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我當了半輩子的‘諾蘭黑’，但第一次我站在《奧本海默》一邊。”北京大學教授、電影學者戴錦華說，“因為他以這個人物傳記提示了那個歷史時刻，而又以那樣一個歷史時刻提示我們的現在：科學技術是人類生命的延續、幸福的開端，還是人類毀滅的開始？”

這是戴錦華在上海圖書館日前舉辦的“重訪戈達爾、塔可夫斯基、安哲羅普洛斯”講座上提到的內容，她同時提到了近幾年女性導演全面崛起的情況，她認為這是電影工業本身開始衰弱，男性紛紛棄船而逃的結果。她同時認為，目前一些女性導演的電影有“畫地為牢”的問題。

而ChatGPT、腦機接口、基因編輯……近兩年發生的科技巨變似乎預示著人類再次站在了技術革命的臨界點上，如何使技術進步不成為劫難？她認為，叩訪20世紀六十年代的藝術電影或許能為今天無知與困窘的人們提供答案。

女性導演崛起的原因是電影工業走向衰弱

在講座現場，有觀眾向戴錦華提問，是否有偉大的女性導演？戴錦華表示電影史上偉大的女性導演的確不多。她曾在FIRST影展的采訪中提到，在她看來，電影是有性別的。“從媒介特征、工業體制上、生產形態和組織結構上來看，電影都是男性的”，即使成就如被譽為新浪潮“祖母”的導演阿涅斯·瓦爾達，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放在“助手”位置上。

她認為，女性導演的全面崛起只是近幾年的事，“究其原因是電影工業衰弱了。”戴錦華說，“電影這艘大船要沉了，所以男性紛紛棄船而逃，而女性就像在面對任何災難時刻一樣挺身而出去接替他們。”

她也指出，目前一些女性導演的女性電影有些“畫地為牢”，“女性主義電影題材的特征是女性獨有的生育經驗，那么無外乎是關于生育的、身體的、關于母與子等等，這些在男權社會里以絕對的生理差異派給女性的命題。”

戴錦華更認可的是像《女人們的談話》這樣的影片，“這樣的電影表達出女性的生命經驗和獨特視野，同時是對父權社會無言的顛覆，也是對社會正在經歷的重大文明轉折的一種飽滿而豐厚的表達。”女導演應該有能力處理一切關于人類的題材，戴錦華說自己仍然在期待這樣的時刻的到來。那么該如何創造一種女性敘事的可能，如何創造一種目光而非“凝視”呢？對此，戴錦華說，這不僅是關于電影的挑戰，也是關于新女性如何創造自己世界的挑戰。

60年代電影如何照亮技術時代

2022年9月，20世紀電影的領軍人物、法國導演讓-呂克·戈達爾在91歲高齡時選擇了安樂死。戴錦華說，戈達爾不僅在他幾十年的電影生涯里保持著一種“向道貌岸然的成年人世界永恒的青春挑戰姿態”，連他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方式，都仿佛宣告“即使面對死亡這樣人類生命無法戰勝的事實時，人依然可以作為‘人’而做出選擇”。

戈達爾的離世似乎預示著“世紀的終結”，戴錦華認為他標識著一個變革的、反叛的、夢想的和電影藝術的世紀。在這個世紀里，藝術電影展現出一種“現代性的自我廝殺、人類為了理想世界而戰斗”的姿態。因而，“叩訪這些藝術電影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懷舊或是歷史回顧，還能為我們打開一扇門，直面真實的世界。”

1982年第一次看戈達爾的電影《筋疲力盡》時，戴錦華像“那猴兒喜不自勝，抓耳撓腮”，看完后很想在街上奔跑，想告訴所有人“我找到了一部我的電影”。戈達爾的電影讓她感到，在80年代的中國，自己與60年代歐洲的相遇了。

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導演的《伊萬的童年》也是震撼的，以至于她忽略了它是一種典型的“小英雄”敘事。戴錦華認為，今天我們理解和平，應該先理解和想象戰爭，《伊萬的童年》展現的正是對生與死、對戰爭扭曲人性的深刻思考。她也提到了塔可夫斯基的其他代表作，如《飛向太空》里超越情節本身的驚悚感，“影片里好像始終有巨大而無名的眼睛占據著、執掌著攝影機，主人公始終處在監視、俯瞰的目光中。”這或許說明了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具有真正的科幻精神，始終帶著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

在戴錦華看來，20世紀60年代的電影藝術家們并不認為自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精英，他們與時代、時代的反叛者們共命運。但除了與“人民站在一起”的電影創作者，導演西奧·安哲羅普洛斯則展現了一種勇敢直面歷史、不規避歷史困境的姿態。他經由電影媒介重塑歷史時空，達成對歷史創傷的質詢，戴錦華說，“他總是與不同時代的失敗者們站在一起，勇敢地嘗試分擔失敗者的歷史命運。”

“當今天我們以為藝術是某些人高尚的創造，是高超的技藝，是今天人們相信ChatGPT宣布它能代替作家的創作，”戴錦華在講座中指出，“但人類的生命是脆弱而輝煌的，在向死而生中，我們能獲得我們獨有的高尚、尊嚴和創作。”戴錦華認為我們當下面對的是“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整體的重組和改型”的現實。盡管電影在萎縮、電影藝術的社會功能和影響力在消減，但“仍然只有電影，嘗試把公共性的主題放置在我們面前，并且給我們一些體認、共同面對的空間”，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