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馬延君

編輯|易方興

運營|虎鯨

如今，考公上岸已成為許多人的終極目標。2024年國考在全國31個省（市、區）共招錄近4萬人，報名人數卻達到了300余萬人，競爭比達到了77:1，受迫于國考越來越卷的現實，一些年輕人選擇把視線投向各地的社區工作者考試。

社區工作者一職，它的不足顯而易見——沒編制，要扎根基層，常常加班，有時還得干些體力活兒。但與此同時，它的優點也很明顯，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充滿確定性的職業未來、足以保障生活的收入……這些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前來報考。比如，2023年在安徽的一個縣級市，35個社工崗位，就有超過2000人競爭，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而在這座新搭起的獨木橋上，有人擠在出發地，有人無奈放棄，有人艱難過橋，還有人發現，對渴望上岸的自己來說，這里似乎并不是岸的盡頭。

獨木橋

眼前是鋪天蓋地的大雪，葉捷揮舞著鐵鍬，一鏟接一鏟地將雪堆轉移到卡車上，干得太過賣力，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她抬頭望望，前面還有數不盡的雪堆等著她清理。

鬧鐘響起，葉捷睜開眼，雪堆變成了天花板，她才松了一口氣。在夢里勞作了許久，累得她渾身乏力，因為用力“握著鐵鍬”，手心都被指甲掐出了印子。她覺得有些好笑，前兩天看了幾個社工鏟雪的吐槽貼，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將自己代入其中，可“成都哪兒有那么大的雪”。

這是2023年初，27歲的葉捷剛結束第一場社工考試。來了才知道，沒有編制的社工考試，竟然也卷到了這種程度——只招二十多人，報名的竟然多達五六百人。

社區工作者，是指由各地政府部門統一招聘，經過報名、筆試、面試、體檢、考察、公示等程序，統籌安排到社區工作的工作人員。雖然沒編制，但會簽勞動合同（一般五年），根據城市不同，月工資在3000元到8000元不等，還會交五險一金。

那天在考場外，隊伍排得望不見頭。大多人和她一樣，是裹著羽絨服，看起來都還不到30歲。隊伍格外安靜，每個人都面色凝重，盯著手機，趁最后的時間刷幾道題。

相比于全國統考、總分200分的國考，各地的社工考試并不統一，難度也不同，總分只有100分。題型分為單選、多選、判斷和作文，內容涵蓋時政、文學、數學、地理等，與國考相似。比起國考，社工考試則更注重于實際情況的處理和應對。

葉捷最終栽在了筆試上。“差1.4分，兩道選擇題，可能是沒選對茅盾的原名，也不知道冷暖空氣相遇，形成的極端天氣是龍卷風”。

她歸結失敗的原因是“掉以輕心了，題沒刷夠”，因為搜索信息時，看到社工考試難度不大，“和考公是兩種級別”，她只是下載了一個刷題APP，像考科目一一樣，偶爾學習一會兒。然而，經過那場三十選一的考試，她才意識到，原來面前不是一條寬闊大道，而是一座獨木橋。

研究生畢業的白曉佳，則已經在獨木橋前擠了一年。過去一年，她參加了13場公務員考試，幾乎每個月都要面對一兩場失敗，因為“考試內容都差不多”，考公過程中，她還順便考了三四次社工。

2023年7月，她在安徽省的一座縣級市參與了第一場社工考試，35個錄取名額，卻有二千多人報名，在小城里，很少能見到如此多年輕人聚集的場面，隊伍中偶爾會出現幾名年齡偏大的考生，看起來有些扎眼。

考公沒考上，沒想到考社工也失敗了——最終，白曉佳以0.6分的差距又一次落敗。

她有些后悔，2022年這時候，合肥組織了一場大型社工考試，罕見地開放了五千個錄取名額，卻只有三千多人報考，“甚至沒有最低分數線，只要去考試的，都能上岸”。

但那時白曉佳放棄了，“當時家附近有個和政府簽約的科技特派員工作，想著離家近，工資也差不多，就沒進社區”。誰也沒有料到，一年過去，社工崗位變得如此緊俏，現在想來，白曉佳只覺得“挺后悔的，剛畢業那會兒，有點天真”。

當競爭人數增多，獨木橋越發狹窄，上岸難度也隨之增大，成了普遍現象。比如，2023年山東省菏澤市東明縣社區工作者公開招聘，開放的100個崗位吸引了3888名考生競爭。據中公教育統計，截至2023年9月，西安市社區工作者共招聘1000人，而報名人數達到了23468人。一名參與社工考試的網友吐槽：“通州的社工考試，小900人爭9個名額，去年六十多分還進了面試，今年72分復審資格都沒夠上。”

滑落

準備第二次社工考試時，葉捷賣掉了相機，“不想再分心了”。

那是她大學兼職做促銷員，買下的最貴重的物品，陪她記錄過成都的四季變化，也陪她拍攝過雪山和九寨溝的美景。現在，賣掉之后，她下定決心備考社工。

大學畢業后，葉捷入職過一家廣告公司，“就是批量生產小視頻腳本，拍攝完安插到小程序游戲中”，用戶用觀看視頻換取游戲道具，葉捷用“亂七八糟的文檔”換取工資。

半年后，她“實在寫不動暴打小三、逆襲老板的故事”了，就離職了。

葉捷覺得，過去那段工作“完全是浪費時間”，沒有任何經驗積累，也不好寫到簡歷里。而做小本生意的父母勸她，找份穩定的工作，考公、考編、國企、教師都可以，葉捷覺得太卷：“我是都可以，那也得看人家要不要我啊！”

她讀的是漢語言文學，大三那年，班里一半同學都在準備考公，她覺得備考太乏味，也對公務員的生活缺乏想象，拖著拖著，就錯過了應屆報考的機會。沒想到被現實捶打，一年過去，自己又繞回了原點。

在后來時常無法出門的日子里，葉捷一邊投簡歷，一邊心不在焉地備考，偶爾還在社交平臺上發些約拍廣告，直到2022年年底，父母經營的飯店倒閉，一家三口都閑在了家中，葉捷才意識到“不能再三心二意地混日子了，像我父母打拼了半輩子，心血說沒就沒”。

極不穩定的現實在她眼前鋪開，沒有了收入來源，需要計算著積蓄交養老保險，父親經常躺在家里一聲不吭，母親心思倒是活泛，“今天想出去擺攤賣鹵味，明天想批發點水果做生意”，但害怕再遭折損，遲遲沒敢行動。

為了不進入相同的命運循環，她開始瘋狂報名各類考試。國考、省考都有固定時間，為了多幾個機會，她關注了五十多個社區、國企招聘、政府服務、公考機構的微信公眾號，“看到哪里有考試、招聘就報名，考公難度大，就報名各種編制、國企、社工，光是買資料、報名費就花出了一千多元”，銀行卡上的數字與日俱減，她只感覺心里空落落的，人也跟著滑落，不知什么時候才能有個托底。

白曉佳也是因為暫時的迷茫，才踏上了考公的道路，她研究生學的是農藝與種業，“可農業都自動化了，更需要計算機、機械類的人才，我的研究方向又是茶學，就很尷尬，不會育種，茶藝也不是特別專業，最后就是進退兩難，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畢業后，她曾在合肥找過工作，但市面上最廣泛招聘的只有電話客服和銷售，“工資少，也學不到什么東西”，白曉佳自認不是很擅長與人溝通，做科技特派員時，給其他公司負責人打電話，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設，最終為了全力備戰考公，她在半年后也放棄了特派員的工作。

有時站在社工考試的考場門外，看著那些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甚至還是學生模樣的考生，她會猜想“大家是不是都和我一樣，考公順帶著考社區”，但沒人有心情隨意寒暄，每個人都在衡量著，考出怎樣的成績，才能得到一個確定的結果。

對于降級考社工的人來說，許多人大都經歷過一場滑落。有的是被裁員后想回老家工作，有的是企業欠薪、考公失敗，有的是家人和孩子需要照顧……最后，人們將兜底、過渡的希望投向社工，這樣的人越多，社工考試就越卷。

比如，因為已婚未孕的身份，還不到30歲的趙靚已經待業了一年半，她四處碰壁，選擇很少。前公司不太景氣，趙靚選擇了離職，“但后來投簡歷，很多企業都會問結婚了嗎，有孩子嗎，打算什么時候要孩子，然后就沒回音了”。

趙靚對工作的要求并不高，“文職工作，給上保險，雙休就行”，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公司的面試機會，卻被要求先交1368元做體檢，最后發現是騙子公司，報警才要回了1000元。

折騰了一年多，她發帖吐槽投遞保潔的崗位都被拒絕，許多人推薦她考社工，她有些無奈，回答道：“之前考過，沒考上，每個區都有幾萬人競爭，兩次報考都差了一點點分數。”前不久，終于等到新的招聘公告，鼓起勇氣想再試一次，趙靚卻發現自己懷孕了，“打電話一問，社工也不要孕婦”。

岸

第二次社工考試落敗后，葉捷跑到公園的角落里待了一下午。

“哭也哭不出來，就是著急，有種恨意無處發泄，可我也不知道是恨誰”，正值盛夏，她氣出了滿頭大汗，又發了兩天高燒。

葉捷無法接受的是，自己已經拿出了高考的勁頭準備，從早到晚趴在自習室，看屏幕太久，每天早上醒來，眼睛都是干澀的，她不明白自己差在哪里，“我的同學考公務員、考教師，都上岸了，怎么我連個社工都考不上”。

她回憶起那天面試，五人一組進入考場，面對“社區要開展一個防詐騙講座活動，你怎么組織？”“小區居民總在樓道里堆放雜物，造成消防安全隱患，同時拒不清理的情況，你怎么處理？”等考題，她按照反復練習的答題模版，先回答應急處理辦法，再展開分析，最后歸納總結，時間控制在10分鐘之內，也做到了聲音清晰，落落大方，她看見考官面帶微笑地點點頭，一切都像電影畫面般清晰，可最終還是迎來了沉重一擊。

“現在考社工的人那么多，面試最忌諱的是套路式、喊口號的回答，考官一上午能聽幾十個相同的答案，要的是在框架內答出特色”，孫建是一家連鎖公考機構的培訓老師，過去一年他已經接了上百個社工面試的網絡咨詢，“很多人都是考了兩三次還沒上岸，心態崩了，開始到處找老師輔導”。

在孫建看來，過去一年社工考試的火熱，甚至超出了培訓機構的想象，就連張雪峰也推薦“低學歷社恐女生試試社工”，賣網課的機構都賺得盆滿缽滿，他所在的機構也在各種社交平臺、網站上投了不少軟廣和硬廣。

三年前剛畢業入行時，他熱心推薦過考公失利的學生試試社工，“社工考試難度相對較低，考試機會又多，雖然沒有編制，但工作穩定，基本不會被辭退，還可以在職考編”。

但沒有學生真的行動，看著學生不悅的面色，他琢磨幾遭反應過來，“人家花了那么多錢報班，我讓他去考沒有編制的社工，是有點瞧不起人的意思”，從此沒再“多嘴”過。

到了2023年，反倒是主動咨詢社工的學生急切起來。大多數是剛剛畢業兩三年的學生、孩子母親，或者在大城市漂泊了幾年、想回家工作的中年男女，孫建分析“或許是對穩定的需求壓倒了一切，說到底誰不想要一份交五險一金、有雙休、離家近的工作呢”。

年輕人在尋找一個明確的出路，社區工作者也盯上了年輕人。2023年6月，一場面向上海高校應屆畢業生的社區工作者專項招聘宣講會，吸引了來自上海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立信金融和會計學院等高校的一百多名應屆畢業生參加。

但“社工崗位的吸引力沒那么大，不像公考培訓，所有人都幾萬幾萬地砸錢”，孫建說道，一對一的面試輔導每小時一千元，盡管咨詢不少，最終愿意交錢的人還是寥寥，而愿意花錢做輔導的大多是三十多歲的考生，“能拿出那一兩千塊錢，又急著上岸”。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深漂了十一年的單身女性，想回到陜西老家工作，“考公是沒什么可能了，社工最起碼年齡限制在四十歲”，那位女士一口氣買了五個小時的輔導課，閑聊中透露出自己在陜西小城有數套房產，“不在乎花多少錢，就是力求一次上岸，為后半生圖個保障”。

當“岸”具象化為一種可預見的生活——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時間、按時繳納的五險一金、穩定的崗位與收入，社工的吸引力也在隨著更多人的奔赴，與日俱增。26歲的林媛媛是在夏天的末尾上岸的，社工專業研究生畢業一年間，她已經陸續參與了沈陽市的5場社區考試，“剛開始還只想報名家附近的單位，畢竟每月三千多元的工資支撐不起租房”。

但每次身邊都是數不清的考生，她意識到“不能再挑挑揀揀了”，考試通過后，她辭去了月薪五千的公考機構教師助理，開始每天公交從頭坐到尾的通勤生活，上崗第一天，她被分配的任務是數清園區里有多少個井蓋，并分別拍照標記。

頂著烈日四處尋覓時，她還有些恍惚，“費了這么大的力氣，這是我想要的工作嗎？”但唯一可以確認的是，不用再日夜為“下個月能不能完成KPI，開出工資”懸心，上岸的感覺還是安穩的。

岸上有岸

三四次考試均以落榜告終后，最后，白曉佳找了一份教務班主任的工作，但在溝通面試時，她誠實地說了考公的計劃，最終被委婉拒絕。

在職備考的計劃泡湯了。她和進入社區工作的妹妹聊，妹妹勸她：“別來社區，事情特別多，除了基本的社區服務，也要負責經濟普查、接待投訴等等雜事。”

白曉佳有些無奈：“究竟是不是圍城，還是要進去了才能知道啊。”她決定，2024年3月再考兩場，不行的話，再想辦法。

如今，她在家中全職備考，盼望上岸。

哪怕是社工，白曉佳也如此渴望上岸，也體現出社工一職風評的變化。

四年前入職社工崗位時，陳晨還曾經受過周圍人不解的目光，他畢業于北京一所高校的體育專業，同學們大多選擇進體育公司或做老師，他考公失利，想找個離家近的穩定工作，順手報考了街道社工，沒怎么準備就過了，那時同學半開玩笑地問他：“去做閑人馬大姐了？”

而到了現在，他反倒成了同學們心中“有遠見的人”，一個被裁的初中同學還來向他請教：“考你們那兒都需要準備什么？”聽得陳晨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很多人也一樣。在社交網站上，關于社區工作者的討論有超過18萬條筆記，其中“社區工作者備考經驗”“社區工作者適合年輕人報考嗎？”“社區工作者都要做什么？”是高頻出現的分享與問題。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只是沖著穩定就來報考了”，在陳晨看來，社區工作者是一份同時需要“用心與不用心”的職業，“居民有事兒要用心解決，有些磕磕絆絆、沖你撒氣的話，就左耳進右耳出了”。

與人接觸多了，陳晨摸索出一套十字工作法，“嘴甜點，心寬點，活兒細點”，他是老北京人，“從小就喜歡和小區里的大爺大媽逗悶子”，一些工作上的難題，被他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化解了。

陳晨負責的社區有一位大爺，總是將撿來的紙殼堆在樓道，鄰居投訴到社區，同事勸了兩次不管用，陳晨就掐準點，每兩天幫大爺賣一次紙殼，錢遞過去，來一句“大爺您今兒又豐收了”，反復了幾次，大爺不好意思了，再也沒把紙殼拿進樓道過。

工作久了，他也在各種瑣事、報告中咂摸出一點意義，小區搬過來一戶老兩口，帶著殘疾兒子生活，申請補助時發現手續卡在了原戶口地，老兩口行動不便，陳晨就幫著一趟趟跑另一個區的街道辦事處，最后事情辦好了，“老兩口見我，跟見個寶似的”。

每個人對這份工作的感悟都不盡相同，在社交平臺上，有人分享了社工生活的vlog，雖然工作繁雜，偶有加班，但離家近的優勢讓她能夠接送孩子上學，回家吃口熱飯；也有人吐槽，遇到難以相處的領導，“每天各種匯報與批評，上班如上墳”；還有人擔心，即便社工很少裁員，但五年一簽合同的規定，也有著失業的風險。

只不過一份工作，無論優劣，都永遠無法成為生活的終點，今年1月，29歲的陳晨還是離開了已經得心應手的社工崗位，辭職開始創業，“一個月六七千的工資，真養不了家，我再不拼一把就來不及了，趕緊給人年輕人騰位置吧”。

而數了三天井蓋，清理了一周小廣告，又上門發了幾天宣傳單后，林媛媛翻出了被她壓箱底的公考資料，打算今年再沖一次省考。岸上有岸，單位里不少年輕人都在準備考公。

“畢竟還是想有個編制，何況社區的人到區里開會，和正經公務員都是兩個待遇”，林媛媛發現，關于穩定，也分上了三六九等，過去父母和她說，“你能考上社工，我們就安心了”，現在鞭策的話變成了，“你能考上公務員，我們就安心了”。

但也有人最后選擇放棄。

“能做的我都做了，可能還是沒那個命吧。”葉捷說。從第三次社工考試失敗之后，她沒有再報名社工考試了，“人人都說簡單，可總也考不上，不想再經受那種打擊了”。

不過，她沒有像上次一樣不知所措，她賣掉了所有的社工網課，準備找份別的工作。而經營的飯店倒閉后，母親的鹵味攤也終于支起來了，畢竟，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