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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中國貿易協會秘書長:商業活動正在復雜化,但中歐前所未有需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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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中國貿易協會秘書長:商業活動正在復雜化,但中歐前所未有需要彼此

“歐盟外國補貼條例生效一個多月,就有34筆大宗交易進行了申報。不確定是否有中國公司。”

圖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劉子象

12月7日,第24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北京舉行。這是四年來中歐領導人在這一機制下的首次線下會面。

關于中歐商業關系,在5日的一場研討會上,歐盟中國貿易協會(EUCBA)秘書長、比利時法蘭德斯中國商會(FCCC)總裁宋惠安(Gwenn Sonck)表示,中歐公司和經濟高度依存,“過去20年,歐盟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已達到1400多億歐元,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也接近1200億歐元”,然而隨著全球地緣政治形勢變化,如今的商業活動正變得越來越復雜。

這位代表2萬多家歐洲和中國公司的商業協會負責人指出,雖然中國在歐投資下降,但是投資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電動汽車電池工廠的推動下,綠地投資現在主導著中國在歐洲的投資活動,中國企業已成為歐洲綠色轉型的主要參與者。

“我需要補充的是,與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中國仍然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2023年中國經濟表現也好于預期。歐盟和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彼此。”宋惠安說。

據榮鼎咨詢今年5月份的一份報告,中國對歐洲(歐盟27國和英國)的直接投資繼續下降趨勢,2022年更是降至十年來的最低點,同比下降22%,至79億歐元。中國在歐的并購活動不足是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稍早前正式生效的歐盟《外國政府補貼條例》(FSR)或將進一步影響中企在歐洲的并購活動。該條例在今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它賦予歐盟廣泛的調查權,以評估外國補貼對其內部市場的影響。在此條款下,符合歐盟范圍內觸發標準的某些大型并購和政府采購等商業活動,需要通知歐委會,以獲得事先批準。

界面新聞從上述研討會上獲悉,在新規生效短短一個多月內,“當事方就已經向歐盟監管機構申報了34筆大宗交易,這說明很多企業受到了影響,”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歐盟競爭與監管事務律師霍洛貝克(Bram Hoorelbeke)透露,但他同時表示“尚不清楚”這其中是否涉及,或者涉及到多少家中國公司,在他看到的其中幾個案例中,沒有中國公司身影。

他同時表示布魯塞爾機構沒有披露的義務。不過,歐盟官方刊物可能會刊發摘要,外界或能了解到一些信息。

有聲音稱中國國企是歐盟新規的潛在重點影響對象。霍洛貝克在研討會上表示,其實不僅僅是國企,大型跨國公司也受影響。由于新規中“外國財政補貼”的概念非常廣泛,這對很多在歐盟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來說,都造成了很大的行政負擔。在具體操作層面,有關企業需要對過往財務狀況進行排查,以及隨后的“自證”工作,堪比“行政噩夢”。

霍洛貝克解釋稱,就“外國財政補貼”這一概念范圍的界定而言,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在資金性質界定方面,任何資金來往都可能在覆蓋范圍內,不僅僅是直接的贈款或補貼,從股權激勵到貸款優惠,再到經濟自由區內享受的優惠,所有這些都可以算作在內;而在外國政府機構的定義方面,社區、地方、中央都在規定范圍之內,非正式的政府機構或公共實體,比如公立醫院、國有企業,都可以算作在內。

另外,對于“第三國”的概念,歐盟27個成員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可以被視為第三國。“英國、瑞士以及挪威這樣的北歐國家理論上都在這個概念的覆蓋之下,很多公司可能會意識不到這一點”。

歐盟中國商會(CCCEU)秘書長方東葵在同一場活動上指出,雖然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增長軌跡具有彈性,但這種增長正被越來越多的不確定因素所掩蓋。

他援引CCCEU最新的研究報告稱,中國企業對歐盟營商環境的評價已經連續第四年下降。這種下降主要歸因于像《外國政府補貼條例》這樣的監管層面的障礙及其帶來的風險。

方東葵表示,雖然這一政策旨在確保公平競爭,但無意中引入了層層復雜性和擔憂,對中國公司的商業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約70%的受訪企業均希望歐盟改善政策支持,特別是在知識產權、權利保護和工業研發活動資金等領域。”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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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中國貿易協會秘書長:商業活動正在復雜化,但中歐前所未有需要彼此

“歐盟外國補貼條例生效一個多月,就有34筆大宗交易進行了申報。不確定是否有中國公司。”

圖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劉子象

12月7日,第24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在北京舉行。這是四年來中歐領導人在這一機制下的首次線下會面。

關于中歐商業關系,在5日的一場研討會上,歐盟中國貿易協會(EUCBA)秘書長、比利時法蘭德斯中國商會(FCCC)總裁宋惠安(Gwenn Sonck)表示,中歐公司和經濟高度依存,“過去20年,歐盟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已達到1400多億歐元,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也接近1200億歐元”,然而隨著全球地緣政治形勢變化,如今的商業活動正變得越來越復雜。

這位代表2萬多家歐洲和中國公司的商業協會負責人指出,雖然中國在歐投資下降,但是投資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電動汽車電池工廠的推動下,綠地投資現在主導著中國在歐洲的投資活動,中國企業已成為歐洲綠色轉型的主要參與者。

“我需要補充的是,與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中國仍然是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2023年中國經濟表現也好于預期。歐盟和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彼此。”宋惠安說。

據榮鼎咨詢今年5月份的一份報告,中國對歐洲(歐盟27國和英國)的直接投資繼續下降趨勢,2022年更是降至十年來的最低點,同比下降22%,至79億歐元。中國在歐的并購活動不足是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稍早前正式生效的歐盟《外國政府補貼條例》(FSR)或將進一步影響中企在歐洲的并購活動。該條例在今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它賦予歐盟廣泛的調查權,以評估外國補貼對其內部市場的影響。在此條款下,符合歐盟范圍內觸發標準的某些大型并購和政府采購等商業活動,需要通知歐委會,以獲得事先批準。

界面新聞從上述研討會上獲悉,在新規生效短短一個多月內,“當事方就已經向歐盟監管機構申報了34筆大宗交易,這說明很多企業受到了影響,”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歐盟競爭與監管事務律師霍洛貝克(Bram Hoorelbeke)透露,但他同時表示“尚不清楚”這其中是否涉及,或者涉及到多少家中國公司,在他看到的其中幾個案例中,沒有中國公司身影。

他同時表示布魯塞爾機構沒有披露的義務。不過,歐盟官方刊物可能會刊發摘要,外界或能了解到一些信息。

有聲音稱中國國企是歐盟新規的潛在重點影響對象。霍洛貝克在研討會上表示,其實不僅僅是國企,大型跨國公司也受影響。由于新規中“外國財政補貼”的概念非常廣泛,這對很多在歐盟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來說,都造成了很大的行政負擔。在具體操作層面,有關企業需要對過往財務狀況進行排查,以及隨后的“自證”工作,堪比“行政噩夢”。

霍洛貝克解釋稱,就“外國財政補貼”這一概念范圍的界定而言,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在資金性質界定方面,任何資金來往都可能在覆蓋范圍內,不僅僅是直接的贈款或補貼,從股權激勵到貸款優惠,再到經濟自由區內享受的優惠,所有這些都可以算作在內;而在外國政府機構的定義方面,社區、地方、中央都在規定范圍之內,非正式的政府機構或公共實體,比如公立醫院、國有企業,都可以算作在內。

另外,對于“第三國”的概念,歐盟27個成員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可以被視為第三國。“英國、瑞士以及挪威這樣的北歐國家理論上都在這個概念的覆蓋之下,很多公司可能會意識不到這一點”。

歐盟中國商會(CCCEU)秘書長方東葵在同一場活動上指出,雖然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增長軌跡具有彈性,但這種增長正被越來越多的不確定因素所掩蓋。

他援引CCCEU最新的研究報告稱,中國企業對歐盟營商環境的評價已經連續第四年下降。這種下降主要歸因于像《外國政府補貼條例》這樣的監管層面的障礙及其帶來的風險。

方東葵表示,雖然這一政策旨在確保公平競爭,但無意中引入了層層復雜性和擔憂,對中國公司的商業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約70%的受訪企業均希望歐盟改善政策支持,特別是在知識產權、權利保護和工業研發活動資金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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