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界面新聞編輯 | 宋佳楠

“當前家庭教育面臨的最大危機，是家庭教育觀的扭曲。”

2月25日下午，在由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問向實驗室、中譯出版社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家庭養育環境研討會上，北京師范大學國家高端智庫教育國情調查中心主任張志勇發表了上述觀點。

在他看來，過去的家庭教育完全成了學校教育的附屬物，課程、作業、考試問題都外溢到家庭環境里，“我們已經徹底陷入升學主義的陷阱”，導致家庭教育喪失其獨立性和應該承擔的責任。

大數據可以更好地佐證這一觀點。上述研討會發布的《家庭教育藍皮書（2024）：中國家庭養育環境報告》（下稱《藍皮書》），基于34萬全國各地家長的調查數據，對中國家庭的養育環境進行分析比較。

《藍皮書》顯示，受訪家長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況，即認知符合現代教育理念，但情緒與行為卻無法跟上。

75%受訪家長認同擁抱等肢體語言表達對孩子的愛，65%家長贊同應讓孩子自己做決定。但在情緒和行為上，80%的家長對孩子的學業表現感到焦慮，60%的家長時刻擔憂孩子出現意外，45%的家長經常過分插手孩子做的事。

相較母親，焦慮問題在受訪父親中更為普遍，比例高達七成，且男孩家長更為焦慮，對孩子的行為干涉最普遍。

就不同學段而言，初中生父母最焦慮，比例達64%，其他學段為58%。初中生父母干涉孩子行為最多，受訪者占比過半。小升初階段，出現心理問題孩子的比例從10%上升到20%。

《藍皮書》調查顯示，小學階段，家庭教育可為孩子身心健康打下基礎。初中階段，家庭教育對孩子心理健康狀況影響最大，是最為關鍵的時期。而家庭教育在高中階段的保護作用明顯減弱。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顯而易見，并多有政策支撐。當下的問題是缺乏實證研究以及據此的分析研究，提出相應的實施策略尤為重要。”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首任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研討會上稱。

家庭教育一直是國內教育領域重點關注的對象。

1952年，教育部頒發的《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首次提出“家庭教育概念”；2022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整整70年的時間里，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力圖提升家庭教育質量。

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當前中國的家庭教育焦慮已成為常態，家庭教育問題為何如此難解？痛點到底在哪里？

除了家庭教育觀扭曲外，張志勇還提到其它三重危機：家庭教育的主體角色——父母的缺位，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

此外，還有家庭教育時間和空間的匱乏，將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功能往學校轉移，家庭陪伴時間讓渡給學校，同樣值得擔憂。

“家校關系的友好性在降低，矛盾沖突在增加。”張志勇談及近期熱議的“課間十分鐘的消失”時表示，學校苦于場地條件和校園傷害問題，而家長對校園傷害的容忍度太低，非友好的家校關系給學校教育帶來極大壓力。

“十年來家庭教育面臨的外部環境已發生變化，包括人工智能時代的出現，對學習方式的挑戰，以及未來社會職業形態均有影響。”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界面教育指出。

熊丙奇提到現實中的家庭教育呈現三大狀態：一是更焦慮，隱形變異學科培訓野蠻生長；二是更功利，破除唯分數、唯升學的改革被功利教育觀、成才觀綁架；三是更復雜，家庭教育需求呈現個性化、多元化的特點，但教育供給無法滿足。

目前中國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供給仍比較單一。政府制定的家庭教育政策大多是宏觀指導、缺乏實地可操作性。在政府的帶動影響下，社區及學校雖然積極開辦了各種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如講座、報告、親子活動、實踐課程等內容，但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

政府和學校之外，頭部教育企業等社會力量也對家庭教育有所布局。

早在2008年，新東方（NYSE：EDU）就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好未來（NYSE：TAL）也開放了家庭教育相關課程。還有部分企業在職業培訓上尋找商業機會，提出“家庭教育指導師”考證服務，曾一度出現“家庭教育指導師達年薪50萬”的宣傳噱頭。

但家庭教育業務在商業機構的宣傳口徑上大多帶有“公益”性質，其商業化相對有限。

艾瑞咨詢在《2020中國家庭教育行業研究報告》中提到其行業局限性，即家庭教育屬于低頻率、要求高、服務周期長的行業，消費行為不能隨時發生。

同時，部分家庭教育企業管理水平落后，對加盟者審核不嚴格，導致服務水平參差不齊。其行業供應鏈涉及品類繁多，小型企業難以為繼，初期投入大，打不起價格戰，難以發展擴大。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曾對界面教育表示，家庭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場，還是要以政府為主。《家庭教育促進法》強調“國家責任”和“社會協同”，并不排除一些專業機構采用市場化的方式。但如果機構采取過度營銷、炒作焦慮，最后讓家庭付出更高的成本，這樣也會帶來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