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螺旋實驗室 無情

編輯丨堅果

曾幾何時，“打工皇帝”在國內還是個時髦且光鮮的頭銜，無論是在國企還是民企，都不乏被稱作“打工皇帝”的高管。

“打工皇帝”的兩大顯著特征，一個是身居高位且擁有豐厚的薪酬待遇，另一個則是有從基礎崗位做起的履歷，最終一步一步成為企業的領導者。

聯想的楊元慶和微軟的唐駿，曾經就是中國最為知名的兩大“打工皇帝”。楊元慶1989年碩士畢業之后加入聯想，從項目經理做起，六年后即升任聯想集團助理總裁，聯想集團執委會副主席，成為聯想集團決策層核心成員，后來更是擔任過聯想集團的總裁、CEO、董事長等職位，成為聯想事實上的一把手。

唐駿的經歷也和楊元慶類似，唐駿1994年加入微軟，從一個技術員做起，用時七年，升任微軟中國公司總裁，2004年以微軟中國榮譽總裁身份從微軟退休。

楊元慶和唐駿的經歷也成為了那個年代最為勵志的成功學故事之一，也因此激勵了不少大學畢業生爭先恐后地進入互聯網科技公司。

不過時過境遷，這樣的成功樣板似乎在如今的商業社會中已經難以復制，尤其是已成規模和體系的公司，這種從底層成為核心高管的晉升通道似乎就越難實現。

東方甄選和董宇輝最近的事，成為了很多年輕人抒發心中不滿的通道，作為一名普通員工，董宇輝雖然不是公司的大股東，但卻干了養活一堆大股東的事，可最終收到的回報卻并不能與自身的貢獻相對等。

盡管在洶涌的輿情面前，俞敏洪和東方甄選最終給出了解決方案，給了董宇輝一堆高管頭銜，以及當眾承諾未來會有更多的股票和話語權。

事實上，董宇輝在新東方做教培時期就已經展現出了較強的工作能力，董宇輝2015年從西安外國語大學畢業，次年加入西安新東方，成為新東方當時最年輕的英語教研主管，2019年他又加入新東方在線教授網課，同樣也是高三英語學科最年輕的負責人。

2022年，董宇輝又伴隨著轉型中的新東方開啟直播帶貨，直至后來在網絡上突然爆火，挽救了大廈將傾的新東方。

從2016年加入新東方計算，今年也恰好是董宇輝在這家公司工作的第七年，和楊元慶進入聯想決策層，唐駿成為微軟中國公司總裁幾乎花費了同樣的時間，但董宇輝的“高管”職位明顯不是水到渠成的，而是外部的呼聲太過強烈，才不得不使得公司內部做出調整。

但這樣的好事情顯然也不會發生在其他年輕人身上，大多數的打工人不僅沒有成為“打工皇帝”的契機，也不會有董宇輝這樣的運氣。

對于絕大多數打工人來說，現在的職場環境，該考慮的不是如何從小職員成為CEO，而是如何避免在35歲的時候被無情辭退。

雖然不少大公司一直在提倡員工的專業和管理雙通道發展，但一個肉眼可見的趨勢是，當下的年輕人更快獲得晉升和漲薪的機會不是在現有崗位上努力工作，而是跳槽。

而像董宇輝這樣自帶流量的明星員工，甚至還有更好的出路，比如自主創業或者接受外部投資，即便違約金高達數億元，也有資本愿意為其買單。

孟羽童則是另外一個被廣泛討論的例子，在高調進入格力之后，她與老板董明珠的相處似乎并不愉快，今年她選擇從格力離職，去獨自經營更有前景的自媒體事業。

但是在老板看來，職場中這樣的“背信棄義”似乎并不能被容忍，即便從員工角度來說，她對公司并沒有過虧欠，但是董明珠卻認為“年輕人只想掙更多的錢，跟行尸走肉沒有差別”。

為此，董小姐甚至還自創了一套“董氏跳槽法”：因為你在我這里干了十幾年，我培養了你，我付出了那么多財力人力物力和時間，你拍了屁股就走了，那你下一個單位最少要賠償我的培訓費。

董明珠之所以如此大動肝火，可能也是因為高度代入了自我的成長史。她從1990加入格力開始，從基層業務員做到了格力電器總裁，她信奉的其實也是“打工皇帝”的理論，認為年輕人就該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做起，更重視經驗和能力的積累，而非單一的物質回報。

但董明珠顯然沒有意識到的是，現在的職場已經不是三十多年前的職場了。

一方面來看，單純依靠“打工皇帝”的夢想顯然無法支撐年輕人們在職場上“為愛發電”，無論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安居成本，以及未來可能遇到的職場中年危機，都倒逼年輕人需要盡快積累起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大公司的晉升通道也不再是單純的“選賢舉能”，也許一個打工人在職場上奮斗了十幾年前，眼看著距離副總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遙，結果第二天公告一出來，成為副總裁的是那個辦公室離董總更近的王自如。

在一個努力并不一定能收到回報的職場環境中，你很難要求現在的年輕人再去相信一個“打工皇帝”的童話故事。

事實上，今年以來，諸多引發廣泛關注的社會公眾新聞背后，其實都是年輕的打工人們，不再甘心一直被畫餅和冒犯，企業家和打工人無法共情，也正在成為當前職場生態中的主要矛盾。

“有的時候想想自己的原因，這么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李佳琦的一句話，直接讓自己成為了無數打工人口誅筆伐的對象，連帶著品牌方花西子也成為了眾矢之的。

這起事件中還有一則不被關注的后續是，花西子的公關部員工，因為不滿老板不聽從專業建議，自以為是發布了一則水平極低的道歉公告，憤而選擇離職以劃清界限。

今年國美的員工也同樣沒有慣著自己的老板，面對今年內部依然發不出工資的窘境，有國美員工直接在自家APP里彈窗“問候”了一下老板。

回想2022年年底，同樣也是面對不發工資的情況，有部分國美員工組團去找黃光裕討薪，結果卻被對方面斥為“不要臉”，而這回，員工顯然是通過自己的方式繼續表達著心中的不滿。

類似于這樣的故事其實不止在大公司中上演，小公司的不正之風可能還會更甚，也許有人會選擇隱忍，但也不能因此就去否認其他人的勇敢。

用羅永浩的話來說：“年輕人在社會上不容易，沒有成績前固然很難，即便做出了突出的成績，積累足夠的資源之前，想做點更大或是更有價值的事，也很難。畢竟這是一個事實上被中年人統治的殘酷世界，也是一個‘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二X世界。”

說到底，打工就是打工，想當皇帝，要么有得靠父輩，要么就得拉起一幫人單干，從古至今，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