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女性怎么看”似乎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在這一年里，關于女性主義和女性經驗的圖書出版物更加豐富；尊重女性主體性、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影視劇和綜藝獲得了超高關注；人們反思“以愛為名”對女性的束縛與耗損，幻想一種更性別平等的親密關系是否可能存在……

社會氣候的變化是肉眼可見的，但社會進步的步伐未必與之同步，這一現實帶來一種難言的焦灼感，讓今年公共輿論場中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充滿火藥味。在這份盤點中，我們試圖梳理這一年里引發熱議的性別事件，并厘清它們為何吸引我們的關注，又揭示了怎樣的社會文化潛流。

01 “女性主義”的定義焦慮與內部爭奪

縱使2019年以來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影響力已越出學術圈的范疇，但恐怕也沒有多少人預料到，她會在今年春天頻頻登上微博熱搜。2月17日，上野千鶴子與三位“北大畢業十年”的女性視頻博主的對談視頻上線，#北大宿舍聊天 上野千鶴子#的詞條迅速沖上微博熱搜第一，有關上野千鶴子的話題“破圈”；其后，同系列圖書營銷活動中的另外一個對談視頻再度引發關注，其中男性視頻博主的問題被指剽竊自女性社區；20日，上野與北大教授戴錦華的視頻連線被網友譽為“真正實力在線的對談”，“厭女下架”則毫無征兆地登上微博“熱一”；21日，日本雜志《周刊文春》爆料上野千鶴子與已故歷史學家色川大吉曾登記結婚，3月15日，#上野千鶴子承認秘密結婚#的詞條又登上微博熱搜第一，“十五小時的花嫁”背后日本照護保障難以覆蓋單身人士的問題得到關注與討論。 

這位女性主義學者將“父權制”“厭女”等學術概念融入我們的日常語言，成為許多中國年輕人的女性主義啟蒙導師——2019年，她在東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發言視頻在中文互聯網廣為流傳，其2015年被引進中國的舊作《厭女》迅速加印20多次并于今年再版發行，成為近年來重要的出版現象之一。之后她的其他著作相繼被譯介，圖書市場掀起“上野旋風”。2022年，7本上野千鶴子的作品上市，其著作的譯介速度在今年進一步加快。 

無論是在日常生活、影視戲劇、網絡論戰還是政治司法議題、學術討論中，“女性主義”都已成為熱門話題，圖書市場內女性主義圖書的出版熱潮毫無疑問為此打下了智識基礎。今年，女性主義圖書出版呈現出更多元化的態勢：西爾維婭·費代里奇、瑪利亞·米斯的女性主義經典理論著作首次被譯介至中國；一批講述中國女性生命經驗的紀實作品也涌現出來，包括《鹽鎮》《最好朝南》《我的母親做保潔》《我不想成為偉大的母親》等，補充了寶貴的本土視角。 

而當女性主義的觀念逐漸普及并擴展深入，今年我們觀察到的一個顯著現象是，“何為真正女性主義者”的激烈爭論不僅發生在女性主義者與大男子主義者之間，也發生在自認為女性主義者的群體內部。 

在“北大女生對談上野”事件中，網友迅速發現，三位中國女性視頻博主的“學霸”身份并沒有帶來一場預期中的高質量對話，而更像是三位已婚年輕女性向不婚主義長輩尋求認可，提問令人尷尬，比如：不婚是不是因為被男人傷害過，是不是在女性主義內部不結婚的女性主義者的地位就更高一點，是不是認為結婚是一種愚蠢的幸福等。網友不滿于三位高學歷女性沉浸于“嬌妻思維”難以自洽，浪費了與上野交流的機會。輿論風波過后，上野千鶴子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回應稱，無需過多責備個體層面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女性能否“對自己保持誠實”：

“在‘迎合社會和他人期望的自己’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己’之間，你會對哪一個感到更滿足和幸福呢？ 為了能感受到‘活著真好’，請一定要過那種自己滿意、自己也認可的人生。” 

上述事件只是女性主義同盟內部“整肅”的其中一例，從社交媒體上性別議題相關的罵戰來看，某種激進化的趨勢似乎正在發生。在《極端主義》一書中，美國學者J.M.伯杰援引社會認同理論指出，人們會將自己（內群體）和他者（外群體）歸類為互相競爭的社會群組成員，在極端主義運動中，這種自然傾向會被大幅放大，而性別正是極端主義的主要類別之一。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不確定性的感知會強化內群體身份認同和對外群體的敵意等極端主義要素。 

我們因此需要理解誘發女性群體內部激進化的外部因素：經濟下行期，女性更敏銳地感受到了社會擠壓，農村婦女的土地和宅基地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老問題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嚴峻就業形勢造成職場性別歧視加劇的案例時有發生；在女性主義的聲量逐漸壯大的同時，反對的聲浪也在相應增強，針對女性與女性主義的網絡暴力層出不窮（也就是說，男性群體內部的激進化也在發生，這同樣也是因為男性感受到的不確定性正在增強，尤其是喪失性別優勢或男性特權帶來的不確定性）。  

女性普遍感受到，性別觀念的轉變雖在推動社會進步，但女性生命經驗中的負面連續性依然令人沮喪，例如性別暴力。一方面，一些近年來轟動一時的性犯罪事件在今年塵埃落定，如6月15日“牟林翰虐待案”一審宣判，牟林翰因虐待罪被判刑三年零兩個月；11月24日吳亦凡強奸、聚眾淫亂案二審維持原判，吳亦凡數罪并罰，被執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驅逐出境。司法機關加大了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護力度，全國檢察機關在今年1-9月起訴家庭暴力犯罪400余人，從嚴懲處侵犯婦女兒童權益犯罪；最高法在今年11月明確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受害人。但另一方面，女性的身體仍在遭受審視、覬覦、暴力與控制。今年2月，湖南張家界的全女士發視頻稱自己遭丈夫李某勝割喉，引發廣泛社會關注。7月，全女士在社交平臺上公布了湖南省張家界永定區人民法院一審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并表示放棄上訴，被告人李某勝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今年5月，出版品牌一頁folio主理人范新性侵與編劇史航性騷擾的行為被曝光，在文化行業引起震動。我們有理由認為，正是因為針對女性的暴力仍在繼續，真正的平等和公正遲遲未能實現，部分網絡發言選擇走向極端。 

內群體的激進化首先表現為對外群體的看法日益負面。在全世界范圍內，年輕一代女性主義者漸漸傾向于更直接地表達對男性的憤怒、不信任和厭惡。《紐約時報》202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法國興起了一股厭男女性主義文學浪潮，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我，厭男》（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于今年被譯介到中國。與此同時，韓國小說《她厭男，她是我女友》也在今年5月譯介出版，作者以韓國男性為第一視角，講述他與前女友重逢后發現曾經的戀人成為了激進女性主義者的故事；本土原創小說《她對此感到厭煩》于4月出版，因男性角色被設定為“全員惡人”，女性群像貫穿全文，只有事業線沒有戀愛線而得到讀者好評。 

并不意外地，“厭男女性主義文學浪潮”遭到了部分男性的厭惡。《我，厭男》的作者波利娜·阿爾芒熱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透露，每當《我，厭男》被翻譯成新的語言，她都會收到新的謾罵。在中文版正式上市前，這本書的豆瓣短評區就已出現一星評論，打分者對此書的控訴包括“無中生有，虛空打靶”、“挑起激化社會兩性矛盾”等。 

“澎湃·思想市場”撰稿人端木異指出，女性主義運動在西方歷史上一直承受著被指責為“厭男”的壓力，然而在當下，“厭男”不再只是針對女性主義者的污名標簽，而越來越成為女性主動使用的一個詞匯，“‘厭男’是女性深嵌在不平等的性別結構中遭遇‘厭女’行為傷害的一種情緒回應，表現可以是抵觸、厭惡、憤怒、恐懼或回避這些表現糟糕的男性，大多情況下是性別結構下弱勢方的應激反應。”端木異提醒我們注意，不能將“厭女”和“厭男”等同視之，因為前者是男性渴望女性又傷害和貶低女性，后者則是女性的自保和逃避，“而當‘厭女’的傷害無處可逃時，只能轉向女性對內的自我貶低和近乎自殘的自我傷害。” 

內群體激進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對失格內群體的辨認與驅逐，女性內部激蕩的“服美役”與“脫美役”、“婚女”與“不婚女”、“家庭主婦”與“職業女性”之爭屬于此列。界面文化此前刊文指出，秉持“脫美役”、“不婚不育保平安”理念的“激女”群體常常以“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為由，批評在這些問題上立場更溫和、有所猶豫或被迫妥協的女性。伯杰注意到，激進化的內群體有嚴格的界限，很少會容忍消極被動的態度，由于失格成員的“背叛”不能用無知來解釋，激進化的內群體可能會以比對外群體更大的敵意面對失格內群體。 

“Lisa瘋馬秀”所引發的爭議完美展現了上述沖突。9月初，韓國女團BLACKPINK成員Lisa在個人社交媒體平臺上宣布，將于當月28-30日參演法國艷舞團瘋馬俱樂部的表演節目“瘋馬秀”，引起軒然大波。批評者認為，參演瘋馬秀會在象征層面加劇父權制對女性身體的剝削和物化，Lisa此舉是在“背刺女性”。10月初，中國女星Angelababy和張嘉倪因被爆觀看了瘋馬秀的演出而遭遇網友舉報和抵制。

界面文化刊文指出，女性主義運動通過名人來證明其合法性將不可避免地承受輿論反噬的風險，特別是在觀點極化越來越容易發生的社交媒體時代。在中國語境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智識和社會文化成果并未完全落地，人們依然生活在一個對性諱莫如深、性騷擾等性別權力結構問題仍未得到徹底反思、女性群體內部積極鑒定“擦邊”“媚男”的文化環境里，性解放的女性主義批評論爭被淹沒在了割席罵戰里。 

另外一個相關的現象是，隨著性別觀念水位的提升，女性主義成為近年來越來越重要的文藝批評理論。從春節檔電影《滿江紅》被批用貞操觀“辱女”、《流浪地球2》對女性角色的刻畫被指刻板印象化開始，今年幾乎所有具有聲量的影視作品都遭遇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審視，其中最出乎意料的或許是電影《我本是高山》。在11月24日正式上映之前，這部以張桂梅校長真實事跡改編的女性傳記電影就因是否尊重人物原型的問題引發了巨大爭議，其中極端者更是用動機論揣測主創，認為“男導演拍女性題材，爛片預定”或海清出演現實題材電影是“功利心太強”、“就想拿獎結果翻車了”。但拋開爭議橋段，這部電影絕非一文不值，它的出發點的確是揭露部分農村女性被剝奪生存與發展機會的社會隱疾。如果我們只以是否“辱女”、“厭女”為唯一標尺評價文藝作品，將陷入“唯一真理觀”的窠臼，忽視文藝作品更微妙豐富的面向。 

02 “大女主”的進化：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女性主義文藝批評對現有文藝作品的苛責，折射出了人們對真正有女性意識的、反映女性主體性和復雜性的文藝作品的強烈訴求，而文藝創作者也在對此做出積極回應。 

學者倪湛舸曾表示，“網文作者會思考我們的社會關系出現了怎樣的變化，我們的政治結構能怎樣重新建立之類的問題，這種對整體性的、變動中的現實的把握，是傳統的嚴肅文學所欠缺的。”如果說網絡文學是探知社會觀念水溫變化的絕佳工具，那么我們就應注意這一事件：11月，晉江作者哀藍寫于2022年3月的自述再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起來，在該文中，這位當代言情網文作者講述了自己的女性意識覺醒之路。 

2021年初，諸多社會新聞、新認識的朋友以及上野千鶴子的《厭女》令哀藍的思想產生變化，她反省了自己在過往創作過程中無意識的“男凝”與“厭女”傾向：美化男性“強取豪奪”中的暴力與控制，將諸多美好品德賦予男主，塑造出現實中不存在的完美男性；與此同時，要求女性要美麗、嬌軟、惹人疼、守貞，將愛情作為女性經歷種種苦難后的獎賞。她表示將不再創作男性視角的小說，更多挖掘女性的勇敢、獨立和自強。 

今年我們看到，一系列彰顯“大女主”、“女性力量”的劇集、綜藝牢牢攫取了觀眾的注意力。3月韓劇《黑暗榮耀》全球熱播，在中文世界內亦有極高的關注度。觀眾們將《黑暗榮耀》稱為一部“復仇爽劇”——女主角文東恩因高中時飽受校園暴力折磨，被迫退學放棄建筑師的夢想。多年后，她開啟了復仇計劃，一一揭露施暴團成員的罪行，令他們受到懲罰。

這樣一個睚眥必報、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惡女角色得到觀眾的喜愛與支持，也進一步顛覆了影視史上“蛇蝎美人”（femme fatale）的經典形象。界面文化刊文指出，蛇蝎美人的出現有女性解放運動的社會背景——女性開始走出家門，擁有獨立自主的能力，蛇蝎美人因此是男性欲望與焦慮的投射。但時至今日，“惡女”的意涵已隨著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識的提升被悄然改寫，她可以是“毫不吝嗇地展開個性，被各種欲望纏繞，不斷追求理想”的女性。 

蛇蝎美人的歷史并非只能追溯到經典好萊塢電影，神話傳說中也不乏其身影，比如海妖（siren）。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底播出的韓國綜藝節目《海妖的呼喚：火之島生存戰》也將“海妖”抽離出男性中心敘事，重新定義為強大的、復雜的、擁有諸多可能性的女性。節目邀請了此前鮮少出現于熒幕中的職業女性——消防員、運動員、特技演員、警衛、軍人——將她們置于荒島上為求生而戰。觀眾們（尤其是女性觀眾們）驚喜地發現，女性可以坦率地展現野心、自傲與謀略，說出“肌肉、好勝心和韌性，這三者我都有”，可以為了贏使詐，也可以展露力量不懼身體對抗。截至目前，這部“全女綜藝”在豆瓣上有5.6萬人次打分，評分高達9.5。 

《海妖的呼喚》在上半年刷新了很多人對綜藝和女性形象的認知，到了下半年，國產綜藝《我可以47》更進一步，邀請身體素質卓越的女性和男性強者同臺競技。觀眾注意到，女性不僅可以“享受跟男性做體能上的抗衡和競爭”，而且可以展現出突出的領導才能。而在面對擁有高超體能和謀略的女選手時，男選手真誠地表達了佩服與欣賞，表示不能“以性別來分能力”，節目因此呈現出一種難得的平等尊重的氛圍。媒體人蘿貝貝表示，到了改寫“女神”標準的時候，“流行文化只把女神框定在‘美麗纖弱’的外形上，但神話中的女神們創造人類、立山開海、恩威并施。” 

在電影領域，女性創作者影響力的提升反映在了票房和觀眾口碑之中。戴錦華曾在FIRST影展的采訪中提到，“從媒介特征、工業體制上、生產形態和組織結構上來看，電影都是男性的。”她在12月上海圖書館舉辦的一場講座中表示，近年來女性導演全面崛起，盡管原因是電影工業走向衰弱，男性紛紛棄船而逃，女性開始承接他們的位置。她繼而表示，目前一些女性導演的女性電影有些“畫地為牢”，只關注生育、身體、母子關系等“在男權社會里以絕對的生理差異派給女性的命題”，女性導演應當有能力處理一切關于人類的題材。 

戴錦華似乎暗示了女性導演選擇的題材不全面、不深刻，女性的關切有價值但在文化合法性層面有所欠缺。在這個問題上，今年夏天的全球現象級電影《芭比》或許給出了一個不同的答案。通過該片，女性導演格蕾塔·葛韋格（Greta Gerwig）完成了一個高難度任務：將一個因數十年來強化女性刻板印象、與當下女性消費者疏遠的玩偶，重新打造為一個女性主義標志，并且讓這部電影足夠有趣、引發思考，而不至于被簡單當作生產商美泰的廣告片。在片中，芭比在機緣巧合之下離開她的粉紅樂園，愕然發現真實世界是一個男性統治的社會，在了解世界真相后，芭比需要重建自我，決定自己的命運。 

界面文化刊文指出，《芭比》的有趣之處在于，它既沒有避諱長久以來女性因感受到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而對芭比這個完美偶像產生的微妙愛憎，也用一種坦然得近乎挑釁的態度頌揚了芭比身上凝結的女性審美、女性興趣、女性情感。文章援引美國學者卡羅爾·海（Carol Hay）的觀點指出，認為女性化的興趣比男性更輕浮，其實也是厭女癥的表現，“貶低芭比，就像是貶低浪漫主義小說、肥皂劇和私人日記一樣，會洗刷掉女孩的情感和思想基礎，使女孩在變為女人的過程中感到她們的情感毫無根據，她們的思想與現實無關。”文章作者尹清露認為，《芭比》的價值在于正視“女之為女”的性別差異，呼吁建立“既不相同，也不對立”的性別平等關系，同時重新定義那些曾讓女性感到羞恥矯飾、甜蜜快樂的東西。《芭比》上映后，“熱粉紅色”——芭比標志色——的走紅或許證明了觀眾接收到了這一訊息。 

如何從女性視角出發講好故事，女性創作者所面臨的挑戰其實更加幽微，且無所不在。《狗十三》《涉過憤怒的海》編劇焦華靜在接受播客《展開講講》采訪時表示，受到戴錦華的啟發，她意識到了電影的“男性屬性”如何影響著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刻畫：由于導演、攝影師多為男性，他們在描述主要女性角色的時候習慣去“看她”，將她置于攝影機前，而不是跟著她“去看”她眼中的世界。在拍攝《狗十三》時，焦華靜第一次明確感受到性別視角的不同讓劇本和電影的最終呈現形成了非常不同的質感。在導演曹保平的鏡頭下，少女李玩在遇到麻煩和困難時的第一反應是對抗；但在焦華靜的認知中，更多這個年紀的女孩第一反應其實是“藏起來”，確認自己安全后再采取行動。 

焦華靜認為，這并不意味著男性創作者的創作手法就是錯誤的，而是他們缺乏代入女性視角的經驗，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創作者進入電影行業，女性角色的刻畫也將出現變化。她相信，優秀的男性創作者能置換“感受人生角度的眼睛的位置”，講好女性故事。她注意到，由于電影“面向客戶”的屬性，如今的電影行業正在年輕觀眾的敦促下做出改變，男性導演更加愿意嘗試包含女性角色或女性視角的作品，男性劇組成員越來越愿意聆聽女性成員的觀點。遺憾的是，電視劇行業則因為“面向行業”的屬性而對觀眾訴求更加遲鈍，在女性角色刻畫上更容易保留以往的慣習。 

03 我們時代的愛欲：“罵醒戀愛腦”與賽博戀愛游戲

電視劇行業的滯后性顯著體現在，觀眾對部分電視劇女主角的“戀愛腦”強烈不滿。今年或許再沒有比《我的人間煙火》掀起過更大負面輿論的劇集了，即使是沒有看過劇的網友也能在社交媒體上刷到關于這部劇的解說評論，甚至一起群情激憤。截至目前，該劇的豆瓣評分為2.8。《我的人間煙火》原本要展現的是消防員男主和醫生女主破鏡重圓，沖破家庭束縛的“雙強”故事，觀眾卻發現，它的本質是“窮小子攻略白富美”的男頻敘事，男主對女主的規訓意味強烈，女主則因為男主煮的一碗粥而對他死心塌地，不惜與養父母對立，放棄優渥的生活。年末熱播劇《一念關山》“高開低走”，原因同樣是觀眾發現女主人設從最初冷酷強大、挑戰性別規訓的女殺手逐漸變成了部分觀眾眼里的“小嬌妻”。 

所謂“戀愛腦”，指的是一種愛情至上的思維模式，TA忘我地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戀人身上，失戀時就像失去了全世界。“戀愛腦”一詞從2022年開始被網友廣泛使用，在今年成為批評為戀愛失去自我的人（尤其是女性）以及女性引以為戒的特定用語。電商平臺上大批商家做起了“罵醒戀愛腦”的服務，根據某些店鋪的觀察，咨詢者90%為女性，年齡多在18-28歲。 

與“戀愛腦”相對的，是面對親密關系時理性主義的、計較個人得失的冷靜態度，對這種態度的推崇也制造了另一個流行語——“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GQ報道”用這句話來形容“考研時代的愛情”，記者劉楚楚、崔旭蕾采訪了十幾位畢業后一直在考研的年輕人，他們當中有人為了考研“斷情絕愛”，只用“固聊”（固定聊天對象）汲取情感能量，也有人因學歷差距而分手或被分手。報道指出了這種愛情算計背后的時代因素：“疫情三年，畢業生面臨更激烈的就業環境，他們對考研有著最激進的執著……這些愛情故事，則成了他們困窘與迷茫的縮影。” 

今年譯介出版的《愛的終結：消極關系的社會學》能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時代的愛欲特征。社會學家伊娃·伊洛思（Eva Illouz）在本書中指出，“（男性）的性權力與他們的社會權力并不相互獨立或相互對立，兩者相輔相成。然而，在女性身上，性地位和社會地位更容易發生沖突。”當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察覺到這種沖突，她們對進入婚戀關系就更加警惕。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主體性的核心想象——要自由自主、要不斷自我提升——已徹底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戀愛觀，“選擇不選”成為彰顯主體性的主要形態，這種“企業家式的自我”將不可避免地消解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系。 

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今年女明星離婚的消息一經傳出，就會得到幾乎一邊倒的支持。章子怡宣布結束與汪峰的婚姻關系，雖然她并未透露婚變原因，但網友的普遍反應是聲援“姐姐安心搞事業”。“谷雨實驗室”以《“嬌妻”的覺醒》為題講述了Melody（殷悅）離婚后的故事。這位活躍于中國臺灣地區綜藝節目、以“幸福貴婦”的標簽為人所知的女星，在44歲時決定結束自己17年的婚姻。離婚后，Melody受邀成為《再見愛人3》的觀察室嘉賓，在節目中分享了很多對婚姻和親密關系的看法。 

在近年來的情感綜藝節目中，《再見愛人》或許最能反映人們對婚戀關系看法的變化——離婚不再是一個難以啟齒的話題，而被視作一個人生重新出發的起點。然而與溫情脈脈的第一季不同，第三季的三對嘉賓呈現出了婚姻生活中更為幽微、復雜、瑣碎的面向，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觀眾的認知。傅首爾和劉毅成為《再見愛人3》中爭議最大的一對。《再見愛人》總制片劉樂在接受“娛樂資本論”采訪時表示，這或許是因為傅首爾身上體現了最為激烈的新老劇本沖突——新劇本敦促人追求獨立、快樂和自我，舊劇本則強調婚姻中信守承諾的重要性。部分觀眾對傅首爾的苛責反映了“無過錯離婚”仍未成為我們社會的普遍共識，劉樂認為，“很多人還停留在‘我要說出一個被大家理解并接受的理由，才能夠堂堂正正地離婚’的階段。” 

盡管如此，我們并未放棄對愛情的向往，在文藝作品中“磕糖”是許多觀眾的日常消遣，也是情感需求的某種無意識流露。今年上半年，都市情感劇《愛情而已》備受好評，劇中“可狼可奶”的宋三川與社畜姐姐梁友安這對CP讓不少觀眾磕得上頭。據“鏡像娛樂”不完全統計，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姐弟戀”題材的劇集明顯增多，尤其是2022年以后相關劇集上新頻率越來越高。一方面是社會觀念的變化使然——2022年發布的婚姻登記大數據中，多地出現“姐弟戀”比例增高的情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姐弟戀”故事中某種微妙的性別權力調轉，刺激了人們對親密關系的新想象。 

一些對現實失望或不抱幻想的人則轉向了虛擬世界尋找情感慰藉。界面文化撰稿人李彥慧在《“紙片人”男友走進現實，女孩們在談一種很新的戀愛》一文中描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些女性游戲玩家付費委托coser扮演自己在模擬戀愛游戲中喜愛的角色，進行一場包含吃飯逛街、拍照打卡以及親密互動的甜蜜約會。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情況下coser也是女性，這一事實反而能讓委托者更加安心。“委托cos”仿佛是一個打通了線上線下的女兒國，年輕女性在全女環境中模擬異性戀的種種相處場景并沉浸其中。 

在賽博世界投入真感情，中老年群體的力量愈發不容小覷。8月16日晚，網紅“一笑傾城”與網紅“秀才”連線進行了一場直播PK，直播間在線人數突破10萬，累計觀看人次超過2000萬。“一笑傾城”憑借鄰家女孩的人設出圈，“秀才”則號稱是“中老年婦女收割機”，兩人都是擁有千萬級粉絲的網紅。據統計，在“秀才”的抖音賬號9月因被舉報存在違法行為封禁之前，他的女性粉絲占比70.44%，40歲以上用戶占比79.8%。“秀才”的崛起與2020年的“假靳東”并無不同，所反映的依然是中老年女性情感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的困境。 

今年冬天在游戲平臺Steam上爆火的真人互動影像游戲《完蛋！我被美女包圍了》（Love is All Around，以下簡稱《完美》），則揭示了年輕男性對戀愛亦有自己的向往與困惑。在這款游戲中，玩家用第一視角沉浸式扮演男主，與六位不同風格的美女互動，展開戀愛過程。很多男性玩家表示“通過游戲感受到被關愛”。 

與許多其他男性向文化產品一樣，《完美》中存在“男性凝視”和“軟色情”的元素，但“新京報·書評周刊”撰稿人陳明哲提醒我們注意這款游戲的正面意義：游戲文本中的一些奇葩設定和出乎意料的結局削弱了游戲中性別二元的框架，女性游戲玩家的參與和評論也豐富了游戲闡釋空間的多元性，動搖了厭女的性別權力結構；另外，這款游戲確實激發了男性玩家渴望被關懷、與他人產生聯系的情感需求，幫助他們理解女性的世界。一個事實或許證明了這一點——游戲中玩家票選第一的角色“鄭梓妍”是一個主體性非常強，需要拋棄刻板印象中“哄女友”套路、與之真誠溝通的角色。“設計良好的戀愛游戲確實有可能幫助男性玩家克服這些障礙。通過游戲，他們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探索和表達自己的情感，學習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感受。”陳明哲寫道。 

04 尾聲：跨越差異，彼此理解

11月13日，電影《致真理/人格四重奏：雪莉》在網絡上映。影片包含了韓國女藝人崔雪莉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長專訪。2019年10月14日下午，雪莉被發現在家自殺身亡。《致真理》的上映再次引發人們對這個早逝女孩的討論。人們漸漸意識到，雪莉生前遭受的種種惡評攻擊其實與她本人無關，而是彌漫于整個社會的厭女意識形態使然，她的觀念和行為，某種程度上是領先于時代的。在四年后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女性經歷了什么，是否迎來了一個更好的世界？ 

在美國，“羅伊訴韋德”案已被推翻一年，13個州認定女性墮胎為非法行為。據《紐約時報》旗下播客The Daily報道，從“羅伊訴韋德案”推翻至今年夏天，這13個州的新生兒數量比其他維持墮胎合法的州平均多3.2萬，約25%原本有望墮胎的女性放棄墮胎，生下孩子。

然而從全美范圍來看，一個有意思的圖景浮現了出來——全美墮胎數量不降反升（增幅為0.2%）。多個因素推動了這一結果：女性從墮胎禁令州前往墮胎合法州做墮胎手術；拜登政府修改了必須親自前往診所獲得醫生處方才能獲得墮胎藥的規定，如今女性可以通過遠程問診的方式郵購墮胎藥；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重新喚起了美國人維護墮胎權的決心，大量募資行動圍繞墮胎系統展開；紐約州、馬薩諸塞州等墮胎合法州通過法案，保護為來自墮胎禁令州的婦女郵寄墮胎藥的醫生不受墮胎禁令制裁。自由的潮水并未完全調轉方向。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推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了解”。基于數十年的開創性研究，戈爾丁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女性群體分為五組，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負與現實中遇到的各種阻礙，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她是史上第三位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在中國，“牟林翰虐待案”在北大法學院2016級女生包麗（化名）去世三年后塵埃落定。據“正面連接”報道，該案是現行法律體系下有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級。這一案件將“PUA”、“煤氣燈效應”等精神控制詞匯徹底納入了公共討論的范疇，并在司法體系中擴大了虐待罪的適用范圍。2023年年底，該案件入圍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國廣播電視總臺主辦的“新時代推進法治進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目前正在投票階段。如果入選，它將對戀愛同居關系、類家庭暴力、精神虐待等議題都產生更廣泛的推進作用。

2023年亦是全球流行文化領域的“女性之年”。12月，《芭比》以30%的員工投票率獲得IGN年度最佳影片。格蕾塔·葛韋格當選2024年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評審團主席，她是戛納電影節歷史上第一位出任評審團主席的美國女導演。《時代》雜志將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定為年度風云人物。今年，這位美國女音樂人的“時代巡回”演唱會引發全球轟動，讓人們再也無法小覷“女性故事”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自出道起，斯威夫特就在歌曲中講述她自己的故事，記錄“從女孩到女人”的心路歷程。她的成功證明了，這些故事是能夠引起廣泛共鳴的。

我們看到，信息和人員流動為女性帶來了激動人心的可能性，思想、人員與文字材料跨越國家界限，在種種交流中一個全球性的智識網絡正在形成，啟發越來越多的女性。不過我們不應對此表示驚訝。英國歷史學家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在《女性主義全球史》中指出，女性主義歷史是一個非線性“根莖”的根結構，上面布滿了出人意料的生長點、僵局與影響模式。女性之間的批判性對話和思想轉譯一直在跨時空進行。

“女性主義尋求獲得超半數人類的聯盟。人類歷史上或許還從未有過如此雄心勃勃的舉動。”德拉普提醒我們注意，性別問題一直與階級、種族問題彼此纏繞，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態、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也讓不同地區的“女性主義者”代表了不同的群體，言說著不同的主張。

女性的夢想有相似點也有共鳴，但絕不會全然一致。如果我們承認女性憧憬的未來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不可能把全體女性放進一個大寫的女性主義者，那么我們就會意識到，跨越差異、彼此理解固然充滿挑戰，但依然是重要的。在這個保守主義稍不留神就會占上風的時代，它甚至更加重要。

讓我們為尊重差異和個體情況的團結吶喊，一點點從自己的身邊做起，推動文化的巨石。我們不會停止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