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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嫁女”權益如何保障?委員建議改革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兩會·最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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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嫁女”權益如何保障?委員建議改革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兩會·最熱烈

農村婦女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用益物權的分配上遭受不公平待遇,具有普遍性,尤其是農村喪偶婦女、離婚婦女、改嫁婦女等群體。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翟瑞民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來臨之際,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在兩會上提出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相關提案,建議加大對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行為的懲處力度,確保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

蔣勝男是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知名作家,曾擔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2023年成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曾在全國兩會上多次就公共議題發聲,比如建議設立30-42天父親育兒假、建議對“996”加班現象進行監督管理、建議減輕中小學教師行政壓力等。

蔣勝男表示,我國現行法律政策有規定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權和征地補償費分配權。但在農村,通常是以家庭為單位實行聯產承包,經濟權益的分配主要以家庭為單位,個體作為家庭成員,不能成為經濟收益結算的主體。

而且,許多農村的鄉規民約中,通常以男性為戶主,女性未來可能因為婚育而離開家庭,也導致女性權利被邊緣化,使得部分農村婦女因征地、流轉和入股等原因失去土地,甚至從未分到過土地,造成了婦女普遍無地、少地以及失地現象的發生。

“外嫁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近年來持續引發社會熱議。按照業內專家解釋,“外嫁女”并非法律術語,而是根據中國農村婚俗慣例而形成的習慣性稱謂,狹義專指與村外人結婚、戶口仍留在本村的婦女,廣義外嫁婦女還包括嫁入本村、戶口也遷入的“內嫁女”,離婚或喪偶的外嫁婦女,入贅女婿以及上述人員的子女等。

蔣勝男在提案中指出,農村婦女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用益物權的分配上遭受不公平待遇,是具有普遍性的,尤其是農村喪偶婦女、離婚婦女、改嫁婦女等群體。她對界面新聞表示,“長期以來男女土地權利失衡,必然導致出現一系列后果,比如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現大量大齡男青年、結婚高價彩禮,甚至是婦女兒童被拐賣,很多女性進城打工后不再回鄉等現象,這些從根源上看都是因為農村婦女失地而導致。”

蔣勝男認為,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中,包含了農村土地集約化經營的部分,而這正是改善農村婦女經濟權益保障狀況的可行發力點,可以使得農村居民能夠平等地享有農村土地經營收益,不因為年齡、性別等種種差異而遭受歧視。

她建議,正在制定過程中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加強完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在土地承包、流轉、入股等過程中,確保農村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

界面新聞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于2022年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當年12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首次亮相。2023年12月,草案已提交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進行過二次審議

針對“外嫁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2023年1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為了更好地保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婦女的合法權益,在草案原有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戶無男性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

蔣勝男此次提案中建議,改革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創新土地經營方式。探索以農戶為單位,按照家庭成員人均分配土地的制度,使農村婦女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方面享有平等地位,能夠全面實現“證上有名、名下有權”。同時,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和入股,鼓勵農村婦女參與農村集體經濟活動,提高她們的收入水平。

長期關注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項目主管林麗霞對界面新聞表示,當前按照家庭成員人均分配土地的制度沒有考慮家庭內部人口變化因素,如果按照30年承包期不變的話,有的家庭人口增加,有的家庭人口變少,將來有可能導致戶與戶之間人均土地面積相差很大,帶來集體成員之間新的的不公平,尤其是對于因為結婚等原因已失去土地的婦女,可能就意味著永久失去土地。

“承包或者享受土地經營、流轉等帶來的利益時,究竟以戶為單位,還是以個人為單位來實施,確實值得去思考。”林麗霞表示,在基本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推動農村婦女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也只能局限在戶內,在集體層面是無法保證實現的。

“現實中,農村婦女的權益爭議不僅是土地承包權層面,還包括拆遷、土地流轉和入股收益的分配權等,很多地方在分配時又都是按照人頭來實施,他們會排除出嫁的婦女等人群。”林麗霞說,近些年“外嫁女”遭遇爭議最大的就是征地補償款的分配,拆遷房屋的安置、股權利益的分配等方面。

蔣勝男同時建議,加大對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行為的懲處力度,確保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關于懲處機制,法律一直有相關規定,但是很難執行到位,這涉及到農村兩委自治權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雖然只是農村女性為了維權和村委會打官司的個案,是一種個體訴求,但實際上是反映的是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問題,這需要從根本上去改變。”蔣勝男對界面新聞說。

林麗霞則認為,目前法律規定中,對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行為的監督和懲處還比較弱,尤其是責任追究方面基本是空白狀態。

“我們認為根源在于法律對集體成員資格認定方面還不夠完善。”林麗霞表示,目前,經過二審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對于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等問題的監督和追責也有涉及,但是規定比較薄弱。而為了從源頭上杜絕侵犯婦女權益問題的發生,法律對于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規定一定要更加詳細和具體,執行標準一定要統一,以此在執行時,適用法律才能有法可依,更好解決此類爭議。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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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嫁女”權益如何保障?委員建議改革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兩會·最熱烈

農村婦女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用益物權的分配上遭受不公平待遇,具有普遍性,尤其是農村喪偶婦女、離婚婦女、改嫁婦女等群體。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翟瑞民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來臨之際,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在兩會上提出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相關提案,建議加大對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行為的懲處力度,確保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

蔣勝男是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知名作家,曾擔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2023年成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曾在全國兩會上多次就公共議題發聲,比如建議設立30-42天父親育兒假、建議對“996”加班現象進行監督管理、建議減輕中小學教師行政壓力等。

蔣勝男表示,我國現行法律政策有規定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權和征地補償費分配權。但在農村,通常是以家庭為單位實行聯產承包,經濟權益的分配主要以家庭為單位,個體作為家庭成員,不能成為經濟收益結算的主體。

而且,許多農村的鄉規民約中,通常以男性為戶主,女性未來可能因為婚育而離開家庭,也導致女性權利被邊緣化,使得部分農村婦女因征地、流轉和入股等原因失去土地,甚至從未分到過土地,造成了婦女普遍無地、少地以及失地現象的發生。

“外嫁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近年來持續引發社會熱議。按照業內專家解釋,“外嫁女”并非法律術語,而是根據中國農村婚俗慣例而形成的習慣性稱謂,狹義專指與村外人結婚、戶口仍留在本村的婦女,廣義外嫁婦女還包括嫁入本村、戶口也遷入的“內嫁女”,離婚或喪偶的外嫁婦女,入贅女婿以及上述人員的子女等。

蔣勝男在提案中指出,農村婦女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用益物權的分配上遭受不公平待遇,是具有普遍性的,尤其是農村喪偶婦女、離婚婦女、改嫁婦女等群體。她對界面新聞表示,“長期以來男女土地權利失衡,必然導致出現一系列后果,比如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現大量大齡男青年、結婚高價彩禮,甚至是婦女兒童被拐賣,很多女性進城打工后不再回鄉等現象,這些從根源上看都是因為農村婦女失地而導致。”

蔣勝男認為,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中,包含了農村土地集約化經營的部分,而這正是改善農村婦女經濟權益保障狀況的可行發力點,可以使得農村居民能夠平等地享有農村土地經營收益,不因為年齡、性別等種種差異而遭受歧視。

她建議,正在制定過程中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加強完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在土地承包、流轉、入股等過程中,確保農村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

界面新聞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于2022年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當年12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首次亮相。2023年12月,草案已提交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進行過二次審議

針對“外嫁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2023年1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為了更好地保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婦女的合法權益,在草案原有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戶無男性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

蔣勝男此次提案中建議,改革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創新土地經營方式。探索以農戶為單位,按照家庭成員人均分配土地的制度,使農村婦女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方面享有平等地位,能夠全面實現“證上有名、名下有權”。同時,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和入股,鼓勵農村婦女參與農村集體經濟活動,提高她們的收入水平。

長期關注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項目主管林麗霞對界面新聞表示,當前按照家庭成員人均分配土地的制度沒有考慮家庭內部人口變化因素,如果按照30年承包期不變的話,有的家庭人口增加,有的家庭人口變少,將來有可能導致戶與戶之間人均土地面積相差很大,帶來集體成員之間新的的不公平,尤其是對于因為結婚等原因已失去土地的婦女,可能就意味著永久失去土地。

“承包或者享受土地經營、流轉等帶來的利益時,究竟以戶為單位,還是以個人為單位來實施,確實值得去思考。”林麗霞表示,在基本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推動農村婦女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也只能局限在戶內,在集體層面是無法保證實現的。

“現實中,農村婦女的權益爭議不僅是土地承包權層面,還包括拆遷、土地流轉和入股收益的分配權等,很多地方在分配時又都是按照人頭來實施,他們會排除出嫁的婦女等人群。”林麗霞說,近些年“外嫁女”遭遇爭議最大的就是征地補償款的分配,拆遷房屋的安置、股權利益的分配等方面。

蔣勝男同時建議,加大對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行為的懲處力度,確保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關于懲處機制,法律一直有相關規定,但是很難執行到位,這涉及到農村兩委自治權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雖然只是農村女性為了維權和村委會打官司的個案,是一種個體訴求,但實際上是反映的是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問題,這需要從根本上去改變。”蔣勝男對界面新聞說。

林麗霞則認為,目前法律規定中,對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行為的監督和懲處還比較弱,尤其是責任追究方面基本是空白狀態。

“我們認為根源在于法律對集體成員資格認定方面還不夠完善。”林麗霞表示,目前,經過二審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對于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等問題的監督和追責也有涉及,但是規定比較薄弱。而為了從源頭上杜絕侵犯婦女權益問題的發生,法律對于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規定一定要更加詳細和具體,執行標準一定要統一,以此在執行時,適用法律才能有法可依,更好解決此類爭議。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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