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五月天演唱會的“假唱風波”還在繼續發酵。B站up主@麥田農夫 日前發布視頻，對五月天上海演唱會的12首歌進行了鑒定，發現其中幾乎一半的曲目涉及假唱。此后，相關話題幾次沖上微博熱搜第一，引發了網友的多輪討論。

目前看來，這一事件仍難有定論。不僅有音樂博主提出反對意見，質疑麥田農夫的音源對人聲提取有限、鑒定不準，有關部門與官方對此事的回應也語焉不詳：12月3日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回應稱，會將情況記錄下來，根據情況進行判定；五月天經紀公司隨后回應“沒有假唱”；12月6日晚，五月天主唱阿信發布長微博，有人提出質疑——為何說了半天卻不直接說自己沒有假唱？阿信文中提到的“10拍E6”也引發了新一輪嘲諷，多位樂評人指出，“E6”是極高的高音，阿信不太可能唱得上去。

根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業人士的看法，假唱是國內外樂壇一直存在的問題，然而，“重要的是，觀眾的耳朵是不是容易被騙，為什么幾萬名觀眾里只有幾個人會發現，也許大部分的歌迷根本也不在乎偶像是不是假唱，這對他們不重要。”

“是否假唱”似乎已經變成不可解的羅生門，而在事件之外，我們也不由產生疑惑：為什么看似簡單的判定卻如此復雜？更重要的是，在五月天假唱風波背后，又有哪些問題被忽視了？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了兩位業內人士，討論了一系列技術層面的細節與國內演出現場現狀。他們分別是：音樂人、聲學空間設計師李星宇，常年以“鯨魚馬戲團”的名義獨立發行音樂專輯；樂評人、音樂廠牌主理人與音樂企劃三石一聲。

假唱判定為何困難？技術不只有墊音

關于判斷假唱的標準，李星宇認為此次的五月天事件存在一個模糊地帶：“他應該是半開麥，不是完全假唱，所以才死不承認。”李星宇談到，不僅是五月天這種量級的明星，包括獨立歌手在內的音樂人也會這樣操作，而“國內的演唱者估計只有10%完全沒有問題”。由于經常遇到類似情況，這在業界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假唱，幫歌手制作或演奏時，從業者有時會私下吐槽某歌手基本功不扎實，但不會上升到道德層面進行批評。

“尤其是在器樂豐滿的演唱會上，如果歌手嗓門本身不大，人聲就很難出來，所以會在現場演唱之外疊加一個音軌，類似于一個大的和聲。演奏trap（編者按：一種嘻哈音樂風格）這類有一定沖擊力的音樂時，也會加入伴唱或使用autotune（編者按：一種音高修正軟件）做音效，不然人聲聽上去很干，這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常操作。”李星宇還談到了另一點客觀原因，亞洲人的嗓音條件跟某些音樂類型并不匹配，但觀眾又需要明星駕馭各種曲風，所以在遇到快歌或者需要嗓音洪亮的歌曲時，音色需要疊加才能出效果。

五月天假唱風波也牽扯出了“墊音”這一專業術語。三石一聲指出，墊音也就是“原聲伴奏音軌之上再加入一部分純主人聲，非和聲”。他最早是從海外了解到這個概念的，除了我們平時聽的唱片，韓國還有一種其他形態的音樂載體，“它有一個芯片，把芯片貼到手機上，你就可以自行調節伴奏中原唱人聲的比例，錄制卡拉OK。”

三石一聲認為，純靠伴奏、不開麥肯定是假唱，但是許多演出會在原版伴奏中把原聲主人vocal音軌中取一個20%-60%不等的區間，而這是演出中很正常的做法。并且，開50%墊音也不代表歌手只出50%的力，而是一樣要盡全力，甚至還要花心思琢磨如何與墊音不沖突。他也進一步強調，這種方法大多用在快歌里，慢歌很少這樣做。“快歌的很多音色來自于虛擬合成器，不是由真實樂器產生的，所以它在好聽的同時也會和人聲打架。只依靠人聲的話，哪怕唱功再好也會顯得單薄。我們在錄音室做歌時會加很重的混響，使聽感能夠相互融合，不然表演效果會打折扣。”

他個人不能接受慢歌還要開墊音的行為：“大家都做了這么多年音樂了，已經很清楚該用怎樣的樂器把人的聲線凸顯出來。”他在今年觀看演唱會時發現，仍有一些歌手唱跳快歌時會偶爾開墊音。

李星宇認為，判斷真唱的標準不僅在于技術，關鍵在于出發點是提高歌曲表現力還是單純偷懶。回到五月天事件，“我們需要把每一首歌的細節全部列出來，再去看墊音的部分是出于怎樣的心態。當然，五月天的歌曲還不至于這么復雜，所以偷懶的成分肯定是存在的。”

不僅如此，技術的迭代也讓假唱的判定變得更加困難。李星宇談到，行業內還有一種做法，是把第一場演唱會的錄音放到下一場，這樣歌手就不用賣力演唱，聽上去也有強烈的現場感而不像錄音版那樣生硬。甚至，我們即將迎來這種技術：所有的音準都已提前規劃好，修音軟件實時調整歌手的演唱過程，根本不會出錯。其結果也是雙刃劍，現場的效果更好了，但也降低了對演唱者的要求。

李星宇提醒我們，有正因為技術在不斷發展迭代，才會出現越來越多“判定假唱”的新聞。以往，單獨提取音頻中的人聲有一定技術壁壘，但現在大家可以很輕松地買到相關軟件進行研究。科技媒體《剁椒Spicy》觀察到，如今興起了一類“技術流樂評人”，雖然假唱判定一直是B站音樂區的熱門主題，但是直到今年1月，有了專業設備輔助的up主才開始憑借可視化圖譜“打假”，此次認定五月天假唱的麥田農夫就是這類樂評人中的一位。但這類樂評也有局限，內容往往集中在誰假唱了、誰家粉絲又破防了，重復性很強，內容深度不足。

三石一聲也在采訪中指出，過度關注技術是很可怕的，“音樂是一個整體審美的事，并不是說唱到E6高音就是最厲害的。”李星宇則認為五月天畢竟是樂隊，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歌手，拿流行歌手的評判標準也有點苛刻，“很多歌迷注重的是演出氛圍，也有人是去看石頭的吉他solo或者瑪莎的貝斯表演的，但觀眾的普遍思維是樂隊一定要有主唱，不然就不知道樂隊在干嘛。他們肯定有錯，但不至于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總而言之，對于大眾來說，更多人想聽到的是一個確切的答案，然而按照兩位業內人士的觀點，這樣的答案事實上并不存在。三石一聲最后提到，“如果你說半開墊音的做法很正常、不算假唱，大家就覺得你是在幫行業說話了。”

假唱背后市場如何？高票價，少新作，版權規范不足

雖然墊音屬于正常操作，但是“五月天假唱”引發如此程度的關注，其原因仍然值得玩味。在三石一聲看來，此次事件相當于一次對“極端”粉絲行為的集體反攻，“五月天有一小部分粉絲容不得你提一點善意的建議”，由于部分輿論早就心生不滿，才會一次性爆發出來并嫁接到了藝人身上。

李星宇則認為，這次事件與五月天的大牌效應有關，再加上“最近演唱會又多，很多觀眾又買不到票”，這才激起了民憤。據公開消息，截至12月3日，五月天2023年已舉辦了59場演唱會，內地的巡回演唱會也十分密集。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今國內的演出市場處于怎樣的狀態？它是健康且良性的嗎？

談到今年的爆發式演出市場，三石一聲的態度比較樂觀：“大家憋了三年了，很有熱情去到現場。”他觀察到，今年的演出現場社交屬性變得比以往更強，許多人會提前組群去看演唱會，“你我喜歡同樣的歌手，就留下聯系方式做朋友。”另一方面，今年人們對音樂綜藝的討論變少了，以往周末看節目的時間現在都用來外出了，節目中就沒有受關注的作品出現，這也導致許多人前往的是已經成名的頭部藝人演唱會。

假唱風波牽扯出的另一個問題是演唱會的高票價。觀察社交媒體上的發言不難發現，許多網友的不滿在于“花了錢卻被詐騙”。三石一聲指出，今年的國內演唱會普遍存在不合理的漲價現象，在中國內地和中國港臺地區、日韓、歐美舉辦同一場演唱會，中國內地的票價一定是最高的。“今年最貴的應該是陳奕迅和張學友，最高價2580元，但是陳奕迅在澳門的演唱會票價最高只有1700澳門幣（折合人民幣1500元左右），并且比在內地看得更清楚。”他還提到，今年李宗盛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唱會票價也高達2500元，他在日本的演唱會折合人民幣只要1000多元，這已經是同等場地級別的日本歌手不會開出的高價位。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原因是為補前幾年的虧空。疫情三年，演出主辦方和經紀公司沒有演出卻仍要照常運轉，導致今年各個環節都在層層加價，“舞臺搭建、舞臺燈光這些技術部門也會漲價，最終就由觀眾買單了。”

當觀眾集體涌去頭部藝人的演唱會，還有多少空間留給獨立音樂人呢？三石一聲認為這是一個話語權流變的問題，以前的主流媒體更多鄙視先鋒型如周杰倫這樣的歌手，認為周杰倫比張學友或鄧麗君差得遠，但當前者的受眾成長起來并擁有了話語權，媒體報道也就變多了。“市場還是很大的，非頭部也有流量，媒體討論度不高，但年輕的小朋友很喜歡，也會花錢去看演出，藝人也能把錢賺明白。”

相對而言，李星宇的看法更為悲觀，他在采訪中指出，“演出看起來很多，但整個市場一直在走低，能賺錢就那么幾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創作者處于一個不被鼓勵的環境中，藝人都在演唱老歌，沒有新鮮內容輸送。首先，由于音樂產業體量太小，國家不會花力氣扶持；其次，國內音樂行業的知識產權也不到位，“在版權規范比較強的國家，制作的幕后人員也是有版稅分成的，但國內基本上是歌手和唱片公司拿錢，幕后人員的報酬很低，即使歌曲在后期火了，我們也不會分到版稅。”

李星宇還提到，這一點也難以怪到音樂平臺頭上。網易云音樂幾年前還能夠扶持出好的音樂人，這兩年“突然就消停了”，QQ音樂也越來越難推出新作品，無論推多少資源都無人問津。背后的原因在于，聽眾發現新歌的入口不再是平臺，而是小紅書等社交平臺，聽眾看到不錯的內容才會轉戰音樂平臺。結果就是，許多公司會花費十幾萬元創作針對抖音受眾的歌曲，以此賺錢；還有一些人選擇轉行搞教學，成為音樂知識科普博主，尋求網紅變現的途徑。

我們耳畔的音樂正在和這個世界一起發生巨大的改變。無論是假唱亂象與超高票價，還是新作乏力和網紅經濟，音樂既是深嵌于社會之中的一塊小小拼圖，同時也成為了反映時代變遷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