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整理 | 實習記者 黃東婕

近期熱映的電影《年會不能停！》中，主人公胡建林所在的集團從一家小工廠成長為大公司，年會也在這一過程中變了味——創業伊始，工廠在艱難時刻堅持開年會，為的是“人心不能散”；公司做大做強之后，花很多錢辦年會，似乎只是為了證明公司很有錢。胡建林向公司領導層發出了這樣的拷問：“辦一個年會六千萬，夠多少人吃多少頓飯？”

《年會不能停！》也提示我們從其他角度思考公司年會。比如說胡建林邀請同事一起參與年會節目的錄制，后者明確表示“這算加班”。也有員工積極參加年會節目，為的是被領導看到——胡建林就年復一年堅持上報年會節目，全公司下至鉗工、上到K11的領導無一不卷入到年會表演環節，唯有董事長等大領導可以不上臺演出，只觀看節目。影片令我倍感心酸的一個場景是，處于公司結構最底層的外包團隊在臺上表演，副總坐在臺下指指點點。

如果表演節目還算是常見形式，還有一些年會可謂令人瞠目結舌：2017年，江西一家公司年會現場，沒完成業績的女性員工跪在地上互扇耳光；2020年，一家公司年會上高層被要求跪地爬三圈，邊爬邊喊“我承諾，我擔當”，原因是業績沒達標。另類的年會節目更是層出不窮——網絡上曾經有一個段子：“如果你的男朋友突然在某寶上搜索假發、絲襪、性感短裙，別著急，他有可能是要開年會了。”耐人尋味的是，高層年會跪地爬行的公司澄清說“都是員工自愿的”，很多低俗節目也是員工自行上報，其中的討好意味十分明顯。

年會也是一個員工獎勵現場，通常會設置各種各樣的抽獎獎品——在效益不錯的公司，現金、手機、電腦、旅游名額等往往令人滿意，員工抽獎的“運氣”也會成為內部的談資。2023年，河南新鄉一企業拿出6100萬元獎勵員工，年會現場現金堆成“小山”，員工成捆領取，有3名員工每人獲獎現金500萬元，此事引發轟動，春節后該企業“咨詢求職的留言多到讀不過來”。

還有一些員工選擇把握年會機會，反映公司問題。2019年新東方年會上一首《沙漠駱駝》曾火遍全網，原歌詞被改編為“領導隨口一說立刻討好跟著 項目馬上啟動不計后果”、“干活的累死累活 有成果那又如何 到頭來干不過寫PPT的”，別出心裁地批評了公司內部存在的問題。與之相似的是《年會不能停！》主人公上演的節目，批評公司，揭露腐敗：“啥叫顆粒度啊，整得我挺恍惚，但是沒關系，只要站對隊伍，拍拍馬屁就能保住前途。”

01 共同體與一家人？年會的真相時刻

尹清露：年會就像一個儀式，讓大家暫時忘卻平時的權力，產生與民同樂或男扮女裝這樣一種比較倒錯的氛圍。就像日本的上班族，在上班期間和上司有很分明的權力關系，但會在下班喝酒的時候稱兄道弟。

這其中仍然隱藏著很深的權力關系，因為你不能拒絕表演節目，不能拒絕下班去應酬，不能拒絕和老板喝酒。這一儀式的功能也在于，它希望短暫的放松結束之后，大家可以更好地整合到這一套體系當中。或許這正意味著，大家在平時的時候只能更加嚴謹地遵守這一秩序。

董子琪：想起電影《年會不能停！》中高層領導一個“學貓叫”的節目，主持人的介紹詞說，這些人為公司排憂解難，為基層員工作出榜樣，今天他們在年會上一改嚴肅的樣子，變成了最可愛的人。但是，“學貓叫”這個節目是在給“最可愛的人”增色還是掩飾呢？是想通過這樣的節目跟員工打成一片，還是滿足對自我形象的想象？

林子人：無論年會中間的落地情況如何，它給大家帶來的真實感受是什么，一個理想的年會或說年會想達到的最深層目的，應該是告訴員工，你就是這個組織的一份子，我們沒你不行，你會在我們這里得到長足的發展，包括個人職業和收入上的發展。

但在今天，企業和員工之間的張力變得越來越強，使得年會的“我們是一家人”敘事變得越來越搖搖欲墜。作為一個共同體的企業越來越難用家來做類比，因為家庭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不會因為一時困難而放棄家庭成員，企業卻不一樣。企業的慣常做法是，我一旦遇到經營困難，我需要降本增效，那一定會先從裁員開始。這就會凸顯出年會的諷刺性。就像子琪提到的電影片段，主持“裁員廣進”計劃的高管們要在年會上“學貓叫”，表現出可愛的樣子。

姜妍：我做文化報道快二十年，畢業時進入上一家報社并待了十一年，看到了上一代文藝青年的面貌。那時候，每天下了班，我們一起吃飯、一起玩、一起鬧，帶著很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我記得我的前同事說，他從飛機下來后看到了報社的創刊詞，他非常激動，直接拉著行李箱去了報社，想要入職。那是一代非常有個性的人，我們那么開心地在一起。 

但是它也有另外一面。回想起來，報社也在消耗你的理想。有的時候，我跟你談理想，你跟我談錢，但要是我跟你談錢，你反而跟我談理想。我離開的時候，發現自己待了十一年，公積金就只有十一萬，而且一半是自己交的。那么多年，它只是按最低標準給你交一個社保，你也會覺得很心寒。這種不對稱的情況，不是這一代人才有的。

02 企業文化、經濟形勢與內部矛盾：年會作為觀察點

董子琪：通過年會可以看出一個公司的文化。《年會不能停！》電影里表現得比較明白，一進去要取一個洋名、一個花名，從花名冊、食堂、下午茶到年會，都是大公司文化的組成部分。好像越大的公司越強調這種自成體系的價值觀，越重視這樣的職能。派一些人來組織企業文化，到底是要實現什么樣的目的？年會或許是一個可供觀察的直接場合。

年會更是重申公司價值觀的重要場合。一般來說，和“價值觀”掛鉤的都是很好的詞匯。我之前在淘寶上專門搜過公司的企業文化標語，都是“追求卓越”、“誠實守信”、“以公司為家”之類的好詞。這是一些寫在員工手冊上的內容，可能只有剛入職的新員工會去翻一翻員工手冊，然后丟在抽屜某個角落，在電腦上再也不會打開。但是，這些價值觀會在年會的時候被重新提出，你又可以看到這個公司的模樣。

年會在組織的時候會按照級別來排序。董事長坐在最前面，旁邊是兩個副總，小女孩因為加班而不能參加年會，這都是系統的安排。職場劇《理想之城》講一個大建筑集團的故事，演員高葉飾演一個連年會主會場都不能進的人力小職員，本來有個節目，但是被臨時替換到門口接待。坐在什么位置？能不能在門口的板子上簽名？這些年會所附帶的東西，可能也是給予一部分人以榮耀感、另一部分人以被剝奪感的一種組織安排吧。

徐魯青：除了文化之外，年會辦得有多實力雄厚，好像也能反映出一個公司的經濟狀況，以及在這個時代和這個行業中最賺錢的是誰、不賺錢的是誰。《每日人物》的文章《2024，消失的年會》寫阿里二十周年時辦了最大的一屆年會，是在杭州為亞運會建設的大蓮花場館里面舉辦，一共有八萬個座位席，光是購買員工文化衫就花了好幾百萬，有18個抽獎是清空購物車的特等獎，以10萬封頂。文章也提到，2024年萬達的年會寂靜無聲，沒有晚會，王健林也沒有出來說話。所以，年會還是蠻能反映行業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的。

尹清露：也能在年會上看到內部員工的關系如何，矛盾是否激化。文捷在按語中提到2019年新東方年會上那首改編的《沙漠駱駝》，唱出了“領導隨口一說立刻討好跟著/項目馬上啟動不計后果”等歌詞，我想，或許因為這個矛盾還沒有那么激化，所以員工調侃的空間相對靈活。在現在的新東方，當人們都知道董宇輝和高層間可能的關系和沖突，反而不一定能夠再用調侃的方式去表達。

03 年會背后的懷舊潮：電影的童話結局，裁員的真實處境

林子人：《年會不能停！》給出了一個童話式的結局，一切問題都是某一個壞人的錯，只要把這個壞人打倒，事情就會恢復原狀，我們又重新能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但現實并不是這個樣子。

前兩天我看到“硬核讀書會”采訪了《一人公司》的作者卡麗·萊恩，一位美國的社科學者，她研究的是2000年左右美國互聯網公司的裁員潮中失業的美國科技公司工作者。采訪提到，作者將高科技工作者比作“穩定就業礦井”的“金絲雀”，但現在我們看到一些成熟知名的互聯網公司，比如Meta和亞馬遜，還在裁員并導致大量科技工作者失業。

卡麗的回答是，她相信裁員還會持續。因為我們曾經相信雇主對其員工負有責任，而現在更強調的是公司對股東的責任。此外，對短期利潤而不是對長期可持續回報的強調，已經創造了一種大規模裁員在紙面上對公司有好處的情形，裁員是公司所謂改善它經營狀況的一個必要手段。可以看到，只要我們社會依然允許雇主在公司本身繼續創造巨額利潤的情況下能夠輕而易舉解雇員工，那么這種情況就會繼續存在。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覺得電影只是給出了一個童話般的結局，它不是一個真實的結局。

尹清露：或許正是因為電影的童話無法成立，很多觀眾反饋前半部分很好看，后半部分則有許多問題。電影的結局可能就像年會本身一樣，只能起到一個壓力閥的作用，讓大家哭一下、爽一下、疏解一下情緒，但沒有辦法起到很實質性的作用。

徐魯青：可能老中青三代人在電影院哭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看到九十年代的工廠場景，想起自己曾經也被工廠裁掉，有人是看到大廠裁員，想起正在遭遇這些的同事。似乎大家到頭來都會面對這樣的事情。

董子琪：我哭的點是在開頭，看到飛速發展的九十年代末到零零年代初，那么多重大事件一起發生。我不是說我有多么感動，我是在感慨，我們要懷念過去，就是因為已經到了一個需要集體懷念過去的現在了。

林子人：跟子琪很像，我看完電影的強烈感受也是開頭的懷念九十年代。這個意味太濃厚了，甚至很多歌曲和電視劇《繁花》使用得一模一樣，比如《我的未來不是夢》。當下吹起九十年代懷舊風，我們到底在懷念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