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小滿和媽媽春香生活在深圳。她是大廠女工，媽媽在辦公樓當保潔員。她們同住一個屋檐下，也生活在同一本書里。《我的母親做保潔》是張小滿的寫作，記錄的是春香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她說，寫作是“一條我們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張小滿并不是一開始就愿意這樣做的。她也曾“理所當然地享受當下，故意忽略母親”，“我想到自己在學校毫無成就，甚至帶著一些享樂的生活，就無法面對眼前的真實。我沉默面對母親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選擇了不去回應。”而后來可以誠實面對母親的保潔員工作，愿意去傾聽保潔員們的分享，本質上是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在社會這個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漸意識到，我和他們有一樣的來處。我雖然做的是白領工作，但我們仍處在同一個階層。”

在深圳，保潔員阿姨都是誰？來自哪里？無數個春香肩負的是怎樣疲憊的日常和沉重的負擔？張小滿寫道，母親在寫字樓工作的一年來，很多保潔員從入職開始就沒休過一天假；一位四十九歲的阿姨，在兩天的時間里，擦了幾萬顆水晶石。我們對細節無止境的要求，最終的壓力都落在了最基層的員工身上。“一年年過去，做清潔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維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資略高一點的水平。隨著城市發展越來越快，對清潔人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要做的事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忙碌，重復做著機械性的動作，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相比都市白領，他們更是一群真正用時間和體力換金錢的人。”

《“掛在樹杈上”》（節選）

撰文 | 張小滿

有很多細節可以讓你一眼辨別出在大街上碰到的阿姨是一位保潔員。她們的頭發常常用發網兜住，盤在腦后；她們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駝背；她們喜歡穿比身體大一號的長袖長褲，有時候直接穿著工服；她們總是走得很匆忙，有些還能明顯看出腿腳不靈便；來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五十歲到六十歲之間；她們都說方言，面對陌生人更加細致的問詢很謹慎；她們有一張疲勞的面孔，伴著黑眼圈和蠟黃的面色。

母親工作的寫字樓位于深南大道上，是一片綜合建筑群，于2013年開盤。這片建筑群包含兩幢辦公樓，一座酒店，兩幢商務公寓，還有一個大型商場。

負責將人們運到寫字樓各個樓層的電梯分為三種：貨梯、客梯和貴賓梯。這是這棟大樓里人群階級劃分的隱喻，干體力活的走貨梯，白領們走客梯，商界、政界要人走貴賓梯。

保潔員們沒有權限乘坐白領上班時用的客梯，只能乘貨梯。貨梯的轎廂四壁被復合木板保護著，上面涂畫了各種筆跡。連氣味都不一樣，帶著塵土和汗水的味道。電梯上升和下降的時候，伴隨著轟隆隆的噪音。很明顯，這是一部專供像我母親一樣“做工的人”乘坐的電梯：保潔員帶著拖把、水桶，快遞員抱著摞得比自己臉還高的包裹，拉貨員推著裝滿物品的推車，修理工背著工具袋……他們經常擠在一起，等著各自要去的樓層，臉上的表情總是很焦急。

保潔員沒有權限乘坐客梯，但貨梯則對所有人開放。尤其是下雨天臨近上班打卡的時間，客梯太過擁擠，白領們便在客梯入口處打完卡，轉頭乘貨梯。他們手中拎著雨傘和早餐，人太多的時候，早餐就可能會被擠癟，跌在地上，雞蛋破碎，粥灑滿一地。

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哥坐在轎廂里側的凳子上，專門負責開電梯。母親稱他為“電梯司機”。每當有人進來，他都會面無表情地問一句：去幾樓？得到回復后，幫忙按下按鈕，便低頭刷短視頻。他一天有12個小時得待在這個密閉的空間里，跟著電梯轎廂上上下下。我陪母親去工作的次數多了，他便認識了我，表情也變得柔和了很多。每次我們進電梯或出電梯的時候，大哥都會調皮地伸出手，并說一句“請上車！”或“請下車！”，仿佛我們乘坐的是一輛頂級豪車。

這輛“頂級豪車”也會偶爾出故障，“說壞就壞”。一次，母親正和保潔員老劉一起乘貨梯下負一樓停車場開會，“哐當”一聲巨響，電梯停在了十三樓，一動不動。母親、老劉以及開電梯的大哥三人面面相覷，還是老劉機智，趕緊給經理打電話，緊急報修。一會兒，專門給寫字樓維修電梯、穿著深藍色工衣的“工程師”小哥用工具打開了貨梯門，母親和老劉在他的幫助下轉乘客梯下樓。這樣的事情第一次發生時母親感到害怕，后面就見怪不怪了。

寫字樓里的一部部電梯讓母親想到礦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韓城煤礦的日子。早高峰時期，一群群年輕人像烏螞蟻一樣擠進電梯，電梯上升，一層層把他們運輸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時間，電梯一層層下降，他們又一個個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礦礦井的升降梯也運送一個個青壯勞動力，只是方向剛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親在下班時間遇見的年輕面孔和煤礦上那些臉被煤灰染黑的年輕人一樣，眼神里都布滿疲憊。

母親所在的保潔員班組加上大經理和副經理共38人，其中只有8名男保潔，剩余28名都是女性，平均年齡超過五十五歲。男保潔負責寫字樓外圍衛生，女保潔負責大樓里的樓道、廁所及電梯衛生。母親在寫字樓做保潔，打交道最多的除了班組內的人，就是維修工了。這些全員男性、年齡在三四十歲的維修工們和我們住在一個小區，物業公司為他們租了小區房做宿舍。母親經常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他們，有時候還看到他們在天臺上嗑著瓜子喝啤酒。

寫字樓里無論什么東西都是有可能壞的，而保潔員們遇到的突發情況就更多了：水龍頭像泄氣了一樣說不冒水就不冒水；被堵塞的馬桶，漫出臭烘烘的糞水；被按壓多次的洗手液閥門垂頭喪氣；門鎖不聽使喚，無法開關；墻頂漏水，地板滲水，墻皮脫落；空調在夏天吹熱風或干脆罷工……這時候，保潔員們需要用“報修”的方式來挽救災難現場。

“報修”有嚴格的流程：保潔員報給經理，經理報給甲方物業，物業在系統里下單，維修工人收到下單的提示才會去現場查看、維修。如若不走流程，無論情況多緊急，維修工們都會視而不見，不理會保潔員們的請求。報修從輕到重分好幾個等級，保潔員們報修的時候，都按最嚴重的“加急”等級來報，如若不是“加急”，維修工們便慢慢悠悠。可是，所有人都報“加急”，便意味著沒有“加急”。有一次，一位維修工小哥跟母親說：“阿姨，你別在周末報修，我們周末也想像那些坐辦公室的人一樣，休息一下。”母親表面上同意了，但什么東西要壞之前是不會提前打招呼的，遇上緊急情況，還是得“加急報修”。修理完，被污染過的環境，遺棄的垃圾仍舊是保潔員來處理。

周六、周日是保潔員的大清潔日。

工作日不方便清洗的貴賓梯紅地毯要洗干凈、晾干，在周日晚上鋪好。貴賓梯是專門接待貴客用的，馬虎不得。大樓的外墻、地面要用高壓水槍沖洗，墻縫、地縫里沖洗不掉的污漬要用刮刀刮干凈，或者直接用手去摳。寫字樓大堂里的琴葉榕葉片要用毛巾一片片擦干凈。大樓里五十二個洗手間要重新清洗一遍，工作日時只需要哪里臟了清洗哪里。

做這些工作的，絕大部分是像我母親這樣的阿姨。母親有一位同事姓皮，她的名字常被其他保潔員調侃，因為諧音近似“疲勞女”。阿姨倒是很樂觀，她說，名字是我老媽取的，又不是自己選的。有一天，母親感嘆：皮××，疲勞女，我們都是一樣啊。

皮阿姨五十六歲，江西吉安人，比我母親還大兩歲。2021年春天，她被小姑子帶到深圳來找工作，之后就沒回去過。在老家的兒子和老公說:“你連家都不要了。”阿姨解釋說，沒能回去主要還是因為疫情，行動不便不說，還耽誤掙錢。來深圳之前，阿姨在老家幫人采茭白，一天掙150塊，因為常年泡在水里，腳得了風濕。再之前，她在九江一家飯店做刷碗工，一個月2200元，阿姨刷了四年。

眼下，除了寫字樓這份活兒，她還另兼了一份保潔工作。下午5點半從寫字樓的崗位下班后，6點又趕到另一處地點工作至深夜。皮阿姨基本沒有休息時間，開會的時候總打瞌睡，經理批評她：“你要錢不要命哦！坐下就打瞌睡。”阿姨在睡夢中彈起來，醒了。她很瘦小，一陣風就能吹倒的樣子。因為缺少休息，她病過一場，好幾天都沒能來上班。問她為什么要如此辛苦，她說，兒子沒念大學，在老家刷漆，還沒娶上老婆；老公還在老家的工廠里，她因為年齡過了五十五歲，廠里不要了，才來深圳。

皮阿姨負責寫字樓大堂的地板清潔，雖然只需要負責一層樓，但面積也有三四百平米，且人來人往。甲方要求，地板上不能看出有臟印。一個周日，阿姨正在拖地，一隊裝修工拿著梯子進來了，要修理大堂損壞的燈泡。剛拖完的地板上，赫然冒出兩大排腳印，阿姨只得重新去洗拖把，再拖一遍，反反復復，不斷地彎腰拖地，用毛巾擦拭，陷入無邊無際的忙碌中，沒有一點空隙留給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推石頭。

寫字樓大堂的落地窗前有一個巨大的人造景觀：四只拖著長長尾巴的孔雀落在一棵古老又雄壯的樹上，地板上還蹲著兩只。樹下有一個大水池，水池邊有熱帶綠植，營造出一種西雙版納風情。

這棵“孔雀樹”已經有些老舊，孔雀是塑料做的，樹干是石灰加褐色的涂料，樹葉也是塑料片。打掃孔雀樹的是來自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她是母親所在班組年齡最小的阿姨，四十九歲，但出來打工已經二十二年。2000年，她跟著老鄉一起進廠，東莞、深圳都待過。芙蓉阿姨上的是下午班，從下午1點半到晚上9點半。上午半天，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的食堂幫廚，一個月能掙4000多，兩份工作的工資加起來有7000多塊。

我問阿姨怎么看待自己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阿姨笑笑說，其實沒掙到錢。

阿姨雖然只有四十九歲，但孫子已三歲了，兒子一家在攀枝花，日子過得尚可。“孔雀樹”一個禮拜打掃一次，主要是擦樹干和拖孔雀臺（樹下面的地板），羽毛上的灰塵撣一撣就可。“這棵已經老化了，可能過段時間要換新的來。”

我問芙蓉阿姨，除了這棵“孔雀樹”，打掃衛生的時候有沒有碰到別的讓人難忘的事。阿姨說，那應該是給大堂里由幾萬顆水晶石串起來的五棵“水晶樹”做清潔。阿姨指給我看，那五棵有著像云朵一樣樹冠的水晶石假樹，被圈在一個大理石墻壁旁，正對著孔雀臺。在燈光的照射下，它們亮晶晶的，閃爍著富麗堂皇的光芒。阿姨說，為了讓這些珠子更亮，當時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兩天。

在高度城市化和專業分工的今天，我們很難看到，完美的背后，一個普通清潔工的工作現場。我們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歲的阿姨，在兩天的時間里，擦了幾萬顆水晶石。我們對細節無止境的要求，最終的壓力都落在了最基層的員工身上。類似的現象，在很多其他工種中也可以看到。我沒有問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顆水晶，她感受到怎樣的工作價值。

母親在寫字樓工作的一年來，很多保潔員從入職開始就沒休過一天假。一個時刻保持干凈的超級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過勞。

以前我不是這樣的。在母親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過她的工作現場。那時，我與母親的同事進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從未覺得我與他們會產生深刻聯結。

2013年夏天的一個暑假，我去母親工作的釩礦看她。母親的主要工作，是把礦土從車上卸下來，混合了鹽、堿、煤后，再鏟上分流盤。十四個盤子，上下各七個。按順序，從頭到尾，反反復復。“我都是用膝蓋頂住鐵鍬往盤子上倒，每鏟一下，都像是磕一次頭。人家說，我磕頭一天磕到黑。”工錢按處理的礦渣車數算，一車四百五十斤，從車上鏟下來一次，再從地上鏟上去一次。母親經常一天鏟六十多車，五六萬斤礦土。晚上睡覺時，她甚至無法側身。

有一天，她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么“滾球子”的。我拒絕了。

當時四十五歲的母親，穿得不修邊幅，有時候還很粗魯，遇到不公平的事，還會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學學喜歡的專業，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聽老師講文學、哲學和電影，星期天還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購物，去圖書館看書，去參加社團活動——母親在其中傾注了大量勞動。我正在經歷的一切都是她沒有經歷過的。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她正在忍受勞作時身體上的痛苦。每次，她帶著想要說教我的口氣說“你不知道你媽有多累”時，我只有短暫的愧疚和短暫地為她感到不公平，過一會兒便拋諸腦后。我似乎是在理所當然地享受當下，故意忽略母親。

拒絕和母親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許是因為怕看到母親的“痛苦”。我上學的學費正是母親“滾球子”掙出來的。我想到自己在學校毫無成就，甚至帶著一些享樂的生活，就無法面對眼前的真實。我沉默面對母親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選擇了不去回應。

我想如今我可以誠實面對母親的保潔員工作，愿意去傾聽保潔員們的分享，本質上是因為我在社會這個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漸意識到，我和他們有一樣的來處。我雖然做的是白領工作，但我們仍處在同一個階層。

……

一年年過去，做清潔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維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資略高一點的水平。隨著城市發展越來越快，對清潔人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要做的事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忙碌，重復做著機械性的動作，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相比都市白領，他們更是一群真正用時間和體力換金錢的人。

這像是母親那一代農村人的宿命。他們用苦力換錢，養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沒有如預想中那般，獲得爭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們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繼續托舉家庭。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我的母親做保潔》，標題為編者自擬，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內文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