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礪石商業評論 王劍
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被譽為“世界工廠”，其中擁有“籃球之城”“潮牌之城”等眾多頭銜的東莞有其十分獨特的一面：
從區位上看，西北接廣州，南面連深圳，與兩大一線城市咫尺相隔；從城市結構看，東莞具有明顯的“三外”特征，依靠外資起家、外貿依存度全國第一、外來人口占比全國第一。
很難想象，這座連續7年入選“新一線”城市、全國第15個雙萬城市（萬億GDP、千萬人口）之一，2023年經濟增速不僅在萬億城市中位居倒數，還是廣東所有城市中跑得最慢的一個。
東莞，究竟為何減速？
1、東莞的名字由來
地處珠江口東岸，背靠珠江三角洲的廣東東莞，是一座有著千年文化積淀的歷史名城。
這個面積只有北京1/6、廣州1/3的城市，卻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篇之地。
1839年，從6月3日起一連23天，林則徐在廣東上演了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
虎門銷煙，自此成為開啟中華民族的覺醒之門。
一把火“燒”出了虎門的“虎威”，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虎門”正是東莞下屬的虎門鎮。
無論近代還是古代，東莞都是默默無聞，偏居一隅的嶺南古邑。
秦朝建立時，東莞屬南?？しh地，還是人煙稀少的荒涼之地。
公元前204年，南越王趙佗在嶺南建國后，東莞成為南越屬地。
西漢時，東莞屬南?？ぃ搅藮|漢，又歸屬到番禺分離出增城旗下。
直至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東莞才正式立縣，初名寶安，隸屬東官郡；唐至德二載（公元757年），更名為東莞。
宋代，東莞從增城劃歸到香山縣（今中山市）；明朝洪武初年，設南海衛于東莞縣城（東莞所便是后來的新安縣，即南頭古城）；清代撤衛，但此地仍然是海防重地，虎門要塞就位于此。
民國時期，東莞先后屬粵海道、粵中行政區、第一行政區、第四行政區。
新中國成立后，東莞又先后屬珠江專區、粵中行政區、惠陽專區（58年11月短暫屬廣州市）、佛山專區、惠陽地區。
1985年6月，東莞被列入珠三角經濟開發區；同年9月，東莞縣改設為東莞市（縣級）；1988年1月，東莞撤縣建市，成為廣東省直轄的地級市，下轄4個街道、33個鎮，其不單獨設立區縣的“市管鎮”的架構，一直延續至今。
不難看出，上千年時間，東莞一直隨著歷史顛簸不斷變遷歸屬行政區域，但名稱始終未變。
事實上，“東莞”這個名字的來源也映射出這座城市的歷史和經濟發展之路。
一直以來，東莞地名的爭議不斷：
一種說法是“莞草說”。
莞草，是東江下游沖積平原的一種柔韌水草，也稱席子草?！对娊洝分姓f，“上莞下簟，乃安斯寢”，其中的“莞”字就是指莞草編制成草席。
據說，東莞當地人多以莞席等草編制品為業，又在廣州的東面，故名東莞。
這個說法基本由官方認可，清朝的屈大均所著的《廣東新語》以及嘉慶年間的《東莞縣志·產物卷》，還有當代歷史地理學家徐俊鳴《廣東各市縣名稱來源》都對此特產有記載。
另一種說法是“莞鹽說”。
因為許多文獻資料中，東莞很多描述是“東官”，而“東官”是鹽官名稱。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在全國設立“均輸鹽鐵官”，在廣東設立東、西兩處鹽官，其中寶安鹽業發達，南頭一帶就稱為“東官鹽場”。
作為鹽業生產的重要基地，此后歷朝歷代，東莞轄地都有鹽場、鹽官設置，“東官鹽場”在全國鹽業地位舉足輕重。
鹽業之說，在明代吳中、王文鳳著《廣州志》、清康熙《東莞縣志》中都有記載。
因此有人認為，“官”與“莞”讀音相近，“東莞”是因鹽業興盛而得名；也有人認為是因當地莞草與鹽業都很發達，同時讓“東莞”得名。
不難看出，“東莞”得名均與其農業經濟有關，始終是一座以農業文明為主的城市。甚至，直到改革開放前，東莞依然是一座農業城鎮，農業總產值長期占據經濟總產值的半壁江山。
東莞，究竟如何從農業城鎮迅速轉型為工業制造強市的呢？
2、東莞經濟的發展初期
1978年7月，國務院頒發了《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廣東省委率先做出發展來料加工的決定。
東莞，有著鄰近香港，水陸交通便捷的優勢，又有近百萬東莞籍香港僑胞，最先抓住了機遇。
當時，香港商人張子彌的手袋制品公司，正被不斷上漲的成本逼到瀕臨倒閉的邊緣，抱著試試看的想法，來到東莞考察。
張子彌試探地將一個黑包交給東莞太平服裝廠，僅一個通宵，質量不遜于原品的女包便送到了張子彌面前。
驚喜不已的張子彌當即決定在東莞設廠，產品全部外銷。
1978年9月，東莞創辦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東莞縣太平手袋廠，東莞從此蹣跚起步，走上了招商引資的快車道。
其后二十幾年間，各類港商、臺商蜂擁而至，開啟東莞以“三來一補”為切入點發展外向型經濟，逐漸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基礎。
所謂“三來一補”的“三來”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而“一補”是指補償貿易。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很多缺乏資金、技術和技術人員的地區十分流行的合作貿易形式，因起源正是東莞，故又稱“東莞模式”。
對于東莞來說，依靠香港的投資和產業轉移，正是最為便捷有效的致富之路。
不過，廣東其他地區也一樣盯上了香港，希望從中分一杯羹。
為了爭奪香港“三來一補”的機會，東莞充分調動鄉鎮和村莊的積極性，采取了“人盯人”的戰術。
當地干部背著挎包和水壺，拿著縣里開的證明和招商引資的線索名單和電話號碼，涌入香港，尋親訪友。他們來到香港后，到處打電話聯系熟人，電話打不通，就蹲在人家公司門前幾天幾夜不肯走。
還有很多東莞大隊干部組團在羅湖車站蹲守，只要看到香港方向來的火車到站，便抓著模樣像“老板”的香港人，請他們去東莞考察投資。
這種“三不怕”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怕挨罵，不怕丟人）和執著韌勁，感動了不少香港老板，同意回來投資。
由于當時東莞各地沒錢蓋廠房，各村鎮紛紛騰出廠里的食堂、村里的會堂，甚至家族祠堂開辦工廠。對此，東莞人形象地將之稱為“三堂經濟”。
東莞各級政府專門設立了“三來一補加工辦公室”，在全國首創了“辦事一條龍服務”，一心一意為投資企業服務。
憑借這樣的精神，各類“三來一補”的外貿輕工業加工廠，為東莞早期的產業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也是從那時起，奠定了東莞如今工廠星羅棋布，各鎮開花的散狀格局。
3、東莞經濟的高光時刻
1993年，東莞大規模地招商引資和全面鋪開的外向型經濟取得豐碩成果，不僅“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達16000多家，累計利用外資四十多億美元，東莞人均生產總值也已躍升到全國前20行列。
到1995年，東莞的外向依存度達到433.8%的歷史最高值，當年全市生產總值總量為296.29億元，進出口總額達到1285.31億元。
這一時期，東莞順利實現了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目標，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跨國企業紛至沓來。
芬蘭的諾基亞、日本的佳能、京瓷、柯尼卡美能達以及豐田的配套企業將生產基地安置在東莞。同時，韓國的三星、美國的可口可樂、瑞士的雀巢咖啡，以及亞洲最大的糖果糕點企業徐福記等也都將工廠建在東莞。
從1996年至2001年，東莞的外貿出口連續六年保持全國各大中城市前三，僅次于深圳和上海，為國家提供外匯順差197.83億美元，相當于國家新增外匯儲備14.27%。
2000年之后，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不斷推動，東莞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戰略，加快產業調整，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
這時期的東莞經濟主要是由勞動密集型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工業轉變，由數量型經濟逐步向質量型經濟轉變，并與同時期崛起的廣東中山、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區）和順德（今佛山市順德區）并稱廣東“四小虎”。
隨著以IT產業為代表的現代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東莞各類外貿加工型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
東南工廠轟鳴作響，東莞的民營經濟在與外資企業的協作配套中逐步成長。當年東莞電腦機箱板產品已占全球市場40%，驅動器占30%，鍵盤和主板各占15%，更以一城之力包攬全球1/4的智能手機產量。
臺灣接單，東莞生產，香港出貨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獨特景象，IBM亞洲區總裁說，如果東莞到深圳的高速堵車，全球70%的電腦將缺貨。
隨著東莞大力促進經濟從數量型向數量型與質量效益型相結合轉變，城市產業也逐漸向勞動密集型與資金技術密集型相結合轉變。
雖然這期間曾因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經濟增速從兩位數放慢到個位數，甚至在2009年一季度出現負增長，但東莞整個產業鏈并未受到太多影響。
之后的十年間（2009年～2019年），東莞的GDP增速也保持在8%左右高位，其中最高值是2009年的10.3%。
放眼改革開放后的30年間，東莞經濟以年平均增長18%，創造了比亞洲“四小龍”起飛時速度更快、周期更長的高增長奇跡。
值得一提的還有東莞的第三產業，因為最早引進家樂福、沃爾瑪和麥德龍等國際商業巨頭，配套的大批法律服務、會計服務、中介服務等世界級服務機構伴隨而來，使得東莞綜合服務業水平高居全國，與發達國家相當。
不僅如此，東莞還有著世人熟知的酒店業。
在中國酒店業，素有“北上莞”的說法，指的就是為了服務外企，東莞的酒店服務堪比世界級酒店，甚至一個厚街鎮的五星級酒店數量就超過許多省會城市。
這是由于東莞市提出簡政放權，讓各個鄉鎮增權，與東莞市區平行發展。發達的鄉鎮有能力，也有動力支持豪華酒店的興建。
2014年之前，東莞共有星級酒店63家，其中五星級酒店就有21家，平均每家酒店收入超過數千萬，是各鎮的利潤大戶。
因此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東莞各鄉鎮都將酒店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主導，導致“黃賭毒”等藏污納垢之事屢見不鮮。
2014年，經過國家整治行動以后，東莞酒店業進入調整期，到2020年經旅游局評定的五星級酒店只剩下13家，星級酒店總量也已不足30家。
也是這時期起，東莞開始全面向電子信息制造業轉型。
4、孕育“獨角獸”企業的東莞松山湖
東莞的電子信息工業起步于手機產業鏈，其中，OPPO和vivo這兩家是東莞自己培育起來的本土企業，而華為在2009年就在東莞設立了南方工廠，2018年更是將終端總部從深圳遷往東莞松山湖，最終帶動東莞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基地。
從最初的加工貿易、代工組裝到自主研發，從手機到智能設備制造，東莞已形成萬億級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成為全市第一支柱產業，僅次于深圳和蘇州。
2022年，東莞電子信息產業完成規上工業產值9470億元，工業增加值1673億元，占全市比重的17.7%。
東莞在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領域積累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更成為機器人賽道競爭的熱門城市。
其中就有不得不提的東莞松山湖高新產業園。
從深圳寶安機場出發，開車50多分鐘就能到達東莞松山湖高新區。這是一個占地建筑面積11萬平方米，正不斷孵化“獨角獸”企業的創業園區。
2010年之后，東莞開始重點發展先進制造業與高新技術結合的新興產業。此時，早在10年前成立的松山湖高新區正式獲批成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當時，香港科技大學的李澤湘教授為了實現“產學研”落地想法，以深圳科技園為圓心，開車1小時路程為半徑，四處尋找合適的教學實踐基地。
最后，他選擇了位于東莞市松山湖畔的高新區。2011年，他的學生俞春華和石金博等人在園區內創辦了東莞市李群自動化有限公司，開啟工業機器人的研發之路。
在東莞市政府和李澤湘的幫助下，李群自動化先后獲得紅杉中國、明勢資本、賽富投資基金等VC機構投資，吸引了更多港科大年輕人來到松山湖創業。
2014年，李澤湘聯合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原院長高秉強、長江商學院副院長甘潔等，成立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XBOT PARK），依托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開始布局物流、智能家居、消費類硬件、大健康等工業4.0創新企業。
從松山湖高新區走出的最有名的是“獨角獸”企業——云鯨智能，創業者是上海交大的張峻彬，也是被李澤湘引入松山湖的首位機器人行業的人才。
從2016年創立以來，云鯨智能先后完成上億元融資，并在2020年雙十一中銷售火爆，銷售額突破兩億，估值隨著猛漲15倍，成為從松山湖走出的第一家“獨角獸”企業。
如今，東莞松山湖早已成為中國機器人企業的“創業江湖”，云集了各類投資機構，孵化的創業項目成功率接近80%。李澤湘教授的“3126”實驗室，也成長為全國創業孵化示范基地之一。
圍繞電子制造、通信設備、智能硬件等電子信息產業，東莞逐漸形成了松山湖、濱海灣新區、水鄉片區等高科技產業園，相關從業人口超過300萬。多家機器人“獨角獸”企業，正從東莞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的實驗室走向市場。
除了電子信息產業發達，東莞還有玩具、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優勢產業，集聚了大量年輕勞動力群體，并由此成為廣東“最年輕的城市”。
5、東莞的年輕人產業
東莞的“年輕”，直接體現在玩具產業。
早年的“三來一補”中，香港玩具廠絕大部分落戶東莞。得益于東莞強大的玩具供應鏈體系，美、日玩具商等也紛紛來到東莞投資，尋求合作。
如今，包括高達、芭比娃娃、米奇、變形金剛、咸蛋超人、HelloKitty等全球知名IP玩具的貼牌代工均在東莞，令這里成為全球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之一。
享盡開放紅利二十年后，外貿局勢風云變幻。2018年之后，由于成本及附加值等原因，很多玩具訂單從東莞轉移到了越南等海外國家，不少老牌玩具廠岌岌可危。
此時正值國內潮玩文化興起，急需各類有創意又有設計生產能力的工廠承接。
在“世界工廠”時代攢下了玩具代工家底的東莞，很自然地盯上了附加值更高的潮玩產業，紛紛開始爭奪這塊年輕人市場。
多年的加工貿易基礎，讓東莞的玩具產業具備了快速反應、完整配套與快速交付能力，只需一套創意圖紙，東莞便能完成建模到生產定型一系列工作，使得今日國內85%的潮玩產品和全球1/4的動漫衍生品均來自這座城市。
同樣是2018年，受到全球產業鏈重組影響，東莞的經濟也快速進行調整，以迎合更具消費力的時尚市場需求。
當地許多服裝鞋帽企業在戶外旅游興起后，迅速轉型做帳篷、地墊；各類生產電子產品的企業，則將生產線當即改裝適配戶外電源、戶外音箱。
東莞企業的靈活轉型，除了多年的產業鏈積累，離不開人口結構的年輕化，才能敏銳捕捉到市場商機。
20世紀80年代以后，東莞市崛起為中國“制造業之都”后，人口高速增長。
1990年，東莞市總人口還只有171.7萬人，到2010年東莞市總人口達到670.4萬人，20年時間增加了近500萬人，還始終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
2022年，東莞總人口突破千萬，增加到1043.7萬人。不過，“七普”數據顯示，東莞65歲以上人口占比僅3.54%，老齡化率在全國居末，全市16-35周歲的青年人數超過575萬，占全市總人口的42.13%，人口平均年齡僅33.4歲。
更令很多城市羨慕的是，東莞的出生率在“新一線”城市中曾高居首位，達到16.69‰；同時在百度地圖和自然資源部共同發布的《2022年度中國城市活力報告》中，東莞又以58.843的指數登上城市活力排行榜榜首。
或許正因年輕群體居多，并不大的東莞擁有三萬多家的便利店，平均每千人就擁有一家，數量位居全國第一；此外，全市還有近兩千家的咖啡店、一萬多家的茶飲店，都是年輕人的最愛，更驗證了東莞人口結構的年輕化和消費能力。
2022年，東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5萬元，位居廣東第四，遠超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萬元。
這些數字不僅反映了東莞居民的經濟水平和生活質量，也顯示了東莞的經濟發展水平。
2021年，東莞GDP達到10855億元左右，經濟增速也高達8.2%，成功躋身萬億城市陣營，東莞也迎來了高光時刻。
可惜，光鮮亮麗的數據下早已埋下危機的種子。這一年的經濟高光，成為近三年東莞經濟高增長的余暉。
6、東莞為何經濟減速
從2022年上半年開始，東莞經濟就已經顯露疲態，同比增速1.6%，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中僅高于廣州、中山1.0%的增速。
到2022年全年結束，東莞GDP約11200億元，同比增長僅約0.6%，僅稍稍高于中山的0.5%，增速在同類城市中倒數第一。
有人將東莞的經濟失速稱為“水逆”，可惜從2022年開始，東莞的“水逆”期就沒有結束，反而延續至今。
2023年上半年，東莞的GDP增速只有1.5%，在24個萬億GDP城市與廣東21個城市中，增速依然是倒數第一。
同時期的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除了廣州（4.7%）和肇慶（2.9%），經濟增速都在5.0%以上，深圳更是增長了6%。
而不久前發布的2023年東莞經濟數據，雖然GDP達到11438.13億元，同比增長2.6%，卻仍是萬億城市中跑得最慢的一個，同時也是廣東所有城市中跑得最慢的一個。
東莞到底發生了什么，以至于“水逆”不斷？
從東莞經濟結構來說，首先是工業和出口出現了問題。
作為國內主要制造業與出口貿易城市，東莞工業實力位居全國前十，出口實力位居全國前五。
東莞制造業雖然在機器人等先進制造業發展迅猛，但制造業主要是承接深圳制造業轉移，準確說是深圳淘汰或分流的部分低端制造業，使得東莞制造業多年來“大而不強”。
由于近年來受到全球外貿環境變化影響，深圳的制造業最先受到波及，自然導致轉移到東莞的制造業需求減少，直接影響到東莞的制造業和經濟增長。
拿東莞最具代表的手機制造業來說，2019年最高峰時曾一年生產4億臺手機，可隨后就逐漸下滑。到2022年，東莞手機產量只有1.96億臺，相比巔峰時期，下降一半多。
此外，東莞是外向型產業結構的城市，對外貿依賴度極高。2022年東莞的出口總額9240.1億元，同期GDP為11438.13億元，外貿依賴度高達82.5%。
但是，東莞的外貿和制造業息息相關，制造業出現問題，外貿也必然遭受牽連。
相比2021年15247億元的進出口峰值，2022年東莞進出口總額下降8.7%，其中，出口9240億元，下降3.34%；進口4686億元，下降17.6%。
如果按美元計價，隨著美元走高，東莞外貿的降幅更大，其中進出口總額下降11.2%，出口下降6%，進口下降19.9%。
2023年前三季度，東莞進出口額為9518.9億元，同比下跌了12.8%。其中，出口6364.5億元，下降了13%。
因此，工業與出口的失速，對東莞的影響不言而喻。
東莞的經濟失速，既有看得見的壓力，也來自看不見的歷史背景。
東莞因其“市管鎮”的架構被稱為“直筒子市”，全市強鎮林立，相互競爭，造成城市的“散裝”格局十分嚴重。
這種“散裝”面貌使得能夠“制造整個世界”的東莞，卻無法規劃好自己的家園。城市中的生產功能區與居住功能區犬牙交錯，整座城市宛如一座超大的“城中村”。
城市面貌不僅老舊，基建也不足，全市僅有一條37.8公里長的地鐵，是特大城市與新一線城市中地鐵長度最短線路，實在與“雙萬”城市不匹配。
其實，也不能完全怪東莞。
東莞每年上繳稅收總額達1000多億，排名全國前十?？捎捎诔鞘屑墑e低，使得稅收留存比例就很少，缺乏足夠資金進行城市基建，才使得城市老舊的面貌總被人吐槽。
關鍵還是東莞特殊的城市管理架構，雖然在野蠻生長時期起了重要作用，卻成為今天制約城市工業與基建發展的“緊箍咒”。
全市各鎮、街道多年來為了發展地區經濟，長期無規劃的土地開發，使得東莞土地開發強度逼近50%，遠超30%的國際警戒線，是香港的兩倍。400多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零散分布在兩萬多個地塊上，70%的村級工業園在300畝以上。
這意味著任何需要連片土地的企業，都不可能選擇在土地資源如此碎片化的東莞落地，包括大型基建也會受到不同程度影響。
許多“三高一低”企業（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產出）至今還占據著大量土地，污染著環境。
可以說，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技術附加值偏低，以及特殊市鎮兩級管理體制造成的歷史問題，才是令東莞經濟突然失速的深層次原因。
面對不斷墊底的增速，東莞正亟待破局之路。
7、“世界工廠”亟待再次出發
經過40年發展積累起來的完整產業鏈和工業體系，以及全國最年輕的勞動力人口結構與極具敏感的市場主體，都是東莞再出發的“王牌”。
此外，39個工業門類中，東莞就有34個，除了航空航天、軍工產業，東莞制造的產品達到了6萬多種，幾乎覆蓋了各行各業；算上國內和本土企業，東莞共有工業企業19萬余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超過1萬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7387家，依然是響當當的制造業強市。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東莞在科創產業研發投入也不遺余力。研發投入從2019年的2.75%提升到了2022年的4%；高新技術企業上，2020年東莞為6385家，2021年達到7374家，2022年突破9000家。
東莞還在政策上得到了國家的助力。
去年9月份國務院批復的《東莞深化兩岸創新發展合作總體方案》，將東莞明確定位為大陸與臺灣產業、文化、科技、金融對接的重要樞紐。
要知道，東莞的臺資企業的數量、投資額均居全國前列，累計批準臺資企業超1萬家，約占全國十分之一，其中有5萬多名臺胞在東莞生活、工作。
這項政策的出臺，將鼓勵臺企把自身在電子元器件、電子材料領域取得的技術優勢，通過東莞這個制造業基地，與大灣區制造業基礎雄厚、技術轉化能力較強等優勢結合，從而令東莞形成更具特色的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等產業集群，輻射到更多產業鏈條，加速轉型。
另一方面，東莞也拿出了重磅籌碼吸引全球資金、企業。
2023年12月6日，東莞以“萬千東莞引鏈全球”為主題舉行了2023東莞全球招商大會，拿出萬畝土地和2000億高質量發展基金，面向全球招引優質企業及產業項目，希望實現從“世界工廠”到“科創制造之城”的華麗轉身。
對于并不缺乏發展基礎的東莞來說，面對當下經濟失速壓力，或許正是嬗變的前夕，促使東莞加快由“制造”向“智造”邁進的步伐。
作為東莞的“娘家”，廣東或許在粵港澳大灣區聯動的基礎上，考慮東莞現有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與轉變，助力東莞擺脫各自為政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制造業的升級換代。
對于東莞來說，更應加快通往深圳的軌道交通建設，借助其科創實力，提升轉型升級速度，加大制造業的科技含量，盡快找到新的出發點。
從180多年前的民族覺醒，到后來的開眼看世界，進而融入全球化，歷史選擇了東莞，東莞也創造了歷史。
未來，東莞的再出發之路如何，只能交由時間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