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如何讓送快遞的人寫下他的故事？新興出版又能帶來什么？關于這兩個問題的提出與討論出自日前舉辦的“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上，今年工作坊的主題是“一種出版，一種思想”。

這場圍繞青年寫作與出版的討論，延伸出了兩個焦點：第一，出版對于青年寫作者的意義是推動發掘還是持續消耗？第二，出版的重點是把書當做書還是當做產品？

01 流程長，機會少：新作者“出頭”有多難？

出版品牌副本制作的編輯馮俊華說，副本的建立起源于寫作的朋友之間的共識。他們認為，現代漢語發展得不夠完善，而80年代以來伴隨翻譯文學興起的寫作又不能體現人們面對現實的感受。為了改變寫作，應當改變生活，可是又應當如何改變？其思路是回到寫作本身。一個文本或作者得經過很多流程才能抵達讀者，“首先是發表，接著是評論家關注，最后才能到考編的程度。”（注：“考編”可能指前段時間關于作家班宇、陳春成入編的公示消息）馮俊華說，在這樣一個長的流程里，該品牌側重的是創作和傳播，將不擅長的環節割舍。

“我們會推動作者涉及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有能力觸及的領域和寫作，”馮俊華提到，彭建斌和胡安焉后來的成書就起源于副本的約稿，“約稿就是邀請作者以特別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生活。當時有個作者叫彭建斌，他在貴州跑業務，我們就約稿讓他把業務生涯寫來來。前幾年還有一個作者胡安焉，我們向他約稿，讓他寫快遞員的生活，后來以《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名義出版了。”

此外，他以作者金特為例講述了出版品牌如何推動寫作。金特與馮俊華很早就在城中村相識，經常一起討論作品，那時金特還沒有找到寫作方向。“他是滿族人，很早就從東北來到廣東，民族身份和原生家庭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但沒有找到方法去梳理。”馮俊華建議金特回到沈陽創作，重新思考與觀察，最終金特的書得以出版。“我們也從中抽取部分版稅，以駐地經費的名義扣掉，準備作為下次作者駐地寫作的基金。”馮俊華講道。2016年，金特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冷水坑》與《西伯利亞》，幾年后又推出了《冬民》。今年出版的《冷水坑》講述的是東北礦難的故事。

“新興出版能帶來巨大的激動，因為它打破了（文學生態的）固有順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的副總編李黎說，去年談波的小說集《捉住那只發情的貓》出版，“我與談波是多年好友，知道他出書一直困難，”李黎說，“即使他的書反響特別好，期刊還是不發他的作品，要么說他寫得太短了，兩三千字，不符合短篇小說的規制；或者，也不覺得他寫得好。”李黎總結道，目前文學出版的順序大體就是發表、獲獎或上榜，然后出書，周而復始，“然而很多人過不了第一關。很難想象很多作家要通過《科幻世界》才能成為科幻作家。”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出版為年輕的寫作者提供了一些破局的契機。

關于期刊發表對于年輕人寫作生涯的影響，文學期刊《收獲》雜志的編輯吳越回應道，《收獲》事實上也想要發現新人，給新人機會。一方面，期刊的榜單”不得不被實力派和名家占據”，另一方面，只要有一兩個新人出現就是勝利。 “《收獲》刊登新人新作的效果，就是讓新人來找我們，”吳越說。

出版人呈現了青年作者于文學生態中的成長軌跡，評論家也表達了過度消耗青年作者的憂慮。“青年作家會不會被過度收割了呢？”評論家韓松剛問道，當下出版業節奏快、名利誘惑多，“在我的觀察中，不知道哪個青年作家有這種被持續關注的實力。即使是陳春成、王占黑，拋開大家對他們的關注，作品對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影響到底在哪里？”在他看來，過度發現培養作家，可能催促其成長，也可能是“毀滅”。

02 做營銷，當客服：編輯究竟要服務誰？

與青年作者可能被“收割”相對應的，是出版編輯的“被消耗”。單向空間出版總監羅丹妮這兩年明顯體會到了個人興趣與出版市場之間的矛盾。“《單讀》以年輕人為讀者對象，我這兩年的趣味越來越偏向中年人，其中會有偏差。”她舉例道，今年出版的《同窗》講述的是母親與女兒共讀的故事，她個人投入了很大的熱情，但讀者都還在討論婚育的階段，最終結果并不樂觀。

起初他們想做“以人為中心的出版”，這個“人”既包括作者、編輯，也包括讀者。以作者為中心，就要問青年創作者需要什么、出版方能夠提供什么，羅丹妮說，“是賣書的機會、市場的銷量、認可、得獎，還是文本的對話、情感的支撐和生活的幫助？”在出版的收益之外，生活的幫助也是非常實際的問題。而以編輯為中心，就要評估編輯的工作到底包括哪些。在她看來，近些年編輯工作變得越來越具有消耗性，“編輯被消耗在發行、營銷和銷售環節里，獨立思考和充分感受世界的能力在被剝奪。”

在觀察與實踐中，她體會到，目前出版“以人為中心”的天平已經越來越偏向讀者，而非作者和編輯，而“以讀者為中心”又常常被簡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如果將一本書當作產品、把出版看成買賣的話，需要考慮的是經營、成本和產品線的規劃；而如果以人為中心，就應當讓作家、編輯和讀者得到長期的發展。比方說，“出版方能幫助作家持續地創作，而不是要求他們配合營銷，”羅丹妮指出。

譯林出版社世界文學主任吳瑩瑩也講述了當下編輯工作的轉變：編輯不僅是內容的制作者，也是包裝者和傳播者，甚至還得充當客服，回復網店客服的評論和書友群“007”的答疑工作，“有時候，市場發行會直接at你去作答。”

此外，編輯還要面對市場上盜版書猖獗的情況。2021年譯林社再版了波蘭科幻大師斯坦尼斯瓦夫·萊姆的《索拉里斯星》，書剛發售就出現了盜版，“那家盜版書店只賣《人生海海》和《索拉里斯星》，我們‘受寵若驚’地買了一套，打擊盜版也成了編輯的職責。魔幻的是，盜版的出現反而鼓舞了發行和營銷，讓他們相信這是一本暢銷書。” 

出版方面臨的壓力是多重的。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品牌負責人沈衛娟講道，出版不僅是文化行為，也要講經濟效益，“沒有效益，我們是做不長的，編輯部也會被解散的。銷售平臺一壓再壓的折扣和不斷上漲的KPI，都是需要面對的。”

以產品為中心的出版方諸如八光分也闡述了他們的構想，“我們并不是科幻出版公司，而是內容公司，出版是基底，但不局限于此。”總監戴浩然說，“我們簽下的原創，我們就會全面地改編和開發，我們現在有電影電視劇漫畫和有聲書。”在出版方面，他說他不能忍受做的書沒有加印，“我的目標是做新人原創，中短篇都是新人新作，完全沒有任何市場號召力。目前科幻的業態是中短篇，而且產量低，如果沒有平臺發表，那就不能出頭了。”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已連續多年報道“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這個工作坊是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共同發起的長期文學研究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