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在今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亞裔頒獎嘉賓楊紫瓊、關繼威被獲獎者忽視的新聞引發熱議。人們將頒獎的畫面放大、細細觀察每個人的走位，以判斷獲獎者對亞裔頒獎嘉賓的態度到底如何。這也引發思考，亞裔在美國社會難道真的是“透明”的嗎？他們不是所謂的模范族裔嗎？

他們擅長數學，會打乒乓，不是醫生就是律師；男性看起來沒什么男子氣概，幾乎是無性別的，到了五十歲還喜歡比“耶”，而女性又超乎尋常地具有性魅力。華裔單口喜劇演員歐陽萬成的亞裔笑話或許可以道出他們生存的真相。亞裔的顯著特點還包括，務實、算計、從不為氛圍花錢，“如果你想要劃算，就要學習亞洲老人，請注意，他們不會出現在全食（有機食品超市）這樣的有機商店，而是會去開市客（Costco）排隊。他們也從來不會帶孩子去動物園或水族館，去中國超市就行了，那里活生生像是個動物園?！?/p>

歐陽的喜劇專場標題《猜猜多少錢》（Guess How Much？）和《好劃算》（Good Deal）亦來自母親的口頭禪，母親經常與人討價還價，對待金錢非常敏感，最喜歡玩猜猜多少錢的游戲。 

取材于中式家庭生活的笑話，一方面比那些黃色、暴力、粗口笑話更有特點，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加強中國人都是如此生活的印象。對于中國/亞洲人的刻板印象的不斷重復構成了這類笑話的基底，就像韓裔作家凱茜·派克·洪在《少數派的聲音》里所說的，幽默是通向地下世界的密碼。通過非裔單口喜劇演員的笑話，她也發現了與白人聽眾或更多人對話的方式。這類講述亞裔或非裔如何生活的笑話，通常還包裹著更復雜、痛苦甚至憤怒的意味。那么，這些通向地下世界的密碼與“地獄笑話”的距離在哪里？

從最表面看來，這類段落首先再現了被輕視、無視或混淆的處境，以及他們如何被這樣的目光冒犯。歐陽曾吐槽過，在沖繩島服役過的美國大兵混淆了日本人和中國人，還說那沒什么大不了。將軍事上對峙的雙方都能混淆，并認為無所謂，沒有什么比這個更“地獄”了。可能正是為了回應這種“天真”的無知，他在臺上發明段子、教授觀眾如何憑借失望的語氣來區分中日韓三國人：中國人失望時會說噢喲，日本人會輕輕地欸，韓國人最為暴躁易怒。

有意思的是，如何區分中日韓三國人的笑話在亞裔單口喜劇中相當流行。菲律賓裔演員Jo Koy的版本更具冒犯性：韓國人聽起來像吸了大麻，聽起來像“亞洲的鬼”；越南人長著小腳，講話很快，聲調很高；日本人講話從腹腔發音，日本女人聽起來總像12歲。《少數派的感受》提到，洪也寫過如何區分東亞三國的笑話，因為她常常被稱為“小野洋子”，這令她深受冒犯。

耐人尋味之處在于，在亞洲笑話的整體語境中，東亞三國實際又更強勢，就像Jo Koy說的，美國人爸爸甚至說不清菲律賓媽媽的國籍，只知道他喜歡吃中國菜，所以才跟她結婚，因為大米就是大米。而在此處，食物的混淆同樣是一種冒犯。 

一方面是無法被分辨、缺少姓名，另一方面，代表人物稀缺也令他們勉強變為“代表人物”。吉米在段子里說，被迫作為華裔代表很有壓力，尤其是當他與白人對象約會時，仿佛是在替祖祖輩輩遠在故鄉的男性代言。Sheng Wang也在段子里抱怨過這種代言的尷尬——在密爾沃基機場，他想打開一罐魚罐頭，突然恐懼別人會認為他在吃貓食，他的偏執狂是種族主義版本的，“如果你是白人，你表現怪異，你就是個怪咖；但你要是個華裔，別人會說，他們總是如此?！?/p>

身處于透明的地獄之中，對于主流成功敘事的冒犯也是一種反擊。亞裔女性演員黃阿麗曾在演出中講述，她成功套牢了一個哈佛畢業投行工作的精英老公。在與這個男人親熱時，她能感受到那些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s）源源不斷地由他傳遞給她。半非半亞洲裔的演員Michael Yo吐槽，他的父親應該會得到亞洲觀眾的尊敬，因為他是一個獲得了博士學位的黑人，而黑人加博士學位約等于白人。

在某些時刻，這些夸張的、過于簡單的文化特征——像是韓國人暴躁易怒、中國人算計精明、日本人簡短含蓄，亞洲女性善于套牢白人精英——反而能被運用得當，狠狠敲擊那些缺乏想象力的頭腦嗎？一個有意思的例子來自一位印度裔演員，他舉例說，在所有犯罪紀實影片中，連環殺手都是白人，“不是說所有的白人都是連環殺手，但目前看來，所有的連環殺手都是白人?！彼又a充道，其他族裔都成功不了，因為黑人在開車去購物時就被攔住了，而亞裔媽媽話都很多，很快就能調查清楚家里少了什么東西。

上面這個笑話是基于對各少數族裔“地獄般現實”的承認，同時也讓人注意到，媽媽的形象經常出現在亞裔喜劇演員的段落里。跟那些被幻想得性感溫順的亞裔年輕女性相比，中老年亞裔女性飾演著另一種角色。用Michael Yo的話說，就是她什么都不在乎，真實、直接到刻薄，甚至會直接使用他人的相貌特征（比如“小胖腳”）相稱。Jo Koy將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經歷融入自己的段子中，她對孩子的教育就是勤儉、節約、多占超市和快餐店的便宜；她從不鼓勵兒子或正面情感交流，總是在一旁冷嘲熱諷。對待子女的不同方式也構成了文化沖突。當Koy、洪或者吉米表現家庭生活時，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雜糅著溫情與懷舊的諷刺態度，或許他們懷念的是一個不復存在的、恒定的過去，可是，那些擅長用樸素戳穿虛偽的刻薄母親也豐富了亞洲女性的圖譜，樸素的英語、糟糕的發音是她們反擊的武器。 

最后，許多單口演員的笑話都是關于生活方式的，像英國演員邁克爾·麥金泰爾對于中產超市購物如同參與戰爭的諷刺，Sheng Wang對開市客成為了當代人精神試煉場的比喻，都切中了人們渴望在消費中自我標榜、尋找認同的情緒，這也超出了族裔笑話本身。更為特別的是能夠將身份與真實生活結合的笑話，比如歐陽的一些中國人如何購物和還價的笑話，既標榜出了作為華裔務實、講究的一面，又道出了美式生活方式的荒唐之處：他諷刺中產推崇免搓起泡洗手液是在享受一種奢侈，美國人已經不想要“親自搓手”，決定將搓手的工作外包給廣州的小孩。

對于族裔、文化、口音的冒犯與反冒犯，構成了單口喜劇的復雜文本。其實，在國內單口喜劇的演出中，也有類似的對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口音偏見的呈現，而笑話的語境——即對于我們身處于何種現實的默認——似乎比內容更加重要。比方說演員G僧東對于蘇北歧視的諷刺，來自于長久以來的“蘇南蘇北”的劃分以及背后的富裕/貧窮、文明/鄉土的分野，通過嘲笑蘇北、模仿蘇北口音到自認蘇北后裔，他從蘇北笑話的圍觀者變成了當事人。當他在結尾處號召觀眾與他呼喊“Subo Lives Matter”時，觀眾已經分不清這是對于美國BLM的致敬還是戲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