向于民主黨的選民也類似。這也被稱為“選擇性接觸假說”。選民接觸不到相反的觀點，當然就很難發生顯著的改變；只接觸與自己傾向一致的信息，會讓選民越來越堅定。所以他們得出結論：大眾媒體的主要作用不是改變選民的觀點，而是強化其既有觀點。

人們不僅會回避相反的信息和觀點，社會學家戴安娜·穆茨（Diana Mutz）還發現，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有意回避那些有可能與自己觀點相左的人，盡量不與他們交流政治議題。關于這一點，中國人可能更有體會：不要輕易挑起不愉快的話題，免得傷了和氣。

不過上述兩個結論都是在大眾媒體環境下得出的，在社交媒體時代又會有哪些新變化呢？首先，我們能夠明顯地感受到，線上的觀點沖突要比日常生活中激烈、極端得多，出現了所謂“極化現象”。極化或極端化（polarization）最早指同一個陣營內部出現的社會心理學現象。持相同立場的人在討論中會相互激發，變得越來越激進。比如法國大革命中，革命派就會變得越來越激進，昨天的革命派，今天就可能被認為是保守派。隨著時間推移，極化這個概念的重點漸漸轉向了不同立場相遇后出現的極端化現象。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在全世界范圍內，政治極化現象和民粹主義越來越明顯。這個時間段，正好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重合。于是就有學者提出，數字技術在為個人帶來便利的定制化信息的同時，也使得個體生活在自己營造的“過濾泡”（filter bubbles）中。由于接觸不到對立的信息與觀點，只接觸與自己立場相似的信息，人們就會將己方陣營合理化，將對立陣營妖魔化，變得越來越極端。在這些理論中，中國人最熟悉的就是哈佛法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網絡共和國》（Republic.com）中提出的“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概念。不過在西方社會科學界，使用得更多的是“回聲室”（echo chambers）或者“過濾泡”這兩個概念。這些成果建立起了一個被廣為接受的因果鏈條：互聯網/社交媒體—回聲室—群體極化。

研究者們還發現，大眾媒體也能夠產生回聲室效果。在《回聲室》（Echo Chamber）一書中，凱瑟琳·霍爾·賈米森和約瑟夫·N.卡佩拉（Kathleen Hall Jamieson & Joseph N. Cappella）發現，如果人們長期只接觸保守派的廣播脫口秀節目，回聲室效果和政治極化現象也會產生。因此，回聲室和極化并不是社交媒體的專利，使用什么媒體并不重要，關鍵在于人們的信息渠道接觸是否多樣。

回聲室效果的支持者都有一個未經證明的預設，那就是只要讓人們接觸多樣化的信息，回聲室效果就會消除，就能減少極化。例如桑斯坦就認為，用戶無法選擇傳統大眾媒體的內容，會偶遇各類信息，這就會打破網絡媒體產生的信息繭房。

但是這一“常識”在《打破社交媒體棱鏡》這本書里受到致命挑戰。杜克大學社會學家、“政治極化實驗室”（Polarization Lab）的克里斯·貝爾（Chris Bail）提出了一個貌似天真的問題：如果個體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了對立的觀點，是否真的會有助于他們反思自己的觀點，從而變得不那么極端化？事實是真像桑斯坦說的那樣，具有選擇性的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塑造了人們的政治信念，還是反過來，是因為人們的政治信念導致他們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形成了單一的信息來源？

表面上看，社交媒體和極化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關于我們如何理解極化產生原因的問題：究竟極化是群體交流的必然結果，還是在某個技術條件下才會出現的情境性的結果？

貝爾顛倒了回聲室效果的研究條件，不是去考察社交媒體對極化的促進，而是把人放到一個存在對立觀點的環境中，看他們是否會變得不那么極化。具體的做法就是招募被試，讓他們關注一個與自己政治立場（民主黨或共和黨）相反的推特號。在一個月里，這個號每天轉發24條政治消息（最初幾天只轉發自然圖片，目的是掩蓋真實的研究意圖）。這個研究的特色在于，它不是在實驗室的虛假環境中進行的，而是在不打擾被試日常生活的基礎上進行的實地實驗，避免了所謂“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

比較有趣的是實驗的結果。貝爾發現，用戶在社交媒體的日常使用中接觸到對立觀點后，不但沒有反思、修正自己的觀點，反而讓他們的政治立場變得更加極端。這說明，雖然社交媒體會促進極化，但是并不需要經過回音室效應這個中介變量，哪怕用戶接觸多元信息，仍會產生極化，所以極化的真正原因應該在其他地方。只是簡單地打破回聲室，并不能有效地降低極化現象。于是傳統的極化因果鏈條就被改寫為：社交媒體—極化。

為什么在社交媒體上即使打破回聲室，仍然會導致政治立場極化呢？貝爾提出了一個“棱鏡”的比喻。他認為社交媒體并不是一面如實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一個會扭曲用戶對自我和他人認知的棱鏡。這種扭曲會讓用戶形成錯誤的自我身份認同和虛假政治極化（false polarization），從而變得越來越極端。

首先社交媒體的棱鏡會扭曲用戶的自我身份認同。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認為，個體的身份認同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展演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鏡中我”（looking-glass self）理論。該理論認為，我們從與其他人的互動中，根據他人的反應形成自我。如果自我感覺良好，但是他人不承認，覺得我沒有這么厲害，那么他人的反饋就會使我調整對自我的認知和身份認同，下次我們就會變得稍微謙虛些?！扮R中我”的理論來自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鏡子理論。斯密認為賣家要通過買家的眼睛，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

貝爾在深度訪談中發現，社交媒體起到了用戶監測他人評價自我的作用，用戶會在社交媒體上呈現不同版本的身份認同，然后根據他人的反饋，再修正自己的身份認同。具體來說，用戶在社交媒體上遭遇不同觀點時，反而會強化自己原來的政治身份認同，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會變得更加極端。這就是社交媒體棱鏡的第一重扭曲：它扭曲了用戶對自我的看法。

貝爾重點研究了社交媒體上的兩類群體，一類是立場本來就比較極端的“噴子”（troll），另一類是不太表達自己立場的溫和派。

“網絡噴子”相信大家都見過，就是那種觀點極端、到處挑逗、污言穢語的人，是那些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的人。貝爾發現他的訪談對象中，有些社會邊緣人、鍵盤俠，在現實生活中非常普通，甚至不起眼，但是他們到了網上則變得非常激進好斗，通過社交媒體發泄自己的情緒，引起大家的關注。他們的目的不是表達或者尋求共識，而是制造混亂。他們甚至連自己同一陣營的溫和派也不放過。越是遇到相反的觀點，他們就越會被激發起斗志，變得更極端。同時他們還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同類，相互關注，形成一個小圈子，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相互傳遞虛假信息，變得越來越極端。

這些“噴子”還會產生一個影響——讓極端觀點正?；?。當社交媒體上的表達形成了必須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慣例后，慢慢地，大家也降低了對這些極端言論的敏感度。其實在中國的媒體上，一些貌似理性的表達者，其立場是非常極端的。但是我們慢慢習慣了這些網絡小丑的表演，將政治言論的光譜越拉越長，原本一些溫和的言論現在反而被嘲笑為“理中客”，被極端派攻擊。這樣一些極端言論再與平臺的流量邏輯相結合，就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他們發表觀點不用負責，誰認真誰就輸了。這進一步惡化了網絡環境，使其變成了極化觀點的溫床。

溫和派在看到上述“噴子”的極端言論后還會產生錯誤認知，認為社會的分歧十分巨大并感受到了巨大壓力。甚至有時他們在發言后會遭遇極端“噴子”的攻擊，最后被迫沉默。這會導致溫和派產生虛假政治極化的感知，夸大現實中觀點的分歧與對立程度。這就是社交媒體棱鏡的第二重扭曲：它扭曲了用戶對其他群體的感知。

溫和派越是沉默，極端的聲音就會越發放肆，這種不斷擴散的壓力就形成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這反過來，又強化了虛假政治極化，人們要么變得更加極端，要么變得沉默，形成了極端主義的反饋循環。

社交媒體棱鏡的這兩種普通網民沒有意識到的扭曲會讓人們錯誤地認識自我、錯誤地認識他人，從而讓用戶變得越來越極端。這兩種扭曲讓人聯想起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擬態環境”（pseudo- environment）概念。他認為大眾媒體給我們制造了一個關于現實的錯誤的圖像，誤導了公民頭腦中關于現實的圖像。李普曼所說的圖像是一個由大眾媒體制造的靜態圖像，而貝爾所描述的社交媒體棱鏡對現實的扭曲，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是網民參與、互動后形成的。

貝爾的分析從不疑處發問，十分精彩，但是在解決方案上就顯得差強人意。這本書的英文標題是《打破社交媒體棱鏡：如何減少社交媒體的政治極化》，簡體中文版將副標題改為了更精準的“探尋網絡政治極化的根源”，因為原來的副標題確實沒有兌現其承諾。

貝爾認為要減少社交媒體造成的極化，首先是要在觀念上正確認識社交媒體棱鏡的扭曲效果，因為大部分人會把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意見分歧等同于現實，同時也對自己立場的極化缺乏反思。

其次，他號召溫和派不要因為厭惡沖突和分歧而離開社交媒體，而是應該積極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去中和那些極端的言論，這樣才能營造更反映真實意見分布的網絡意見氣候。

最后，既然造成極化的根源在于自我身份認同，那么只要讓網民在與意見相反的個體交流中去身份化，保持匿名狀態，按道理就可以減少極化。貝爾與合作者開發了一個叫作“DiscussIt”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匿名的用戶會按照隨機分配原則，與另一個持相反觀點的匿名網民進行一對一地討論。他們發現，這會減少由維護自我身份認同造成的極化。

當然這一新型平臺也充滿爭議，因為它擅自改變了我們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大多數普通網民并不是為了和不認識的人討論政治問題或者了解對立觀點而使用社交媒體，進行社交、監測環境、娛樂、建立個人身份認同等才是我們使用社交媒體的動機，如果不對現有平臺的規則進行改造，我們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本書所討論的極化問題。

我們可以注意到，和李普曼的《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一樣，《打破社交媒體棱鏡》也存在分析問題時深刻、解決問題時差強人意的問題。由于擔心平臺權力過于集中或者導致官方審查、威脅言論自由，貝爾基本上沒有從平臺治理和社會治理等宏觀角度來尋找解決方案，而是把希望放在了社交媒體用戶身上，尤其是可憐的溫和派用戶身上。一般而言，通過特定個體的努力解決社會群體和結構性問題，似乎都不現實。

同時，這個研究也沒有考慮政治文化的影響。比如中國網民在遭遇不同意見時，并不一定會由于捍衛自己的身份認同而走向極化，更多的則會觀望現實政治環境和網絡意見氣候后再采取謹慎行動。如果意見氣候與自己一致，他們則可能大膽表達；如果與自己不一致的意見可能占據上風或者自己的觀點可能有政治風險，他們一般就會選擇保持沉默，呈現出“沉默的螺旋”現象。比如在一些熱點事件中，雖然大家會感覺到網上出現“意見撕裂”，但是我們及其他學者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現，大部分時候意見都不是雙峰對峙，而是某個意見占據主導。一旦風向發生變化，之前積極發言的人就不再發言。

當然，沒有完美的研究，我們也不必求全責備，在分析社交媒體與極化的因果關系上，《打破社交媒體棱鏡》提出了非常具有創見和啟發性的觀點。尤其值得學習的是，這本社會科學專著寫得非常通俗易懂，把大量專業性的技術討論放在了附錄中，在正文中大量使用深度訪談材料，描寫了一個個具體網民的生命歷程，讓依賴大數據的計算社會科學也顯得有血有肉，頗具可讀性。所以這本書不僅可以推薦給專業的傳播研究者和學習者作為重要的參考書，同時也可以推薦給每一個社交媒體使用者，它會有助于普通用戶打破社交媒體扭曲現實的棱鏡，成為一個更具有反思性的使用者。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打破社交媒體棱鏡：探尋網絡政治極化的根源》序言部分，有刪節，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