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新冠疫情結束了，大學的校門仍然沒有打開。

北大老師李植以“跨欄”進入校園登上新聞，再度引發人們對校園開放議題的關注。近日，一些高校陸續推進了開放舉措，其中一些規定激起了更多爭議，比如清華北大的開放方式是僅在兩校之間實行師生互通，有人質疑：為何大學開放還需要“門當戶對”？大學校園開放的程度可以有多高？打開校門為何如此之難？

一份中國大學校園開放狀況評估顯示，2023年，在全國147所“雙一流”高校中，有近一半的大學（46.26%）逐步發布了面向社會公眾開放校園的政策。報告也指出，即便理論上是開放的，但市民想要進入校園仍然阻礙重重。比如大多數高校都需要提前預約、實名認證，且訪問限額限時，這些規定對想要進入學校的市民增加了“行政負擔”，即“公民在與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摩擦或糟糕體驗，包括學習成本、合規成本和心理成本”。

作為一位青年建筑師，陳昊長期關注中國高校的開放實踐，以及臨校空間的生態。在大學校園開放問題備受關注之際，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與陳昊從他的研究對象深圳大學——80年代是開放校園，如今變為封閉式圍墻——出發，談到了高校校園管理模式的變化，以及高校師生與周邊社區、臨校空間的交往可能。

陳昊意識到，除了高校，中國城市正出現越來越多的“封閉社區”。小區、園區、寫字樓逐步以安全為由，或建起圍墻，或用刷臉、門禁等方式，將一切非內部人員排除在外，這種分隔又進一步加劇了居民業主對他者的警惕和排斥。他在采訪中指出，“正因為被劃分了界線，社群內部反而會滋生沒有具體緣由的恐懼。這種‘防范’使我們的生活方式受到控制，并被塑造成被重重警備措施所包圍的樣子，這是十分危險的。”

01 除了高校，我們的城市里還有很多封閉孤島

界面文化：你對開放校園的研究以深圳大學為主要考察對象，深圳大學建立的80年代是沒有校園邊界的，這在當時是一個普遍現象嗎？

陳昊：不能說是普遍現象。深圳是1979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建設的一個帶著實驗性的新城市，深圳大學也是在那個時候，以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去試驗生長出來的。在早年的建設藍圖中，深大確實沒有絕對的空間邊界，城市居民可以不自知地步入深大校園。1980年代中期，深大教師辦公樓還開了一個對外開放的咖啡廳，顧客除了學校師生，還有來自南頭的社會青年。雖然有時候會發生矛盾，但基本能夠很快平息下來。

上世紀80年代末后，深大慢慢開始筑起校園邊界，封閉的校園會和城市發展出現一些空間矛盾，比如現在的深大后海校園位于深南大道與后海大道兩條繁忙的道路交界處，縱深1.2公里，但車輛無法進入，就像城市交通動脈上的堵塞物，沒有提供支路減輕城市高峰期壓力。還有一個例子是深圳西麗大學，校園邊的城市車道曾因地鐵施工被圍蔽數年，但大學城拒絕社會車輛使用其內部的校園車道，這也導致了更高的社會運行成本，以及更加孤立的高校校園。

界面文化：反對校園開放的人會提出這樣一個理由，認為學校需要為打開校門承擔很高的行政成本。當時深大完全放開的校園是如何管理的呢？

陳昊：深大是在一窮二白的時候“白手起家”的，當時校內相關的經費不足，過多的后勤人員會增加行政支出，再加上當時羅征啟校長對于實驗的態度，決定嘗試以學生自治的方式管理學校。學校設立了很多與校園管理相關的“委員會”，這些崗位基本由學生管理，也由學生自己產生。學生通過自己的方式決定出管理崗位，代表著他們的聲音，也是他們所信任的，這種方式也能有效地在課堂以外對學生進行公民素質教育。甚至后來在學校的支持下，以經濟學院的學生為基礎創辦了一個學校銀行，校方帶頭將建設經費、工資、學費等學校相關資金都交給這個銀行進行資金往來。這些自治的管理方式其實是可行的，甚至是有益的，它能很好地讓學生在校園里、在被允許試錯的年齡去學習社會和工作技能，使用這樣一套方式也能降低行政成本。

界面文化：在這套管理模式下，深大的校園安全程度如何？一個對開放校園的普遍疑慮是，如果社會人員能隨意進出校園，很可能帶來安全問題。

陳昊：在我的調研里，一位深圳大學的老教師告訴我，80年代末深大圍墻建造之前，他中午在教師宿舍可以敞門午休，不用過多擔心安全問題，1990年代圍墻造起以后，反而前后陸續丟失了數輛自行車。這當然和當時外來人口爆發增長有關，但圍墻的作用可能更多是防君子，不是防小人，圍墻的存在也在告訴偷盜者，只要穿過這個范圍就算成功。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里提到過“街道之眼”的概念，街道上的人只要有感覺自己是被觀察的，其實就構成一種監督。我們想象一下，一條熱鬧的小吃街和一條幽暗的有保安不定時巡邏的校園步道，哪條路會給人更多安全感？高校的師生數量密度遠低于城市人口密度，行人的社會監督相比于安保巡邏或者天眼系統，更能實時響應各種突發事件。 更何況現在街上有那么多攝像頭，更不會有太多的犯罪擔憂。假如高校與城市的空間相互融合，大量社會監督力量可以填充原本高校的監視盲點，也可以節省出購買監控和和安保設備的費用，用到教育的資金投入中去。

同時我們也要思考一個問題，這種危險是真的存在，還存在于想象中？

不僅僅是高校，我們城市中很多的小區、園區、寫字樓也都處于一種封閉的狀態。日本建筑師筱原雅武在《公共空間的政治理論》里探討過，這些社區打著安全安心的口號，將一切不確定的潛在危險都排除在社區之外，借由圍墻將社區之中的空間凈化。目前我們的城市之中出現這么多社區孤島，背后所考慮的就是這個因由。你覺得外界是危險的，所以你排斥它，將自己置于一個安全的區域之中，但這又會帶來一個問題——當雙方難以接觸和建立聯系，你怎么判斷對方是否危險？

這里請允許我引用筱原雅武的一段描述：正因為被劃分了“界線”，社群內部反而會滋生沒有具體緣由的恐懼。這種“防范”使我們的生活方式受到控制，并被塑造成被重重警備措施所包圍的樣子，這是十分危險的。如果高校學生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實際接觸到真正的“外人”，他們與實際社會的社交能力是否會停滯甚至被削弱？這個時代有這么多“社恐”，與封閉的現實是否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呢？

02 高校開放需要政府、學校、公民三者展開對話

界面文化：中國最早的大學校園形態是什么樣？和市民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可以談談大概的演變過程嗎？

陳昊：歷史上的教育場所，像各地的私塾、學堂以及代表最高教育機構的國子監，基本都有一種與世隔絕的態度。今天人們依然會用“象牙塔”來比喻大學，有一種聽起來可遠觀不可褻玩的感覺。

19世紀末，中國開始創辦現代大學教育體系。其中有這么幾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清政府/民國政府創辦的國立大學，包括清政府使用庚子賠款退回部分創辦的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和北京大學等公立高校延續了之前獨立于外的態度；還有一類是國外教會、基金會等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像協和醫學院，它們不屬于公立體系，沒有獲得獨立劃分用地的權利，另一方面教會、基金會當時在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影響力，所以這類高校會選擇建立在社區中，與居民之間聯系更強；還有一種是各地商、紳創辦的私立大學，“民辦官助”的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就是其中代表，這種高校的形態會比較豐富，取決于創辦組織的認知與想法。

當時不少高校因為需要尋求更多資金去維持運轉，還會開辦暑期班、夜校等面向市民的模式。這是一種積極的、雙向的高校與市民的互動。如今的夜校則更多是民營教育機構來擔任知識教育的角色。

1952年基本解放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次高等院校大調整，在均衡全國高等教育分布的同時通過兼并、消除等方式將教會學校、私立學校清除，基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全面學習前蘇聯模式，高墻再次將高校圍起。新的高校選址基本在當時城市的郊區，當然這是世界普遍現象，牛津、劍橋也發展于鄉村小鎮之中。

1979年，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全國各地的城市都在快速發展起來，城市土地建設飛速拓展，與原本處于城市郊區的高校相交。兩者持續互動：城市發展，需要高校盡可能多地提供掌握足夠知識、技能的生產力，進而促進高校擴招，如果基于圍地而建的高校進行擴招，就需要足夠的土地支持，但又會在城市空間形成一些大的腫瘤（比如深大），雙方在發展中開始產生一定的土地矛盾。

界面文化：到現在，中國大學校園的開放程度怎么樣？有什么成功的開放實踐嗎？

陳昊：中國仍然有少數大學是沒有校園邊界、開放程度很高的，比如湖南大學和湖南師范大學，城市的公共交通體系比如公交站、地鐵站等都設在校園區域，教學樓嵌在城市街道里，麓山南路和登高路既屬于校園的范疇，也是岳麓山景點的小吃街。但我留意到2023年7月的一個新聞，湖南大學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坦言：“進入學校不需要預約，也不需要身份證。但各學院和圖書館等教學地區，游客是進不去的。”

在上海，即使是在疫情期間，也有學校愿意自主把圍墻推開。比如2022年上海音樂學院淮海中路區域圍墻拆除，與街區直接相接，市民可以進入歷史建筑和花園，華東政法大學2021年拆除了蘇州河步道附近的圍墻。據學校師生反饋，他們并不認為學校會因此產生什么損失。

與之相反，上兩個月我去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進校門發現需要刷卡，我尾隨一個同學進去逛了一圈，發現出校門也要刷卡。學校不僅給外面的人設立了一道入校的關卡，給學生也設立了一道接觸外部世界的關卡。而且我們也會發現，這種人為設卡很多時候沒有多大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上個月我想抄近道，試圖進入深圳大學，需要掏出手機給保安看校友證。在2019年，我可以每天在回家路上經過深大吃飯堂，也不用在任何一個大門出示我的學生卡或者校友證。要知道，從1983年建校到2020年疫情爆發這差不多40年的時間里，深大從未有過這樣規定。以往我在校園里的時候，每個周末或者傍晚，學校內的文山湖畔稀稀落落地散布著很多學校附近的居民。

對居民來說，可以進入高校、進出教室也是對教育壁壘的打破，比如我們以前經常在報紙上看到“北大保安”的新聞，北大先后有500多名保安考學深造，還有人在畢業后當上大學老師，現在很多高校課程仍然沒有設置旁聽門檻，只要到了教室就能上課。

界面文化：一旦學校開放，操場、圖書館等設施會被市民擠占，學生沒有足夠的資源，如何看待這樣的擔憂呢？

陳昊：經濟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公地悲劇”，人們所擔心的其實就是“公地悲劇”的內容。公地作為一項資源或財產有許多擁有者，其中每一個人都有使用權，但沒有權力阻止他人使用，而每一個人都傾向于過度使用，從而造成資源枯竭。

公辦學校強制私有從法理而言是不可行的，因為公辦學校的支出基本來源于公民稅收，但現實中確實很多高校師生以及管理層習慣于將高校視為私有產物，并據此觀念進行管理。這確實能夠解決人們所擔心的“公地悲劇”問題，對其他公民是否公平卻值得商榷。

高校圍墻的存在形成了實際上的“私有”狀態，這一方面容易使高校師生對校園外的城市居民有特殊對待心理——放開校園的反對者有很多是在校大學生，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高校內公共資源的低效利用。

經濟學中解決“公地悲劇”的辦法主要包括強制私有財產權、政府監管或制定集體行動安排等，所以，防止“公地悲劇”的方法不僅是“私有”，多方協商、加入監管的方式也可以實現。在2022年，深圳一些中小學校的體育場地就出現了學校場館預約系統，市民可以在假期或者周末預約使用中小學的體育場，行政管理成本并不完全由學校全部負責，是一種涵蓋了政府、學校、公民三者的共同參與的對話模式。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時候人們對一個東西好奇正是因為陌生。高校圍墻的物理隔絕讓人們想要進去一窺究竟，當圍墻倒下，高校在大眾心中就祛魅了，是否還有那么多人希望進入或使用呢？“公地悲劇”的前提是公地是一種稀缺資源，高校隔絕外人的做法其實是人為將高校變成稀缺資源，當高校在人們心中變成城市里稀松平常的景觀，這種擔心可能就無需存在了。

03 從臨校空間到游牧校園，高校開放有哪些可能？

界面文化：你剛剛提到，除了進入高校有阻攔，學生出門也被設立了關卡，攔截了學生對外界的接觸。

陳昊：是的，高校的放開可以幫助學生學會和不同身份的城市居民相處，也能學習怎么去利用城市、外部社會的資源，這對于高校教育體系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在開放的校園空間里，人們的身份認知會在高校師生和城市居民之間切換，可以幫他們打破特定的身份束縛，用不同方式體驗周圍的環境。

界面文化：除了圍墻的隔離外，許多高校也有距離的阻礙。現在很多校區都設在遙遠的城郊，有時候學生到市中心可能需要搭乘兩三個小時的公交車。這是否也是學生想要走出校園，跟外界發生聯系的一種阻礙？

陳昊：高校與城市的遠近更多是城市規劃的問題，因為現在高校依然是“劃地為王”的邏輯，那么其龐大的體量就必然不能在成熟的城市區域落地，會帶來更多城市生活的不便利問題。但如果高校可以以分散的形態進入城市，那么高校也可以更輕松地在便捷成熟的城市地段落地。

高校與市中心的關系并不一定緊密，廣州大學城離天河區核心區也有將近20公里，距離白云機場56公里，但高校與周邊社區的關系應該是緊密的。哈耶克在《自由憲章》第二十二章《住房與城市規劃》里寫：

“事實上，在一個城市里，幾乎任何一件財產的可用性部分取決于財產所有人的直接近鄰如何使用自身的財產，部分取決于市政部門的公共服務，沒有這些服務，各單個所有者就幾乎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土地。”

我們所說的放開其實主要是針對臨近區域的放開，學生需要走出去，城市居民需要走進來，就要先從周邊開始做起。并不是說我們就只關注周邊就算了，但這是一個基礎。

還有一種更加極端但是有意思的方式，就是高校沒有固定場地，根據師生需求在城市之中使用不同的場域，也即是行為決定功能。以這樣一種“游牧”的方式使用城市空間，不僅僅是校園，也可以包括居住、活動、社交等一切城市日常生活行為，還可以在不同的行為活動中介入不同的城市社區。這也是我在研究的未來城市形態的一種可能性——城市中的一切都可以是臨時的，是根據行為活動需要而形成的，城市以一種快速即時的響應態度回應人類活動的需求。

界面文化：高校與周邊社區的緊密關系也牽涉到你研究的“臨校空間”，比如學校旁的街道，還有清北旁邊的中關村、深圳大學附近的桂廟新村等，這樣的空間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陳昊：在中國，大多數時候校園與城市是兩個明顯異質的空間，臨校區域是中間域——社會規則在這里運行，學校規則也在這里運行。雖然象牙塔形象以及物理圍墻會讓高校和外部之間存在界線，但高校師生與臨校區域的居民發生互動時，也會形成一張弱聯系的關系網。這些空間可以滿足學生們娛樂的需求，也是價格比較低廉的，提供了一個學生在脫離學校之后去探索社會的場地。

在一些臨校區域會發生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飯/菜票曾一度成為中關村地區除現金之外的等價交換物；在日本，東京大學臨校區域中的商家會愿意讓忘記帶錢的學生暫時賒賬，雖然有造假、不認賬等潛在風險，但社區完善的自我反饋體系能夠加上一道保險。

深圳大學旁邊的桂廟新村是我走訪最多的研究對象，這里有很多小吃、店鋪，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深圳大學的校辦工廠，世紀初深圳大學通過租賃桂廟新村公寓的方式，解決校內宿舍不足的問題，后來這里有了“西部創業園”、“西部美食街”和“西部百貨”、“學府樓”等廠房改造后的互動空間。學生平時在這里消費、自習，也有一些學生還沒畢業就在桂廟新村嘗試創業了。

更有名的臨校空間是中關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三校環繞的城市區域。早期的中關村是很多學生挖掘人生第一桶金的地方，晚上住在宿舍，白天到中關村組裝電腦等賺取收入。為滿足生活所需，各種生活業態也進入了中關村，社會與高校一起互利共生，相互帶來了成長的刺激。

疫情對臨校空間的影響很大，2020年春季學期全國高校幾乎統一封閉了校園，臨校空間的人流量迅速下滑。在深圳，桂廟新村過去三年內人流急劇下滑，平均都難以達到2018年前后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