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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國彩票管理體系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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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國彩票管理體系亟待完善

專家建議,改變彩票發行機構隸屬于政府部門的現有體制,設立專門彩票管理機構,以政府特許經營的模式將彩票發行、銷售與管理進行分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田鶴琪 記者 呂雅萱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江西南昌有彩民花費10萬元共購買5萬注相同號碼的“快樂8”彩票,中得2.2億元獎金且無需納稅,近日,這一事件引發社會熱議。對此,2023年12月7日,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對媒體表示,購買5萬注中獎2.2億元的行為沒有內幕,以江西福彩官網公布信息為準;江西省民政廳工作人員則回應媒體稱,已針對此事展開調查工作。

此次巨獎事件再次引發外界對于彩票銷售監督以及信息公開機制的討論。面對質疑,我國應如何改進彩票制度?專家建議,應進一步完善彩票法律制度,加強公眾溝通,改革彩票銷售管理體制,從而真正發揮彩票的公益屬性。

如何平衡公眾知情權與中獎者隱私權?

此次中得2.2億元大獎的南昌彩民身份是否能公開?12月7日,上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欣向界面新聞表示,是否公開彩票中獎者的身份,各個國家的規定不一,一些國家會規定公開,但需要考慮到的是,這也意味著可能對中獎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陳欣表示,《彩票管理條例》要求“應當對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予以保密”。但是,巨額彩票中獎涉及公眾利益,公眾在不獲取中獎者私人信息的情況下,對中獎程序、過程和制度應該有知情和監督的權利。

中國福利彩票官網此前曾發文解答稱,彩票中獎獎金是購彩者合法所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規定,依法享有對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不屬于公共事務,不涉及影響或危害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非必須向社會公開事項。國務院頒布的《彩票管理條例》亦規定,彩票發行機構、彩票銷售機構、彩票代銷者以及其他因職務或者業務便利知悉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的人員,應當對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予以保密。

但不可否認的是,每次彩票大獎被領走的同時,社會輿論也會中獎者身份進行猜測和追問。

如何增加彩票的公信力?陳欣建議,有關權威政府部門可以參考證券市場在認定內幕交易采用的“相關交易行為明顯異常”原則,對中獎者平時的購彩行為與交易習慣、資金來源、近期通訊記錄等方面進行調查。經過嚴謹調查后并未發現問題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可以對公眾披露調查的過程與結果,但無須涉及中獎者個人信息,以此可以加強公眾對彩票制度的信任。

此次南昌彩民中2.2億元大獎不用納稅,是否有購買前故意逃稅嫌疑?陳欣解釋,根據國稅發[1994]127號和財稅字〔1998〕12號文件,對購買福彩、體彩的個人,一次中獎收入不超過1萬元的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對一次中獎收入超過1萬元的,應按稅法法規全額征稅。彩票的中獎所得屬于偶然所得,適用20%的稅率。

陳欣提醒,相關文件中的規定是“一次中獎收入”,按規定來說,此次南昌彩民應該要納稅。但是,在現實執行層面,為了促進獎票銷售,無論是福彩中心還是體彩中心,均是按照“單注獎金”制定操作細則,使得在單注獎金不超過1萬元的情況下,獎金總額無論多高,也無須征稅。

而在此次巨額中獎事件中,每張彩票票根的投注上限是75注(每注2元),中獎人購買5萬注起碼需要667張彩票。無論是按每張彩票來計算一次中獎收入,還是按總額來計算,都超過了1萬元納稅的最低金額。對此,陳欣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應該優化彩票中獎征稅的執行細則,采用按單張彩票計算或按同一身份證號碼單期開獎所得來作為“一次中獎收入”的標準,以彌補現有巨額獎金得以規避稅收的漏洞。

為保障彩票公益性,需立法完善相關制度

陳欣表示,在中國,彩票極為重要的屬性就是公益性。根據彩票種類的不同,國家在彩票銷售中提取彩票公益金,比例為20%至37%,這也為國家財政收入提供了重要的補充。

《彩票管理條例》對彩票的定義為,國家為籌集社會公益資金,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而特許發行、依法銷售,自然人自愿購買,并按照特定規則獲得中獎機會的憑證。《彩票管理條例》明確認定,籌集社會公益資金、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是發行彩票的根本目的。

如何有效保障彩票的公益性?界面新聞注意到,早在2001年,全國人大代表蔡奇就曾提出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彩票法》的建議。在此之后,也有彭鎮秋、楊偉程等全國人大代表呼吁盡快出臺“彩票法”并提交相關議案。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批示,要求就彩票立法問題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社會法室匯總形成調研報告,建議將彩票法列入2020年立法工作計劃,并根據調研報告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彩票法草案(立法建議稿)》。

陳欣表示,目前,我國彩票事業主要依靠行政法規予以管理和監督,相關制度的法律層級不高,僅有國務院層面的《彩票管理條例》和部委層面的實施細則及管理辦法。他認為,現有的多頭管理體制削弱了監管效果,無法滿足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建議國家以人大立法高標準推動體制變革,改變彩票發行機構隸屬于政府部門的現有體制,設立專門彩票管理機構,以政府特許經營的模式將彩票發行、銷售與管理進行分離。”陳欣建議。

此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博彩研究協會主席王薛紅也曾對法制日報表示,保障彩票的公益屬性,需要進一步完善彩票法律制度,“從財政監管的角度,監督管理機制的健全和完善亟需加強,可以建立專門的彩票監管機構,比如彩票專賣局或者彩票監管委員會,對整個彩票行業進行監管,這都需要制定專門的彩票法作為制度設計的依據。”

王薛紅認為,彩票出現問題和機制調整有密切關系,在立法完善的同時,國家彩票發行機制也需要作必要調整,進行垂直性管理,類似煙草專賣格局是不錯的效仿,進行彩票專賣管理和銷售。減少多部門管理,避免踢皮球,時機成熟時,應組建彩監委或彩監會進行行業垂直化管理,真正讓彩票業成為公益方面的支柱產業。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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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國彩票管理體系亟待完善

專家建議,改變彩票發行機構隸屬于政府部門的現有體制,設立專門彩票管理機構,以政府特許經營的模式將彩票發行、銷售與管理進行分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田鶴琪 記者 呂雅萱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江西南昌有彩民花費10萬元共購買5萬注相同號碼的“快樂8”彩票,中得2.2億元獎金且無需納稅,近日,這一事件引發社會熱議。對此,2023年12月7日,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對媒體表示,購買5萬注中獎2.2億元的行為沒有內幕,以江西福彩官網公布信息為準;江西省民政廳工作人員則回應媒體稱,已針對此事展開調查工作。

此次巨獎事件再次引發外界對于彩票銷售監督以及信息公開機制的討論。面對質疑,我國應如何改進彩票制度?專家建議,應進一步完善彩票法律制度,加強公眾溝通,改革彩票銷售管理體制,從而真正發揮彩票的公益屬性。

如何平衡公眾知情權與中獎者隱私權?

此次中得2.2億元大獎的南昌彩民身份是否能公開?12月7日,上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欣向界面新聞表示,是否公開彩票中獎者的身份,各個國家的規定不一,一些國家會規定公開,但需要考慮到的是,這也意味著可能對中獎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陳欣表示,《彩票管理條例》要求“應當對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予以保密”。但是,巨額彩票中獎涉及公眾利益,公眾在不獲取中獎者私人信息的情況下,對中獎程序、過程和制度應該有知情和監督的權利。

中國福利彩票官網此前曾發文解答稱,彩票中獎獎金是購彩者合法所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規定,依法享有對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不屬于公共事務,不涉及影響或危害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非必須向社會公開事項。國務院頒布的《彩票管理條例》亦規定,彩票發行機構、彩票銷售機構、彩票代銷者以及其他因職務或者業務便利知悉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的人員,應當對彩票中獎者個人信息予以保密。

但不可否認的是,每次彩票大獎被領走的同時,社會輿論也會中獎者身份進行猜測和追問。

如何增加彩票的公信力?陳欣建議,有關權威政府部門可以參考證券市場在認定內幕交易采用的“相關交易行為明顯異常”原則,對中獎者平時的購彩行為與交易習慣、資金來源、近期通訊記錄等方面進行調查。經過嚴謹調查后并未發現問題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可以對公眾披露調查的過程與結果,但無須涉及中獎者個人信息,以此可以加強公眾對彩票制度的信任。

此次南昌彩民中2.2億元大獎不用納稅,是否有購買前故意逃稅嫌疑?陳欣解釋,根據國稅發[1994]127號和財稅字〔1998〕12號文件,對購買福彩、體彩的個人,一次中獎收入不超過1萬元的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對一次中獎收入超過1萬元的,應按稅法法規全額征稅。彩票的中獎所得屬于偶然所得,適用20%的稅率。

陳欣提醒,相關文件中的規定是“一次中獎收入”,按規定來說,此次南昌彩民應該要納稅。但是,在現實執行層面,為了促進獎票銷售,無論是福彩中心還是體彩中心,均是按照“單注獎金”制定操作細則,使得在單注獎金不超過1萬元的情況下,獎金總額無論多高,也無須征稅。

而在此次巨額中獎事件中,每張彩票票根的投注上限是75注(每注2元),中獎人購買5萬注起碼需要667張彩票。無論是按每張彩票來計算一次中獎收入,還是按總額來計算,都超過了1萬元納稅的最低金額。對此,陳欣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應該優化彩票中獎征稅的執行細則,采用按單張彩票計算或按同一身份證號碼單期開獎所得來作為“一次中獎收入”的標準,以彌補現有巨額獎金得以規避稅收的漏洞。

為保障彩票公益性,需立法完善相關制度

陳欣表示,在中國,彩票極為重要的屬性就是公益性。根據彩票種類的不同,國家在彩票銷售中提取彩票公益金,比例為20%至37%,這也為國家財政收入提供了重要的補充。

《彩票管理條例》對彩票的定義為,國家為籌集社會公益資金,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而特許發行、依法銷售,自然人自愿購買,并按照特定規則獲得中獎機會的憑證。《彩票管理條例》明確認定,籌集社會公益資金、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是發行彩票的根本目的。

如何有效保障彩票的公益性?界面新聞注意到,早在2001年,全國人大代表蔡奇就曾提出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彩票法》的建議。在此之后,也有彭鎮秋、楊偉程等全國人大代表呼吁盡快出臺“彩票法”并提交相關議案。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批示,要求就彩票立法問題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社會法室匯總形成調研報告,建議將彩票法列入2020年立法工作計劃,并根據調研報告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彩票法草案(立法建議稿)》。

陳欣表示,目前,我國彩票事業主要依靠行政法規予以管理和監督,相關制度的法律層級不高,僅有國務院層面的《彩票管理條例》和部委層面的實施細則及管理辦法。他認為,現有的多頭管理體制削弱了監管效果,無法滿足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建議國家以人大立法高標準推動體制變革,改變彩票發行機構隸屬于政府部門的現有體制,設立專門彩票管理機構,以政府特許經營的模式將彩票發行、銷售與管理進行分離。”陳欣建議。

此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博彩研究協會主席王薛紅也曾對法制日報表示,保障彩票的公益屬性,需要進一步完善彩票法律制度,“從財政監管的角度,監督管理機制的健全和完善亟需加強,可以建立專門的彩票監管機構,比如彩票專賣局或者彩票監管委員會,對整個彩票行業進行監管,這都需要制定專門的彩票法作為制度設計的依據。”

王薛紅認為,彩票出現問題和機制調整有密切關系,在立法完善的同時,國家彩票發行機制也需要作必要調整,進行垂直性管理,類似煙草專賣格局是不錯的效仿,進行彩票專賣管理和銷售。減少多部門管理,避免踢皮球,時機成熟時,應組建彩監委或彩監會進行行業垂直化管理,真正讓彩票業成為公益方面的支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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