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氨基觀察
CEO的薪酬,總是會成為談資,尤其是生物科技行業。因為生物科技行業誕生了諸多巨頭,而這些巨頭領導者的薪酬往往不低。
尤其在海外,跨國大藥企的CEO,天價年薪是常態。2023年,艾伯維CEORichard Gonzalez,總薪酬是2570萬美金;吉利德CEO Daniel O'Day年薪達到了2260萬美元,強生CEO Joaquin Duato總薪酬更是高達2840萬美元。
CXO行業也不例外。2023年,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達到2915萬美金,折合2.09億人民幣,堪稱最強“CXO打工皇帝”。
不過,如果從產業角度出發,CEO的薪酬不應只是談資。
任何一家企業,即便進入規模化集團式運作階段,仍然離不開CEO的掌舵。毫不夸張地說,CEO的戰略抉擇能夠直接決定企業的業績表現,這些CEO的天價薪酬也由此而來。
事實上,海外大型生物科技公司,CEO通常是職業經理人,他們的“底薪”通常不高,與企業發展的績效才是收入主要來源。
這意味著,“天價”CEO的誕生,意味著這家企業的發展可能不錯。CEO薪酬,也為我們提供了觀察企業競爭實力的一個切口。
/ 01 / 高薪背后,績效是核心
過去十年,生物科技行業漲幅最大的是什么?CEO薪酬,絕對是其中之一。
2012年,MNC中只有5人的薪酬超過1800萬美元。十年后的2022年,前15名薪酬最高的CEO名單(包括市值至少為200億美元的公司)中,薪酬最低的為1900萬美元。
2023年,基本延續了這一趨勢,年薪超過2000萬美金的CEO,并不罕見。不僅是藥企,CXO企業也是如此。
以絕對值來看,2023年薪酬超過千萬美金的CEO,至少超過4位。已公布薪酬信息的企業中,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最高,達到了2915萬美元。
這并不奇怪。在海外,大型生物科技產業公司的CEO,主要是由職業經理人擔任。這些職業經理人,通常是行業內的頂級專家,不僅熟知公司業務和日常運營規則,并且對競爭格局有敏銳的了解。
簡單來說,企業雇傭頂級職業經理人的目的只有一個:給公司創造更好的效益(包括業績和股價)。正所謂,能力越大、收入越高。
這在美國企業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在比較價值相似的公司時,歐洲和美國公司之間的薪酬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賽諾菲和百時美施貴寶市值接近之時的2022年,賽諾菲向其首席執行官Paul Hudson支付了1070萬美元薪酬,而百時美施貴寶向Giovanni Caforio支付了2010萬美元。
當然,不管怎么說,他們都是天價CEO。通常而言,CEO創造的年度效益,部分會變成薪酬獎勵。IQVIA是典型,其CEO Ari Bousbib的薪酬,89%與績效掛鉤。
如下圖所示,Ari Bousbib高薪主要由Performance Shares(56.3%)、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16.3%)。前者,是基于此前設定的業績目標,以及最終的達成情況而帶來的獎勵;后者,則是基于股價目標,以及最終股價漲幅帶來的獎勵。相反,其固定薪酬,也就是Base Salary部分,占比僅有6.2%。
不僅是Ari Bousbib,IQVIA其它高管的近83%收入,也是與績效掛鉤。如上圖所示,高管的66.7%的收入來自Performance Shares、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
因此,生物科技產業領域的CEO和高管,高薪是事實,但并非“躺平”。
/ 02 / 業績決定一切,薪酬波動較大
由于績效是考核的重要因素,因此這也導致,海外生物科技產業CEO的薪酬,波動性較大。典型如強生CEO Joaquin Duato。
2022年,是Joaquin Duato上任的第一個年度,總薪酬是1310萬美元。這一數字,在頂級藥企行列中,并不入流。
但到了2023年,Joaquin Duato年薪達到了2840萬美元,其也成為了目前披露年薪最高的大藥企CEO。
之所以其薪酬飆升,核心原因是股權獎勵幾乎翻了一番,從 2022 年的830萬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600萬美元。
原因在于,強生的2023年表現極佳。2023年,對于強生來說是強勁的一年,因為它以 850億美元的收入重新奪回了行業公司的頭把交椅,比2022年增長了6.5%。
并且,在戰略方面,強生也成功剝離了消費者健康業務。“在Duato先生的領導下,公司在2023 年基本達到或超過了其綜合財務和戰略目標……授予他目標130.4%的年度績效獎金和目標125.0%的長期激勵,“強生在文件中表示。
有人因為業績出色而薪酬飆升,也必然會有人因為業績表現不佳,而薪酬驟降。輝瑞CEO Albert Bourla,就是這樣一個悲催的金領。
2021年和2022年,因為輝瑞在新冠布局中的成功,Albert Bourla薪酬水漲船高,分別達到2430萬美元、3300萬美元。2022年3300萬美元的年薪,讓其位居CEO薪酬榜第三名。
2023年,其薪酬可能跌出前十,因為“只有”2160萬美元,同比下滑比例達到41%。這與輝瑞的業績不及預期有關。
年初,輝瑞2023年的營收目標是688億美元,但最終結果卻只有585億美元;另外,輝瑞股價在2023年跌幅也超過40%。諸多不利因素導致,Albert Bourla降薪在所難免。
/ 03 / 海外天價CEO,給我們帶來哪些思考
從海外生物科技企業CEO的薪酬構成來看,“天價”與否都是極為容易被市場接受的。
一方面,這些CEO的薪酬,現金部分相對不多,并不會對公司的現金流帶來影響。雖然這些CEO的薪酬,相對于跨國大藥企的現金儲備來說,占比并不大。即便全部以現金支付,可能也不會有實質性影響。
另一方面,以業績、戰略執行情況以及股價表現對CEO進行考核,有充分的目標導向。在這一目標導向下,CEO如果能夠超額完成目標,解鎖更多薪酬也是各方都樂于見到的局面;如果業績難以達標,那么獎勵也會大幅減少,正如輝瑞CEO當下的處境一樣。
回到國內來說,部分biotech過去也出現了天價薪酬的現象,甚至部分天價薪酬是以現金支付為主的,難免會影響公司的現金流。
國內創新藥企業通過高薪綁定核心高管的做法無可厚非。畢竟,對于在發展初期,核心高管才是創新藥企的“核心資產”。這種薪酬的溢價,是為了獲得市場競爭力的代價。
不過,目前來看,這本身也是生物科技公司的一場“豪賭”。因為,高薪挖人容易,但要想讓公司朝著目標方向發展并不容易。
對于不少生物科技公司來說,現在面臨的局面是:雖然高管拿到了遠超行業平均水平的薪酬,但公司的發展似乎沒有朝著預期方向前進。
因此,對于尚年輕的國內生物科技行業來說,如何更合理地設置CEO薪酬,以及如何科學地進行動態調整,或許也是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