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的財政政策進行了安排部署，明確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1月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財政政策論壇2024年第1期（總第9期）研討會上，與會專家指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以調動地方政府干事創業、創造財富、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作為核心內容。

在此基礎上，引導地方政府職能合理轉變，鼓勵地方政府發展創新、符合經濟發展理念的產業，實現創新驅動戰略等。此外，改革的目標還包括增強財政可持續性、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界定政府職責與規模，優化央地關系。

改革核心是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馮俏彬表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釋放地方政府和市場主體的活力，并且要瞄準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結合經濟、人口、社會等經濟社會的變化來進行改革。

“如何穩住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節奏，是財稅改革最大、也是最直接的背景。當前地方政府的活力不足很明顯，已經成為財政體制改革當中要去解決的問題。”她說。

馮俏彬建議，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以調動地方政府干事創業、創造財富、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作為核心內容，以瞄準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基本方向，同時考慮當前財政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復雜現實問題，一并進行推進。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也認為，當前地方財力不夠協調，地方稅體系尚未建立，有待另謀出路，有必要建立更具激勵相容的制度體系，進一步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執行所長、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呂冰洋強調，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要“因時代變化而變化”。“（上世紀）八十年代地方政府積極性主要是‘辦屬于我的企業’，分稅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積極性轉變為‘辦到我這里投資的企業’，積極性的內涵很豐富。”

“引導地方政府職能合理轉變，不是一味促進制造業或重化工業投資，而是鼓勵地方政府發展創新、符合經濟發展理念的產業，實現創新驅動戰略等。”

穩定宏觀稅負

2016年以來，在大規模減稅降費的推動下，我國宏觀稅負持續下行。2022年2月，時任財政部部長劉昆在談及近些年減稅降費政策實施成效時表示，按國際可比口徑計算，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從2016年的28.1%降至2021年的25.4%，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2016年的17.5%降至2022年的13.8%，處于世界較低水平。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宏觀稅負并非越低越好，過低的宏觀稅負會影響到財政可持續性。因此，近兩年來，相關部門和財稅專家就表示，要穩定宏觀稅負。

呂冰洋指出，過去十年，我國宏觀稅負總體上處于持續下行的態勢，無論是稅收占GDP的比重還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過去十年累計下降接近10個百分點，這使得財政收支的汲取能力明顯下降。

“現行區域優惠政策過多，稅收‘洼地’的存在造成稅基侵蝕，大量稅收優惠干預了市場效率和公平，不利于構建統一國內大市場。”他說。

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所長、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馬光榮在會上發言時說：“不僅是站在當前，如果按照未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現有的宏觀稅負可能難以支撐未來經濟發展對公共品的需求。”

在穩定宏觀稅負的問題上，他提出，必須提高“兩個比重”，一是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此外，在稅制改革的大方向上要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其中對個人所得稅而言，要加強個稅對財產所得的調節，適當降低勞動所得稅負，將個人經營所得納入綜合所得范圍。

力促財政可持續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近兩年政府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多方面問題的綜合體現，包括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支出責任過大、支出效率低下、監管失效等等。 

羅志恒認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解決財政可持續性問題，避免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危機。長期來看，要站在國家治理和國家戰略的高度，圍繞促進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統一大市場、共同富裕、統籌發展與安全等戰略任務，構建新的財政和稅收制度。

呂冰洋指出，近十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低于GDP增長速度，導致財政可持續性在下降，債務壓力擴大，地方債風險不斷累積，這種情況下財稅體制改革需要統籌財政資源，提高財政支出效率，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等。

他建議，在政策空間不斷縮小的情況下，需要用財政體制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在預算制度改革方面，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加強人大的預算監督；全面實施績效管理；落實中期財政規劃，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

馬光榮強調，優化債務管理的核心是繼續“開好前門，堵好后門”。“前門可以開得更大一些，進一步增加專項債額度，健全政府債券分配機制。堵后門要建立管控隱性債務的長效機制，在化解存量的同時又能夠遏制增量。”

厘清央地財政關系

2024年是分稅制改革三十周年，與會人士普遍認為，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合理劃分央地財權和事權是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

馬光榮指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于牽引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改革，優化中央與地方關系。應實質性推動事權劃分改革、推動地方稅體系建設、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從財政數字上來看，過去這些年盡管一直在提部分事權要上移中央，但中央財政支出所占比例過去十年基本沒有變，仍然處于14%的低水平。”他說，未來中央要切實承擔起更多的事權，通過實體化機構的改革，真正承擔起職能責任。

羅志恒指出，政府與市場關系和邊界不清，導致政府兜底責任不斷擴張，容易產生有限財力與無限支出責任間的矛盾，不利于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地方政府承擔過多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中央支出占比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在“中央決策、地方執行”制度體系下地方政府債務持續攀升。

他建議，未來要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界定政府職責與規模；逐步上收事權和支出責任至中央政府，減輕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財政壓力。

近年來，中央財政在財力緊張的情況下，通過優化支出結構加大對地方轉移支付力度。2023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首次超過10萬億元。

羅志恒認為，當前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已突破10萬億元，轉移支付規模過大容易產生效率損失以及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甚至是逆向激勵。但是，不加大對基層轉移支付，又不利于地方“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必須通過改革打破走出這個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