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歷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因病醫治無效，于今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他一直在工作，桌子上永遠擺著清史工程的稿子，稿子很多，厚厚的，他在不停地閱讀和修改。”這就是談起戴逸時，首先浮現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員張宏杰腦海中的印象。在今日下午發布的朋友圈中，張宏杰也貼出了自己和戴逸的最后一張合影，稱“師恩永存，哀慟難言”。

戴逸原名戴秉衡，1948年8月，時為北大史學系學生的戴逸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捕，因時任校長胡適擔保，他才得以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逃離北京，奔赴解放區。由于擔心連累家人而改名戴逸。“我是‘逃’出來的，那就叫戴逸吧。”

戴逸從小喜愛歷史，在《我的學術生涯》一文中，戴逸寫道：“我的治學，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即由近及遠，由今至古。最初我從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開始，稍后研究中國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最終，他投入了清史研究。

1955年，戴逸在人民大學開設了中國近代史課程，由此開啟了他在高校內系統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先河，后來他以授課講義為基礎，開始撰寫《中國近代史稿》一出。1958年出版了第一卷，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得到史學前輩吳晗等人的好評。后來應吳晗邀請，32歲的戴逸成為暢銷讀物《中國歷史小叢書》最年輕的編委。

1966年，中宣部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六人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但在十年浩劫中，清史所的建立被擱置了。直到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清史研究所才正式成立。因為當時社會上還沒有一部系統、完整而篇幅適中的清史作品，戴逸開始主持編寫《簡明清史》，這是一部簡明扼要的清史著作，清理清朝三個世紀的發展線索，探討其中的重要問題。戴逸曾回憶他這部作品在“投入的力量很大，閱讀了大量歷史資料，研究、琢磨了很多問題，該書初稿是集體寫作的。我在審稿時逐章、逐節、逐字、逐句，幾乎重新寫定。”

張宏杰在今日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說，戴逸是“學術界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主編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清代人物傳稿》等都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02年8月，國家正式啟動新世紀標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時年76歲的戴逸又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這個工程雖然還沒有完全完成，但已經對境外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進行了大量的譯介。截至2020年底，清史工程共出版“檔案叢刊”“文獻叢刊”“研究叢刊”“編譯叢刊”等各類圖書246種3677冊。

在談到對戴逸的印象時，張宏杰稱，涉及幾百人的清史工程，戴逸是牽頭人、總負責人，最后由他來總把關、總定稿，“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幾十年應該是都放在工程上了。”

除了編纂，戴逸自己也寫作了《乾隆帝及其時代》等著作。在張宏杰看來，《乾隆帝及其時代》是學術作品，同時可讀性也非常強，涉及了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心理學等多個學科的內容。

在張宏杰眼中，戴逸和人們刻板印象中的學術權威不一樣，“他沒有任何距離感，他不是故作平易近人，而是他人格中就有非常清澈的一面，甚至有一種難得的天真”，“（戴逸）經歷了這么多的風風雨雨，身上還能保留著這樣的清澈，這是我在和其他人交往當中比較少見的”。

戴逸和張宏杰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學術研究雖然做得很精致、非常深，卻缺少通史的眼光，戴逸認為，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也鼓勵我多寫一些面對普通讀者的作品，因為這些年歷史過于專業化，歷史研究的成果需要向普通讀者普及。”

張宏杰說，每次去看望戴逸，后者都在看清史工程的稿子，“每天工作幾個小時，似乎也沒有別的娛樂”。戴逸自己也曾經這樣說：“清史是我的專業，我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它。可說是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參考資料：《戴逸自述：我的學術生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07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