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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2萬的IR去縣城募資,向小鎮貴婦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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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2萬的IR去縣城募資,向小鎮貴婦下手了

我把你當閨蜜,你把我當“錢袋子”。

圖片來源:界面新聞 匡達

文|融中財經

最近“小鎮貴婦”這個詞火到了投資圈。

回家過了個年的某機構IR海藍刷到自己同學的朋友圈,讓她有了向其發起一輪募資的決心和意識。“與其到外面找其他高凈值,鐵磁兒的閨蜜才是妥妥的最具信賴感的LP呀!家族企業上班,手握3套全款房產,存款百萬級,除了旅游、購物和養娃,日常消費就是買玉鐲、買翡翠,無限額投資黃金、股票和基金。消費力投資力十足。”

縣城,一度是“小鎮做題家”的逃離場所,這兩年隨著越來越多千億母基金以及獨角獸、上市企業現身小縣城,很多PE/VC也是前仆后繼往縣城跑,找錢找項目,加上一些消費品牌如喜茶、星巴克、瑞幸等更是紛紛下沉,一條街上三步一回頭店鋪一個接一個。隨著“小鎮貴婦”火出圈,大家也都意識到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縣城人的“財力”早已超越了城市。

01 奔放愛自由的縣城90后,開始做資產配置

小鎮的財力真的是超乎想象。曾經一位24歲的徐州農村女孩,拿出超過4500萬溢價認購了某上市公司定增。后來調查發現,女孩父親是當地知名民營企業總經理。參與定增的4500萬元也只是一筆正常的家庭投資。以當時的股價估算,這筆投資浮盈超過2600萬元。去年還有一位年僅18歲的少年耗資近3000萬元認購了某公司267多萬股股票也引發熱議。

有媒體統計過A股增發情況更是出人意料,除了傳統的公私募機構投資者外,自然人參與認購的熱情不低,其中80后是主力軍,甚至不乏90后95后豪擲千萬甚至上億元參與認購。事實上一大波90后早已集體涌入投資領域,逐漸在資本市場嶄露頭角。

這些8090已經見證了一輪股災,對波動性有了一定認知,部分00后也甚至已經有符合開設證券賬戶的標準,可以參與到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投資活動中。當二級市場在震蕩時,不少個人投資者就會切換賽道,參與到定增、一級以及一級半市場,有時還會出現自然人和機構拼著買的情況。

“無論是小鎮貴婦還是小鎮青年,他們身上有個共同的標簽就是‘有錢、有閑’且還會利用“錢生錢”。他們的理財觀念在變化,也更愿意去做分散的資產配置。因為比起大多數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壓力更小,不少還都是在一線大廠打拼過后回流老家的人,都有一個“財務自由”的夢。海藍以自己的小姐妹為例,前段時間和她出去吃飯。老公是其高中同學,算是一個“廠二代”,家族企業(五金產品),家庭條件優渥,上海985畢業后回了老家縣城。過去,他們傾向于購買貨幣基金和指數型基金,現在樓市、基金、股市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去年虧了一半,今年也在想看機會投點別的。

再看另一份數據,在2021胡潤發布的U30中國創業領袖榜單上,入選的創業領袖平均年齡28歲。其中1993年出生的連宗盛就是掌管10億創投母基金的潮汕90后創二代。來自一個潮汕商人家族。資料顯示,壹盛創投的實控人和總經理是連宗盛,名下另一家公司——深圳市中通盛元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則是深創投軍民融合基金的主要LP之一。

如果撇開這些散落在民間縣城的富家子弟,那么這些偏遠小城鎮上,還在不斷誕生新一代獨角獸,批量生產一批新富豪。像江西東部的大山內,常住人口不到10萬人的山區小縣城資溪,全縣經濟規模GDP總量連年處于全省最低位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里誕生了百萬富翁4000多戶,千萬富翁100多戶,億萬富翁20多戶,典型如鮑師傅創始人鮑才勝。

在經濟學家眼中,以縣際競爭為代表的地區競爭,是經濟奇跡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中國小縣城一度引領時代發展潮流,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層出不窮。如今,中國2800多個縣城,占了全國90%以上國土面積,承載了60%以上戶籍人口,創造了40%左右的GDP。時光輪轉,縣城重回高光時刻。

02 “這年頭政府基金的錢好找,配資才難”

今天募資市場上,誰最有錢,那一定是政府國資系基金排第一,上市公司產業基金排第二。但募政府的錢返投壓力大,募上市公司的錢,決策流程復雜。

“有些國資LP和大爺一樣,基金條款看完之后令人發指。”某機構募資負責人朱海鋒忍不住對記者吐槽。去年6月聯系了一家醫療上市公司,難得聯系上,合伙人也很重視,立馬安排了人配合。里里外外把這家公司研究了一遍,過往的出資、直投項目,寫了好幾十頁的研報,然后結合我們的投資做了幾十頁PPT準備去給這家上市公司做匯報。光這些準備就花了近1個月。前前后后修改PPT、匯報,到年底都沒能拿下這家上市公司。長期募不到錢,拿微薄底薪的朱海鋒也沒力氣搞了,過完年就離職了。

IR也好合伙人也好,找LP募資都是個系統工程。事實上從數據上更能感受到市場寒氣。

2023年全球私募股權市場募資金額同比減少15.8%,全球風險投資市場募資同比減少38.4%,全球PE/VC都在遭遇金融危機以來最艱難的募資困境。根據私募股權媒體機構Buyouts數據,目前私募機構籌資的平均時間已經延長到了13.4個月,創下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長時間紀錄。2024年一開年,市場甚至開始出現GP賣身GP的案例,國內頂流VC/PE更是開始抱團當LP,投向產業資本。

政府引導基金因返投要求通常被視為“帶著枷鎖的錢”,而在市場逐漸成熟的趨勢下,越來越多引導基金通過修訂管理辦法降低返投金額、擴大返投認定范圍、靈活確定返投計入方式等方法,降低返投對子基金的影響。即使如此,GP們在拿錢的時候仍有諸多顧忌。

朱海鋒表示,“政府基金往往肩負著更大的地方招商引資任務,對子基金的出資訴求會有不同。如果LP中同時出現兩個地方引導基金,在基金注冊問題上就會產生矛盾。畢竟各地都有不同的返投要求,如何權衡兩方要求,提高返投效率是GP要考慮的問題。而且一般地方產業母基金對GP子基金的出資比例在10%-30%,即使能到50%,我們再去找其他資金的時候也很難。在GP所承擔的招商引資責任上內卷也是體現的淋淋盡致。”

過去一年,政府基金對GP如何實現返投、滿足自身招商需求是極為嚴苛的,尤其是在基金募資時對于擬投項目的落地不再泛泛而談,而是具體到對稅收產生節點、當地投資規模的具體測算。“以前一個普通企業主要考察成本、地段、行政效率等,選址可能在附近看看就能定下,現在企業可以在一天之內收到幾十個邀約,在返稅、教育、配資、訂單、戶口等方方面面可以對比增值條件,加劇PK。”

03 個人LP重回牌桌,村里都是有錢人

從2016年開始,LP機構化幾乎成為中國股權投資市場的共識。可是這兩年,不管是玩摜蛋還是打德撲“IR重回個人LP酒桌”幾乎是不得不面對的新現實。就連高盛,都把個人理財業務出售重新將目光聚焦在了服務超高凈值客戶身上。

此前博將資本在其遞交的招股書中就有一條信息就是關于個人LP的。從2016年首只股權投資基金備案完成起,共1480名基金出資人,其中約99.5%為個人LP,2020年-2022年,個人LP復投金額分別占博將資本各年融資金額的43.6%、48.1%與69.2%。相比眾多境內VC/PE聚焦機構投資者LP募資,博將真真是不走尋常路。

一直以來,中腰部PE/VC在大機構LP面前本就缺少吸引力,所以對于像高凈值個人或者部分家辦、民企老板類LP來說,訴求一般十分明確,就是未來的業績回報。只要業績足夠硬,策略可持續,其他都可以商量,算是扶持中腰部投資機構成長的重要勢力。很多個人LP在2015-2017年一級市場最鼎盛時候入局。

不過這類LP的持續出資能力和資金體量相對有限,很容易受經濟大環境變化而影響投資節奏。這兩年基金陸續到期,不少高凈值發現自己的投資收益并不理想。大多數個人LP開始不愿繼續投資,尤其是之前證監會說要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不少個人LP直接發文表示,未來一段時間將不再對股權投資行業進行投資。而雪上加霜的是,后來政策又將投資門檻從100萬提升到300萬,再一次攔住了那些想投卻進不來的有錢人。但這并不妨礙仍有一批從農村崛起的超高凈值個人進入一級市場。

過去十幾年,城鎮化狂飆突進,許多城市積極開展城中村拆遷改建工程,原先生活在村子里的群眾,格式迅速變成了百萬千萬富翁。這些城中村最為集中的8個超大城市和11個特大城市分別是:超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武漢;特大城市——杭州、東莞、西安、鄭州、南京、濟南、合肥、沈陽、青島、長沙、哈爾濱。這些正是參與股權投資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強市和活躍之地。

自2021年以來,國內母基金不斷向縣區級城市下沉,隨之而來,投資人們紛紛跑到小縣城去挖寶藏,找項目、找資金。據統計,自2022年至今,新設立母基金中區縣級引導基金比重越來越大。其中,大部分區縣市級設立的母基金,規模大多在10億-100億元。國家推動各縣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集群,產業集群也成了縣域發展的標桿案例。另一方面,從中基協相關數據看,2022年1月-2023年1月,創投與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同比凈減少近1800家,創歷史新高。但是,雖然募資規模在大幅收縮,下沉市場的確存在著可觀的新增量。

在宏觀政策支持和部分城市成功經驗的鼓舞下,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全國各地“四處開花”。“股權財政”時代來臨,各地使出渾身解數吸引優質VC/PE落戶,不斷調整返投等限制條件,使地方母基金更加市場化。所以越來越多的IR目光不再止于北上廣,也不再滿足于傳統經濟強省,而是向廣袤的四五六線以及縣域鄉鎮深入蔓延。

當然,投資人去“村”里找錢已不是新鮮事。去年全國第一個基金村“溫州大羅山基金村”正式“開村”,同時發布百億產業母基金、百億QFLP基金、百億銀團“三個百億”工程及相關政策,計劃5年內給村內引入超50家基金管理機構、400家私募基金類機構,募集與投資管理規模超過400億元。

就在一個月前,溫州大羅山10億母基金完成備案,存續期8年,由財通資本擔任管理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家基金機構入駐大羅山基金村,其中包括凱聯資本、華蓋資本、安芙蘭資本、天堂硅谷等國內頭部投資機構。凱聯資本管理合伙人張寧此前就有表示,已在基金村注冊基金,將陸續考察溫州的產業項目。可以說,溫州也正成為投資人們趨之若鶩的又一價值投資洼地。

母基金強,則創投聚;創投活躍,則產業興。今天,我們也是正在見證越來越多的“村子”加入到股權財政的浪潮。像深圳不少村集體就是跟著國資合作投資產投的創新之舉。不過,由于股份合作公司涉及集體資產,有股份合作公司村民擔心錢會不會虧掉,影響分紅,投資失敗如何追責等。因此如何進行有效的投資風險控制,實現集體資產保值增值至關重要。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皆為化名)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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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2萬的IR去縣城募資,向小鎮貴婦下手了

我把你當閨蜜,你把我當“錢袋子”。

圖片來源:界面新聞 匡達

文|融中財經

最近“小鎮貴婦”這個詞火到了投資圈。

回家過了個年的某機構IR海藍刷到自己同學的朋友圈,讓她有了向其發起一輪募資的決心和意識。“與其到外面找其他高凈值,鐵磁兒的閨蜜才是妥妥的最具信賴感的LP呀!家族企業上班,手握3套全款房產,存款百萬級,除了旅游、購物和養娃,日常消費就是買玉鐲、買翡翠,無限額投資黃金、股票和基金。消費力投資力十足。”

縣城,一度是“小鎮做題家”的逃離場所,這兩年隨著越來越多千億母基金以及獨角獸、上市企業現身小縣城,很多PE/VC也是前仆后繼往縣城跑,找錢找項目,加上一些消費品牌如喜茶、星巴克、瑞幸等更是紛紛下沉,一條街上三步一回頭店鋪一個接一個。隨著“小鎮貴婦”火出圈,大家也都意識到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縣城人的“財力”早已超越了城市。

01 奔放愛自由的縣城90后,開始做資產配置

小鎮的財力真的是超乎想象。曾經一位24歲的徐州農村女孩,拿出超過4500萬溢價認購了某上市公司定增。后來調查發現,女孩父親是當地知名民營企業總經理。參與定增的4500萬元也只是一筆正常的家庭投資。以當時的股價估算,這筆投資浮盈超過2600萬元。去年還有一位年僅18歲的少年耗資近3000萬元認購了某公司267多萬股股票也引發熱議。

有媒體統計過A股增發情況更是出人意料,除了傳統的公私募機構投資者外,自然人參與認購的熱情不低,其中80后是主力軍,甚至不乏90后95后豪擲千萬甚至上億元參與認購。事實上一大波90后早已集體涌入投資領域,逐漸在資本市場嶄露頭角。

這些8090已經見證了一輪股災,對波動性有了一定認知,部分00后也甚至已經有符合開設證券賬戶的標準,可以參與到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投資活動中。當二級市場在震蕩時,不少個人投資者就會切換賽道,參與到定增、一級以及一級半市場,有時還會出現自然人和機構拼著買的情況。

“無論是小鎮貴婦還是小鎮青年,他們身上有個共同的標簽就是‘有錢、有閑’且還會利用“錢生錢”。他們的理財觀念在變化,也更愿意去做分散的資產配置。因為比起大多數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壓力更小,不少還都是在一線大廠打拼過后回流老家的人,都有一個“財務自由”的夢。海藍以自己的小姐妹為例,前段時間和她出去吃飯。老公是其高中同學,算是一個“廠二代”,家族企業(五金產品),家庭條件優渥,上海985畢業后回了老家縣城。過去,他們傾向于購買貨幣基金和指數型基金,現在樓市、基金、股市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去年虧了一半,今年也在想看機會投點別的。

再看另一份數據,在2021胡潤發布的U30中國創業領袖榜單上,入選的創業領袖平均年齡28歲。其中1993年出生的連宗盛就是掌管10億創投母基金的潮汕90后創二代。來自一個潮汕商人家族。資料顯示,壹盛創投的實控人和總經理是連宗盛,名下另一家公司——深圳市中通盛元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則是深創投軍民融合基金的主要LP之一。

如果撇開這些散落在民間縣城的富家子弟,那么這些偏遠小城鎮上,還在不斷誕生新一代獨角獸,批量生產一批新富豪。像江西東部的大山內,常住人口不到10萬人的山區小縣城資溪,全縣經濟規模GDP總量連年處于全省最低位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里誕生了百萬富翁4000多戶,千萬富翁100多戶,億萬富翁20多戶,典型如鮑師傅創始人鮑才勝。

在經濟學家眼中,以縣際競爭為代表的地區競爭,是經濟奇跡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中國小縣城一度引領時代發展潮流,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層出不窮。如今,中國2800多個縣城,占了全國90%以上國土面積,承載了60%以上戶籍人口,創造了40%左右的GDP。時光輪轉,縣城重回高光時刻。

02 “這年頭政府基金的錢好找,配資才難”

今天募資市場上,誰最有錢,那一定是政府國資系基金排第一,上市公司產業基金排第二。但募政府的錢返投壓力大,募上市公司的錢,決策流程復雜。

“有些國資LP和大爺一樣,基金條款看完之后令人發指。”某機構募資負責人朱海鋒忍不住對記者吐槽。去年6月聯系了一家醫療上市公司,難得聯系上,合伙人也很重視,立馬安排了人配合。里里外外把這家公司研究了一遍,過往的出資、直投項目,寫了好幾十頁的研報,然后結合我們的投資做了幾十頁PPT準備去給這家上市公司做匯報。光這些準備就花了近1個月。前前后后修改PPT、匯報,到年底都沒能拿下這家上市公司。長期募不到錢,拿微薄底薪的朱海鋒也沒力氣搞了,過完年就離職了。

IR也好合伙人也好,找LP募資都是個系統工程。事實上從數據上更能感受到市場寒氣。

2023年全球私募股權市場募資金額同比減少15.8%,全球風險投資市場募資同比減少38.4%,全球PE/VC都在遭遇金融危機以來最艱難的募資困境。根據私募股權媒體機構Buyouts數據,目前私募機構籌資的平均時間已經延長到了13.4個月,創下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長時間紀錄。2024年一開年,市場甚至開始出現GP賣身GP的案例,國內頂流VC/PE更是開始抱團當LP,投向產業資本。

政府引導基金因返投要求通常被視為“帶著枷鎖的錢”,而在市場逐漸成熟的趨勢下,越來越多引導基金通過修訂管理辦法降低返投金額、擴大返投認定范圍、靈活確定返投計入方式等方法,降低返投對子基金的影響。即使如此,GP們在拿錢的時候仍有諸多顧忌。

朱海鋒表示,“政府基金往往肩負著更大的地方招商引資任務,對子基金的出資訴求會有不同。如果LP中同時出現兩個地方引導基金,在基金注冊問題上就會產生矛盾。畢竟各地都有不同的返投要求,如何權衡兩方要求,提高返投效率是GP要考慮的問題。而且一般地方產業母基金對GP子基金的出資比例在10%-30%,即使能到50%,我們再去找其他資金的時候也很難。在GP所承擔的招商引資責任上內卷也是體現的淋淋盡致。”

過去一年,政府基金對GP如何實現返投、滿足自身招商需求是極為嚴苛的,尤其是在基金募資時對于擬投項目的落地不再泛泛而談,而是具體到對稅收產生節點、當地投資規模的具體測算。“以前一個普通企業主要考察成本、地段、行政效率等,選址可能在附近看看就能定下,現在企業可以在一天之內收到幾十個邀約,在返稅、教育、配資、訂單、戶口等方方面面可以對比增值條件,加劇PK。”

03 個人LP重回牌桌,村里都是有錢人

從2016年開始,LP機構化幾乎成為中國股權投資市場的共識。可是這兩年,不管是玩摜蛋還是打德撲“IR重回個人LP酒桌”幾乎是不得不面對的新現實。就連高盛,都把個人理財業務出售重新將目光聚焦在了服務超高凈值客戶身上。

此前博將資本在其遞交的招股書中就有一條信息就是關于個人LP的。從2016年首只股權投資基金備案完成起,共1480名基金出資人,其中約99.5%為個人LP,2020年-2022年,個人LP復投金額分別占博將資本各年融資金額的43.6%、48.1%與69.2%。相比眾多境內VC/PE聚焦機構投資者LP募資,博將真真是不走尋常路。

一直以來,中腰部PE/VC在大機構LP面前本就缺少吸引力,所以對于像高凈值個人或者部分家辦、民企老板類LP來說,訴求一般十分明確,就是未來的業績回報。只要業績足夠硬,策略可持續,其他都可以商量,算是扶持中腰部投資機構成長的重要勢力。很多個人LP在2015-2017年一級市場最鼎盛時候入局。

不過這類LP的持續出資能力和資金體量相對有限,很容易受經濟大環境變化而影響投資節奏。這兩年基金陸續到期,不少高凈值發現自己的投資收益并不理想。大多數個人LP開始不愿繼續投資,尤其是之前證監會說要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不少個人LP直接發文表示,未來一段時間將不再對股權投資行業進行投資。而雪上加霜的是,后來政策又將投資門檻從100萬提升到300萬,再一次攔住了那些想投卻進不來的有錢人。但這并不妨礙仍有一批從農村崛起的超高凈值個人進入一級市場。

過去十幾年,城鎮化狂飆突進,許多城市積極開展城中村拆遷改建工程,原先生活在村子里的群眾,格式迅速變成了百萬千萬富翁。這些城中村最為集中的8個超大城市和11個特大城市分別是:超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武漢;特大城市——杭州、東莞、西安、鄭州、南京、濟南、合肥、沈陽、青島、長沙、哈爾濱。這些正是參與股權投資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強市和活躍之地。

自2021年以來,國內母基金不斷向縣區級城市下沉,隨之而來,投資人們紛紛跑到小縣城去挖寶藏,找項目、找資金。據統計,自2022年至今,新設立母基金中區縣級引導基金比重越來越大。其中,大部分區縣市級設立的母基金,規模大多在10億-100億元。國家推動各縣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集群,產業集群也成了縣域發展的標桿案例。另一方面,從中基協相關數據看,2022年1月-2023年1月,創投與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同比凈減少近1800家,創歷史新高。但是,雖然募資規模在大幅收縮,下沉市場的確存在著可觀的新增量。

在宏觀政策支持和部分城市成功經驗的鼓舞下,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全國各地“四處開花”。“股權財政”時代來臨,各地使出渾身解數吸引優質VC/PE落戶,不斷調整返投等限制條件,使地方母基金更加市場化。所以越來越多的IR目光不再止于北上廣,也不再滿足于傳統經濟強省,而是向廣袤的四五六線以及縣域鄉鎮深入蔓延。

當然,投資人去“村”里找錢已不是新鮮事。去年全國第一個基金村“溫州大羅山基金村”正式“開村”,同時發布百億產業母基金、百億QFLP基金、百億銀團“三個百億”工程及相關政策,計劃5年內給村內引入超50家基金管理機構、400家私募基金類機構,募集與投資管理規模超過400億元。

就在一個月前,溫州大羅山10億母基金完成備案,存續期8年,由財通資本擔任管理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家基金機構入駐大羅山基金村,其中包括凱聯資本、華蓋資本、安芙蘭資本、天堂硅谷等國內頭部投資機構。凱聯資本管理合伙人張寧此前就有表示,已在基金村注冊基金,將陸續考察溫州的產業項目。可以說,溫州也正成為投資人們趨之若鶩的又一價值投資洼地。

母基金強,則創投聚;創投活躍,則產業興。今天,我們也是正在見證越來越多的“村子”加入到股權財政的浪潮。像深圳不少村集體就是跟著國資合作投資產投的創新之舉。不過,由于股份合作公司涉及集體資產,有股份合作公司村民擔心錢會不會虧掉,影響分紅,投資失敗如何追責等。因此如何進行有效的投資風險控制,實現集體資產保值增值至關重要。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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