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今年以來，香港掀起一場去深圳“特種兵一日游”的潮流，離口岸和地鐵站最近的幾個商圈，羅湖金光華廣場、福田COCO Park、南山萬象天地，一到周末就擠滿了香港人，不少人都拿著鮑師傅、霸王茶姬作為北上打卡的手信，每個人再大包小包帶走各種商品。

各大通關口岸，總能見到拎著超大行李箱往返兩地的人。只不過現在購物的方向反了，拉行李箱的變成了香港人，商品也從原本的化妝品、名牌包變成了肉類、蔬菜、零食。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習慣“香港賺錢深圳花”，香港變成了一個工作和賺錢的地方，娛樂和消費都放在了深圳。

文 | 王瀟

編輯 | 趙磊

運營 | 橙子

“北上消費”的香港人

今年2月，深圳、香港兩地的過關口岸全面恢復。恢復通關后，口岸的上空總是隱隱飄著一股青菜和熟食的飯香。

每次趕上工作休假，在香港開出租車的衛強總是推著一個買送車（手拉車），上面載著一個20公升的小冰箱去深圳的菜市場買菜。去買菜的路程并不容易，他要在香港轉兩趟公交到深圳灣口岸，再轉一次公交才能最終抵達深圳蛇口菜市場，單程光坐車就要花上將近兩個小時。

每每抵達菜市場，衛強都會熟稔地找到賣肉丸的攤鋪，潮州盛產牛肉丸和豬肉丸，每一款先來上4、5斤，塞進小冰箱，“這些能吃上兩個月”。然后，衛強再拉著買送車悠哉悠哉滿市場逛，“腸粉，來5斤”，“包子，裝三袋”。兩小時下來，小冰箱塞得滿滿當當，有時買送車空出來的地方還要再堆上幾包食物，手里再拎袋菜。

回程是最苦惱的，香港的公交車上有行李架，衛強每次都要把沉甸甸的冰箱搬上搬下。有時趕上人多，公交車里擠滿了人，光是看著就頭大，更何況還要挪上車。衛強回想這段經歷，用兩個字總結，“狼狽”。

今年以來，香港掀起一場去深圳“特種兵一日游”的潮流，離口岸和地鐵站最近的幾個商圈，羅湖金光華廣場、福田COCO Park、南山萬象天地，一到周末就擠滿了香港人，不少人都拿著鮑師傅、霸王茶姬作為北上打卡的手信，每個人再大包小包帶走各種商品。

像衛強一樣專門去深圳買菜的香港人也不在少數。

李琳家里有一個28寸的行李箱，專門用來買菜。她家離口岸很近，坐20分鐘地鐵就能直達羅湖口岸，李琳去深圳買菜的主要目標是盒馬鮮生里的有機蔬菜，一次性會買夠一星期的量，她幾乎每周都會去一次深圳。

逛盒馬時，李琳推著購物車，4歲的女兒推著大行李箱，看到想吃的直接扔進購物車，每次采購的最大限度是“拿不動為止”。買完東西在收銀臺旁邊把行李箱一攤，所有商品現場拆包，再裝進箱子，這樣“最節省空間，能裝得更多”。

剛開始，李琳趕著周末過去，可一進盒馬，“完全爆滿”，都是從香港來購物的。她最常逛的是深圳皇庭廣場的盒馬，這里的海鮮烹飪區一到周末，好幾條走道都會被香港人擠得挪不動，耳邊充斥著各種語法結構的粵語，“好像還在香港一樣”。李琳總結，最好在周中來，雖然人也多，但至少不會完全進不去。

有人家住的遠，當天往返太趕，索性就在深圳住一晚，過個周末。80后寶媽林麗恒最期待的就是周五，她會提前列好要買的東西，在拼多多上下單，再找出行李箱，準備齊活，等孩子幼兒園一放學，就直奔深圳。第二天到了深圳，直接到酒店附近的超市自提蔬菜，再帶上孩子在深圳玩一天，幾乎每周如此。

林麗恒每次去深圳，要先乘坐公交車，再換乘地鐵，花兩個小時才能抵達深圳羅湖口岸，光車費來回就要將近100元（港幣，下同）。走這么一趟，光花在路上的時間就有五個小時，“根本來不及當天往返”。

所有“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林麗恒都會在深圳買。食品是最基本的，還有日用紙巾、衛生巾、安睡褲……一次深圳之行，林麗恒會把一個星期所需的食品、生活用品都買好，這樣回香港以后“幾乎不用去超市”，臨過關前再捎上一袋鮑師傅和絕味鴨脖，有時“瘋狂起來生雞、魚肉也會買”。

過海關是有規定的，生肉和雞蛋不允許過關，像大閘蟹等海鮮也會被扣下。但林麗恒發現有時海關查的并不嚴，“藏在里面應該也可以”。但更多時候，林麗恒會讓菜市場老板用開水把雞和魚簡單燙熟，再裝進行李箱帶走。

各個通關口岸總是擠滿了跨省買菜的香港人，他們裝備豐富，戰利品無數。手拎十幾袋青菜是基本操作，“手都勒得紅紅的”；還有人專門買來露營車，“貨品摞得高高的”；還有人干脆拎著超大行李箱往返兩地，“就像以前做代購的那些人一樣”。

只不過現在購物的方向反了，拉行李箱的變成了香港人，商品也從原本的化妝品、名牌包變成了肉類、蔬菜、零食。

▲社交平臺出現很多反向代購的帖子。圖 / 截圖

反向消費，內地真香

很難追溯這股“反向消費”的潮流是怎么興起的。從暑期開始，社交平臺上就出現了大量“北上深圳攻略”，也有不少人做起了代購跑腿的生意，他們每天發帖接單，從鮑師傅、奶茶到常用藥品，甚至“火鍋跑腿能端著鍋過海關”。一般代購們在深圳買好東西會沿著香港地鐵線送到各個站點，有一次林麗恒也找了個代購跑腿，送到自家樓下的地鐵站才收費60元，“算下來也比自己過去劃算”。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曾發布數據，整個暑假期間，有超過900萬人次港人入境深圳，而在8月份，港人北上的人次超過624萬，內地游客南下香港人次僅343萬。

到了十月，衛強聽到乘客都在說反向消費，據說很劃算，他也動了心決定去深圳購物試試。出發前一晚，在百度上查查路線，大致估算下來，來回一趟光路程就要將近四個小時，“這么一趟得要一天”，于是隔天一大早，連早飯都沒吃就出發了。

衛強從小在香港長大，此前極少去深圳，去了才發現“簡直太便宜了”。這里一袋三斤的速凍肉包只要三十多塊，在香港三個小肉包就要將近20塊；腸粉7塊一碗，在香港得翻上一倍還不止；這里還有潮汕手打牛肉丸，只要六七十塊就能拿下一斤，而香港只有普通的肉丸，單價就沒低于一百塊，“看到什么都像在打對折”。

第一次是只是探索，衛強什么裝備都沒帶，買完一趟回來，他果斷在淘寶上下單了小冰箱，“裝備必須要升級”，才能一次性買得更多。

衛強把買菜經歷拍成短視頻發在網上，“（視頻）一下就爆了”，不斷涌進來的評論和私信給他帶來了更多反向消費的攻略：不止買菜便宜，理發、下館子、娛樂都是低價。就拿理發來說，衛強在香港剪一次頭發最低70塊，深圳只要20塊，一家三口算下來還沒香港一個人理發貴。于是，他在深圳逗留的時間越來越長，做的事也越來越多：休假一大早到深圳，先吃個幾塊錢的早飯，寄存好小冰箱，再帶孩子去公園逛逛，一家三口剪個頭，晚上返程前再去菜市場買上一冰箱的菜。

對于搬到香港的內地人來說，他們一直以來都清楚兩地的物價差額，反向消費本就非常普遍，但如今，原本奉行“香港賺錢香港花”的香港本地人態度也發生了轉變。

林麗恒小學時就隨父母搬去了香港，從那時起，每逢節假日，父母就會一人拉個行李箱，從內地“進貨”，她長大后也像父母那樣往返兩地。她的愛人是香港本地人，原本她每次拎著行李箱逛超市時，丈夫都會抱怨“買這些做什么，香港也有啊”。

但現在林麗恒發現丈夫明顯變了，開始“會看數字了”。有次兩人逛深圳的一家超市時，丈夫不會普通話，卻盯著一箱面包的價簽看了很久，然后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對她說，“這個數字小，比香港便宜好多，快買快買”。從那以后，不用她催促，每逢周五，丈夫就會默默把行李箱從柜子里拉出來，去超市時挨個商品看數字，在心里比大小，然后丟進購物車。

原本特地打飛的到香港購物的那些人也開始發生轉變。張淼家里開了好幾家律師事務所，在2019年之前，住在上海的她經常坐飛機到香港購物，大到奢侈品包包，小到奶粉、保健品都會在香港買，奶粉限購，和司機兩個人加起來只能買四罐，“所以要經常去”，那時的香港是品質的保證。

疫情后搬家到香港住，反而開始回內地消費了，身邊來香港購物的朋友也都空手而歸。通關后張淼朋友特地來香港購物，每個人都拿了個大行李箱，打算買幾只包，可來了發現，還沒有淘寶全球購的便宜，玩了一個星期，“箱子還是空的”。

態度轉變的背后不止是差額巨大的物價，還有與消費配套的服務差距。

不僅價格便宜，深圳的服務態度還要更好。李琳搬到香港快五年，疫情期間把香港能遛娃的地方都逛遍了，一恢復通關，就開始解鎖深圳的遛娃地點。在深圳，只要花很少的價錢就能讓寶媽解放一整天。香港有政府開的兒童樂園，兩小時就要兩百塊，“只有小小的一塊區域”，但是在深圳，好幾層樓的游樂場，一天下來只要一百多，“早上娃沒醒就叫起來趕去深圳玩，一天都不用管”。

帶娃去深圳吃飯是更好的選擇，有一次，李琳去吃火鍋，發現兩人下來才一百多，還能送各種小禮物，中途服務員還給跳了段舞。這樣的待遇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同樣的菜在香港的餐廳少說得花上四五百，而且基本“沒有服務”，還要給小費。香港的服務生實在太少了，“能忙得過來準時上菜就不錯了”。

而本身就以人工服務費為主的按摩、美甲、理發、洗牙等，香港的價格比深圳高兩三倍，香港服務業人力成本之高，即便是高收入的白領也很難經常消費。

深入體驗后，還能發現除了便宜，內地的生活也更為便捷。有一次，林麗恒趁著孩子放暑假，索性帶孩子搬到東莞住了一個月，租了個電瓶車每天遛娃。她不用出門去買菜，美團和拼多多上下單就能直接送到家，有次小孩半夜發燒，外賣小哥半小時就把藥送上了家門，出門只帶手機就行了，而且算上租酒店的費用，一個月總共才花了不到兩千。

等回到香港，那種落差更大了。學校開學前一般會給小孩一個適應期，林麗恒覺得這個適應期更像是給自己的：她要重新適應香港不那么便利的生活。出門前，她要先檢查帶好八達通、手機、現金、鑰匙、身份證；點外賣也不現實，有次她點了一個酸菜魚飯，光配送費就要二十塊。

像林麗恒一樣，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習慣“香港賺錢內地花”，香港變成了一個工作和賺錢的地方，娛樂和消費都放在了內地。每周回港后，林麗恒幾乎一周都不出門，“很無聊”，整天都在期待周末去深圳。

沒有開源，只能節流

對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去深圳消費也是一種“生活的無奈”。

近幾年，香港的生活成本變得越來越高。衛強原本和父母、哥哥一家一起住，50平的房子蝸居了九口人，“每個小房間住一個家庭”，隨著孩子慢慢長大，獨立居住的想法越來越迫切。去年，香港樓市跳水，私人住宅價格下跌15.6%，衛強把買房提上了日程。

香港的商品房很貴，一般人很難買得起，而買“居屋”（由香港特區政府統籌、策劃及興建的出售房屋，以低于市值的價格，在扣除地價后，售給合資格的申請人，目的是幫助中低收入家庭購房置業，實現居者有其屋）實行抽簽政策，每次抽簽時會放出幾個區域，如果抽的區域不滿意，只能等下次抽簽。衛強抽中了機場附近的東涌區，這里遠離市區，而且物價更高，工作機會也少，但想到能早點獨立居住，“這里也挺好的”。

可入住后才發現，生活成本比想象中高，這里的物價比市區的還要貴上50%，而且遠離市區，出行需要坐很久的公交車。疫情三年，香港的巴士公司連年虧損，紛紛申請加價，今年六月，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批準5家專營巴士公司提高票價，加價幅度在3.9%-7%之間，“出一次門來回就要四五十塊，相當于一頓飯了”。

不止公交車的價格在漲，電費也在漲價。香港由港燈和中電兩家公司供電，去年兩家公司的電費都上漲了。負責新界、九龍等地區的中電每度電增至1.54元，較1月份的凈電費加了約19.8%；而負責港島等地區的港燈甚至加價約45.6%。

生活越來越貴，但收入卻沒有相應的增加。衛強前幾年開過一段時間的公交車，那時的工資就有一萬六左右，前陣子他又去打聽了一下，工資還是這些。他只能通過增加工作時長來提高收入，他和幾個朋友一起租了一輛出租車，換班開，每天早上五點就要上工，一直干到晚上五點才休息。

有些人的收入甚至還降低了。五十多歲的香港人張家正負責從內地向香港運輸蔬菜，他做供港司機十多年，“今年的生意是最難的”。自從通關后，張家正每個月的工資都在下降，很多失業的內地司機都涌進跨境司機的行業，他原本運輸時每天的工資是3000元，但內地的司機只要1500元，“根本競爭不過”。張家正的工資只好一降再降，如今已經下降到了2000元，兩地生活水平不同，“人家1500元能生活，（我們）做不到啊”。

銷售行業也感知到了寒冷。香港本地90后鄭家成在北大哲學系讀完研后，去香港的一家IT公司做網絡系統的銷售，主要面向的是露營、游艇租賃等戶外旅游行業。

疫情時跨國旅游不方便，人們紛紛選擇輕戶外，鄭家成那時也經常爆單，很多客戶通過谷歌搜索主動找到他。

通關后，“簽單反而變得越來越難”，鄭家成公司的網絡系統主要負責解決流量太多如何運營的問題，可客戶的問題是“根本沒流量”，客戶找來不問如何運營，都是問“能不能給他們點流量”。原本每月能成五六單都不止，如今拿下一單都難。

香港面積狹小，資源匱乏，幾乎所有的蔬菜、肉等商品都來自內地，貨品過了一條河，在香港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和運費的作用下，價格直接翻倍，“四塊錢的菜直接變成十塊錢”。原本居住在香港的人收入較高，尚可承受土地、人工對物價的加碼，但隨著可支配收入減少，香港消費者們愈發力不從心。

衛強幾乎從不買新衣服、新鞋子，全部支出都是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張家正原本把車開到內地后還會逛一逛，但現在幾乎從不消費，為了省錢，每天只吃一頓飯，早上花三四十塊吃頓早飯，然后帶一個面包和一瓶水就上工了，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晚上回家偶爾煮包車仔面（方便面），“蔬菜、魚那些都很少吃了”。

即便是收入沒有減少的香港人，也變得越來越省。林麗恒的愛人是一家跨境物流公司的文員，工資穩定，但林麗恒也發現丈夫的消費習慣明顯變了，以前過節經常去餐廳，一家三口吃一頓自助餐花兩千多也不在話下，“過節嘛，吃點好的”，可現在明顯開始計算了，“晚餐要兩千多，午餐只要一千多，那就中午吃”。

丈夫平時買股票，買的幾支都賠了，跟林麗恒抱怨，“看來大環境確實不好”。

港股已經連續三年下跌，至今仍深陷泥淖，期貨投資專家葛衛東曾感嘆，“比A股更難的是港股，顛覆了我三十年的投資經驗和知識，就算巴菲特、索羅斯來了也一樣會被埋”。

香港的繁華是商品經濟鑄造的，但當人們不愿意消費，那些燈紅酒綠也仿佛暗淡了一些。

林麗恒家住在旺角附近，香港旺角有一家很大的藥店，原本聚集了無數代購，人多得“仿佛像菜市場”。她之前經常能看到顧客盈門，錢貨流轉的盛況，但疫情三年，藥店和化妝品店嫌少有人光顧，就連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卓悅”美妝店也在去年宣布破產。通關后人們的生意開始好轉，但也大不如前，社交媒體上有人感慨，“旺角好像變得不旺了”。

林麗恒家樓下的沿街商鋪換得也比以前頻繁了，“幾乎一個月就會換一家店”，打烊時間也越來越早，疫情前還是十點鐘關門，如今有的店八點半就關門了，到了十點街上幾乎找不到開著的店了。

關店早或許是疫情期間規定的延續，疫情期間，香港禁止晚間堂食，很多商家為了節省成本，索性關店。但到如今，雖然沒有規定了，消費依然沒有恢復，商家只能繼續節省成本。

各家酒樓和菜場的需求也在減少，張家正的車載重30噸，原本這一車可能給50家餐館供貨，如今就得分成100家店。這帶來的是一些人工作量和收入的下降，張家正的總運量雖然沒有減少，可他的下一環節，派街司機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長沙灣是供港司機回到香港的集聚地，張家正每天十一二點回到這里，蔬菜會從這里分派到各個區的菜場和食肆（餐飲店），這個過程叫派街。過去蔬菜派街會派到天亮，后來是4、5點，到現在2、3點就派完了。

原來的香港，人、貨、錢快速流轉，雖然地方不大，但遍地是黃金。如今，仿佛時間停滯了，香港的錢流不動了，緊接著人們發現，市場沒那么繁榮了，日子也越來越難過了。

光環的消退

在一些人的心里，香港的光環似乎在逐漸消退。

光環消退是伴著“優越感”減少一同發生的。衛強的老家是廣東潮州，小的時候跟父母回老家時，他記得人們一聽說自己從香港來，眼神里都會流露出崇拜、向往，并伴隨著一陣感嘆，“誒喲，你是香港來的呀，那地方好啊”。

但如今再去內地，人們的眼里已經沒有了以前的向往，“香港似乎不再那么特別”。

這些年，深圳和香港的經濟水平不斷拉近，在深圳低廉的人力成本、豐富的商品和優質的服務面前，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優勢在降低，而香港本身作為自由港，資金、商品、人才暢通流動帶來的機會也在減少，吸引力不斷下降。

疫情后剛通關時，香港還盼著內地游客歸來能重現“買買買”的盛況，然而事實是，內地人更愿意在吃喝玩樂上花錢，也沒有興趣去香港買化妝品、名牌包和珠寶首飾了。反而不少內地的年輕人聽到“洗碗工月入兩萬，外賣員月入三萬”的傳言，十分渴望到香港打工賺錢。

在許多內地人心中，關于香港的印象停留在了金庸的小說、鄧麗君的歌聲和TVB的電視劇里，到處藏著對香港的向往。但在近幾年，已經少有港臺明星在內地走紅，香港的文化吸引力也失效了。

鄭家成心里有一套內地和香港打分機制：如果說內地從30漲到了60，那香港就是從90掉到了70。在鄭家成心里，兩地的差距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而在更多內地人心里，香港可能已經比不上北上廣，那里確實收入更高，但生活遠不如在內地舒適。

從2019年開始，鄭家成身邊很多親戚和朋友開始到海外生活。鄭家成猜測，他們“可能是覺得香港獨特的那一部分減弱了”。離開的人們似乎帶走了一些自由和活力的空氣。鄭家成記得之前身邊總有一些“不用工作卻可以每天旅游”的朋友，他們每天想的都是歐洲旅游、創業想法；現在幾乎沒有這樣的朋友，大家談論的話題都是上班、賺錢和“卷”，想創業的人也越來越少，“都想考上政府工”。

“香港的錢越來越難賺了。”鄭家成工作之余還會和朋友一起合作創業項目。兩年前，鄭家成的第一個創業項目進了數碼港孵化，他記得那時的投資人的錢更好拿一點，只要想法好，人靠譜，“可能PPT的階段就有人投”。如今，鄭家成開啟了第二個創業項目，這回進了香港科技園孵化，但想讓投資人拿錢就要難得多，創業者得先有穩定客戶，投資人才會出錢，“沒有人愿意燒錢換流量了”。

“香港賺錢深圳花”背后，香港面臨著人才、消費、資本的轉移和流失，這也是香港今年不斷放開限制吸引高層次人才入港定居就業的原因。

上世紀90年代，香港經濟迅速崛起，是騰飛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是浮躁光輝的不夜城，是物與欲交織的自由港。很多親戚都曾一臉回味地跟鄭家成講起那時的事，那時的香港人外號叫“世界仔”，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來香港做生意，世界仔們都能掙到錢，那時的香港“很野”。

鄭家成把世界仔定義成“不管在哪兒，不管做什么，只要能掙錢就行”的頭腦靈活的人，世界仔的存在是香港的特色。但現在，世界上肯定還有世界仔這樣的人，“只不過他們已經不在香港了”。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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