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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人口變化有何趨勢?呂德文:出現“一家三制”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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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人口變化有何趨勢?呂德文:出現“一家三制”新情況

客觀上來講,在“一家三制”的情況下,農民家庭的生活質量其實在下降,抗風險能力更弱。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張倩楠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202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部署2024年“三農”工作。會議提出,適應鄉村人口變化趨勢,優化村莊布局、產業結構、公共服務配置,扎實有序推進鄉村建設,深入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行動,推進農村基礎設施補短板。

目前,中國鄉村人口呈現何種變化趨勢?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向界面新聞介紹,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都面臨著人口流出的問題,老齡化、空心化問題突出。

呂德文此前在其文章中寫道,相比城鎮,農村人口形勢有著更為復雜的表現。一方面,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高于城鎮。2023年春節期間,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發布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在鄉村社會,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調查者占比超過40%,而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懸殊;在低生育意愿群體中,無生育意愿的在鄉村占比只有24%,而這一比例在城市高達31.7%。這說明,當前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還比較平緩。

另一方面,農村出現人口流失的趨勢其實來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經達到65.2%。相比之下,農村人口從1995年達到峰值8.6億人,隨后開始發生逆向變化,直到2022年降至4.9億人,降幅達到43%。

有學者概括,我國流動人口呈現典型的“三個八”特點,即80%以上人口來自農村,80%進入城鎮,80%是15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這意味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更為嚴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現象更為明顯。這種復雜的人口形勢使得農村的“一老一小”問題進一步凸顯。

“中西部農村地區出現一個新的變化,就是‘一家三制’,一個家庭分三個地方居住和生活。”呂德文告訴界面新聞,過去農村普遍是“一家兩制”,年輕人在大城市打工,老年人留在村里生活、照顧小孩、從事農業生產。

他介紹,最近10年左右,是農民進城的一個高峰期,相當一部分農民家庭在縣城或中心城鎮安家,進行家庭再生產和孩子的教育,但老年人一般還是留在村里養老、種地。大部分中西部的縣城就業機會較少,只要有機會,勞動力,尤其是年輕的勞動力還是傾向去大城市、東部地區打工。這樣就形成了母親帶著孩子在縣城中生活;父親去大城市打工;老年人則留在村里養老,呈現“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

“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由于教育資源優化,‘撤點并校’后,大量農村原有的中小學被撤銷,學生不得不集中到小部分城鎮學校。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家庭對子女教育越來越重視,具有非常強烈的愿望,讓孩子享受跟城市一樣的均等化教育。所以這種變化是政策和農民意愿雙方共同塑造的客觀結果。”呂德文說。

呂德文表示,農村人口形勢的變化對鄉村治理帶來一定的挑戰。老齡化、空心化是中國農村長期面臨的問題,“一家兩制”時,如果老年人需要照顧,年輕人就回農村種地,兼著照顧老人。但在“一家三制”情況下,年輕人已經“回不去”農村了。

“回不去”主要出于兩點原因,呂德文介紹,一是現在農業生產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再生產。過去老年人留守在村子里面,幫忙照顧孩子,小孩也在鄉村接受教育,家庭總開支少,農業收入雖然少,整個家庭生活是可以維系的。現在孩子在縣城或城鎮里上學,母親陪讀,一方面勞動力減少了,家庭收入也相應減少;另一方面,家庭開支增大了,教育、日常生活等貨幣化支出壓力比在農村要大很多。所以比較不穩定的農業收入已經不足以支撐家庭再生產,必須在大城市賺比較高的工資,才能維持在縣城的孩子的教育和在村里的老人的養老。

呂德文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大部分縣城的產業有限,尤其是中西部的縣城,沒有辦法吸納足夠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家庭沒有辦法通過就地的就業來支撐他的家庭再生產,進一步造成“一家三制”的現狀。所以這種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從某種意義來講,還不是高質量的城鎮化。客觀上來講,在“一家三制”的情況下,農民家庭的生活質量其實在下降,抗風險能力更弱。

“假設一個縣城沒有足夠的產業基礎,那么就要考慮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應該怎么實施?有沒有必要大規模城鎮化?每一個縣城都大興房地產,吸引農民工進入縣城合理不合理?”呂德文說。

他表示,通過調查發現,當前農村老年人存在一種“自養秩序”,即低齡老人通過簡單的農業勞動以及積蓄,再加上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基本上能夠自我解決生活問題。這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勢,以及這些年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

“農村還維持著比較好的生態、生產、生活的需求,那么就不能急于把農村優化掉。”呂德文認為,現在我國有著較為完善的公共服務和村級基層組織體系,可以將其工作重心向服務型治理轉型。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是要探討如何服務于留守在農村的“一老一小”,以及在農村生產生活的農民。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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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人口變化有何趨勢?呂德文:出現“一家三制”新情況

客觀上來講,在“一家三制”的情況下,農民家庭的生活質量其實在下降,抗風險能力更弱。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張倩楠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202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部署2024年“三農”工作。會議提出,適應鄉村人口變化趨勢,優化村莊布局、產業結構、公共服務配置,扎實有序推進鄉村建設,深入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行動,推進農村基礎設施補短板。

目前,中國鄉村人口呈現何種變化趨勢?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向界面新聞介紹,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都面臨著人口流出的問題,老齡化、空心化問題突出。

呂德文此前在其文章中寫道,相比城鎮,農村人口形勢有著更為復雜的表現。一方面,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高于城鎮。2023年春節期間,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發布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在鄉村社會,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調查者占比超過40%,而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懸殊;在低生育意愿群體中,無生育意愿的在鄉村占比只有24%,而這一比例在城市高達31.7%。這說明,當前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還比較平緩。

另一方面,農村出現人口流失的趨勢其實來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經達到65.2%。相比之下,農村人口從1995年達到峰值8.6億人,隨后開始發生逆向變化,直到2022年降至4.9億人,降幅達到43%。

有學者概括,我國流動人口呈現典型的“三個八”特點,即80%以上人口來自農村,80%進入城鎮,80%是15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這意味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更為嚴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現象更為明顯。這種復雜的人口形勢使得農村的“一老一小”問題進一步凸顯。

“中西部農村地區出現一個新的變化,就是‘一家三制’,一個家庭分三個地方居住和生活。”呂德文告訴界面新聞,過去農村普遍是“一家兩制”,年輕人在大城市打工,老年人留在村里生活、照顧小孩、從事農業生產。

他介紹,最近10年左右,是農民進城的一個高峰期,相當一部分農民家庭在縣城或中心城鎮安家,進行家庭再生產和孩子的教育,但老年人一般還是留在村里養老、種地。大部分中西部的縣城就業機會較少,只要有機會,勞動力,尤其是年輕的勞動力還是傾向去大城市、東部地區打工。這樣就形成了母親帶著孩子在縣城中生活;父親去大城市打工;老年人則留在村里養老,呈現“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

“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由于教育資源優化,‘撤點并校’后,大量農村原有的中小學被撤銷,學生不得不集中到小部分城鎮學校。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家庭對子女教育越來越重視,具有非常強烈的愿望,讓孩子享受跟城市一樣的均等化教育。所以這種變化是政策和農民意愿雙方共同塑造的客觀結果。”呂德文說。

呂德文表示,農村人口形勢的變化對鄉村治理帶來一定的挑戰。老齡化、空心化是中國農村長期面臨的問題,“一家兩制”時,如果老年人需要照顧,年輕人就回農村種地,兼著照顧老人。但在“一家三制”情況下,年輕人已經“回不去”農村了。

“回不去”主要出于兩點原因,呂德文介紹,一是現在農業生產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再生產。過去老年人留守在村子里面,幫忙照顧孩子,小孩也在鄉村接受教育,家庭總開支少,農業收入雖然少,整個家庭生活是可以維系的。現在孩子在縣城或城鎮里上學,母親陪讀,一方面勞動力減少了,家庭收入也相應減少;另一方面,家庭開支增大了,教育、日常生活等貨幣化支出壓力比在農村要大很多。所以比較不穩定的農業收入已經不足以支撐家庭再生產,必須在大城市賺比較高的工資,才能維持在縣城的孩子的教育和在村里的老人的養老。

呂德文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大部分縣城的產業有限,尤其是中西部的縣城,沒有辦法吸納足夠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家庭沒有辦法通過就地的就業來支撐他的家庭再生產,進一步造成“一家三制”的現狀。所以這種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從某種意義來講,還不是高質量的城鎮化。客觀上來講,在“一家三制”的情況下,農民家庭的生活質量其實在下降,抗風險能力更弱。

“假設一個縣城沒有足夠的產業基礎,那么就要考慮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應該怎么實施?有沒有必要大規模城鎮化?每一個縣城都大興房地產,吸引農民工進入縣城合理不合理?”呂德文說。

他表示,通過調查發現,當前農村老年人存在一種“自養秩序”,即低齡老人通過簡單的農業勞動以及積蓄,再加上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基本上能夠自我解決生活問題。這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勢,以及這些年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

“農村還維持著比較好的生態、生產、生活的需求,那么就不能急于把農村優化掉。”呂德文認為,現在我國有著較為完善的公共服務和村級基層組織體系,可以將其工作重心向服務型治理轉型。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是要探討如何服務于留守在農村的“一老一小”,以及在農村生產生活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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