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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與阿聯酋,誰能主導中東新經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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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與阿聯酋,誰能主導中東新經濟的未來?

越來越多中企去中東,要面臨總部落地抉擇。

文 | 霞光社 李小天

編輯 | 劉景豐

提起中東,你第一印象里閃現的國家是誰?

沙特,還是阿聯酋?

或許對國內大多數人來講,憑借迪拜“土豪”之名的阿聯酋更被熟知。但實際上,近年來隨著沙特“改革開放”,沙特與阿聯酋正在進行一場爭奪中東新經濟霸主的“暗戰”。

沙特、阿聯酋,這兩個海灣地區的主要經濟體,人口合計占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的75%以上,GDP占其70%。近年來,這兩個國家也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力爭在后石油時代依舊能夠參與全球經貿體系,這也引領了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的變革。

隨著中國企業全球化步伐加速,沙特和阿聯酋也成為中企出海中東的橋頭堡。而在哪里設中東總部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正在反映著中東各國在新經濟中的較量。

今年4月,一則消息稱,華為正在與利雅得當局就搬遷總部進行談判,以提升企業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但并未做出最終決定。而此前,華為的中東總部位于阿聯酋和巴林。

華為中東總部的搬遷風波,是沙特和阿聯酋爭奪中東新經濟“霸主”的縮影。

實際上,今年沙特阿拉伯就宣布,從2024年開始,政府機構將限制與沒有在該國設立地區總部的外國公司開展業務,以期減少經濟外流和吸引外國投資。該國政府官員說,去年年底有大約80家公司申請將總部遷至利雅得。這意味著,沙特和阿聯酋這兩個中東強國在吸引總部企業這件事上,較量將更加激烈。

但整體上看,沙特與阿聯酋這兩個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不是一場此消彼長的“零和游戲”,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共贏生態。沙特的開放,不僅促進了中東地區營商環境的改善,更釋放了諸多機遇,帶動中東地區在數字經濟浪潮中狂飆突進、迅猛增長。

阿聯酋,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由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富查伊拉、烏姆蓋萬、阿治曼、哈伊馬角七個酋長國組成的一個聯邦國家。其中,首都阿布扎比的國土面積約占全國面積的87%,同時擁有阿聯酋超過90%的石油儲量;而迪拜是整個中東地區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中東政治學家Abdulkhaleq Abdulla說:“阿聯酋是一只長著兩只翅膀飛翔的鳥,兩翼分別是迪拜和阿布扎比 。”印證了這兩座城市,是帶動阿聯酋經濟騰飛的動力引擎。

盡管首都阿布扎比占據了阿聯酋大部分國土和石油資源,但最早開始煽動發展翅膀的是迪拜。

面積約4114平方公里的迪拜,僅占阿聯酋全國總面積的5.8%,相當于中國一個小型地級市,石油儲量更是僅有阿聯酋的5%,單憑石油貿易顯然不是迪拜經濟發展的長久之道。

正因為此,迪拜早在獨立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便在時任酋長拉希德的主導下逐漸轉型為國際貿易中心,從而避免了中東石油生產國通常會陷入的“資源詛咒”困境。

迪拜發展國際貿易,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位于波斯灣中央地區,地處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這一地理區位使其成為東西半球之間天然的貿易和商業中心。為此,迪拜先后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設立拉希德港、杰貝阿里港以及杰貝阿里自貿區。該自貿區2020年吸引切已超過7500家,其中包括近100家全球財富500強企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專門從事工業、貿易和物流的自由區之一。

此外,于1985年成立的阿聯酋航空公司,也助推了迪拜作為全球貿易樞紐的地位;再加上寬松的市場環境與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人才與資本不斷涌向這一原先以珍珠采集作為支柱產業的土地,迪拜逐漸發展成為貿易和金融等服務業的全球中心。

旅游業是迪拜另一支柱型產業。置身迪拜,很難不為各式標新立異的建筑而瞠目結舌:828米的哈利法塔高聳入云,是世界第一高樓與人工構造物;全球唯一的七星級酒店——帆船酒店,建在離沙灘岸邊280米遠的波斯灣內人工島上,僅由一條彎曲的道路連結陸地;耗資140億美元打造而成的迪拜棕櫚島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島上的度假酒店鱗次櫛比、目不暇接。

這些奢華宏偉的建筑讓迪拜成為旅游勝地。目前,迪拜是全球游客訪問量排名第四名的城市,高于新加坡、紐約、東京等國際化都市。迄今為止,旅游業在迪拜GDP中占比超過20%,而石油產業比重則不到1%。

旅游之外,數字經濟也成為迪拜的新看點。近年來,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浪潮風起云涌,迪拜憑借資本優勢吸引了眾多全球科技公司入駐,致力于將自身打造成為全球web3之都,目標在5年內創造4萬個與元宇宙相關的工作崗位,并帶來40億美元規模的年經濟增長。

“迪拜模式”的成功,驗證了中東國家發展多元經濟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擁有阿聯酋大部分石油財富的阿布扎比,過去一直以石油為經濟支柱,2022年,其非石油部門GDP首次達GDP總量的50%,并繼續加快非石油經濟的發展,“隨時準備告別最后一滴石油”。

根據阿布扎比統計局5月8日發布的數據,2022年,阿布扎比GDP相較2021年增長了9.3%,成為中東和北非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國際化程度高,經濟增長迅猛,這也是為什么過去人們一提到中東,腦海中便浮現出阿聯酋的原因之一。

相較于阿聯酋,沙特的“改革開放”要晚了將近半個世紀。

1938年,沙特阿拉伯被發現地下有著驚人儲量的石油——約為266.5億桶,占世界總儲量的16%。沙特從此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石油徹底改變了沙特民眾的生活。得益于石油貿易帶來的財富,沙特此后長期處于“食利國家”模式——統治沙特的伊本·沙特家族,將販賣石油獲取的租利分配給民眾作為福利支出,國民和國家之間有一種不參與政治換取福利的隱性契約。

雖然人民富庶了,但沙特在政治體制上仍是一個極權主義君主專制國家。因此,阿拉伯同胞經常嘲笑沙特人富有、懶惰和傲慢,而商人們也更傾向于在迪拜工作,不愿生活在社會氛圍壓抑的利雅得。

然而,近年來變化正在發生。世界范圍內的石油供給過剩、美國的頁巖油革命,以及全球能源轉型的大趨勢,迫使石油富國沙特意識到石油經濟的潛在危機,并于2016年發布“2030愿景”,開啟經濟多元化轉型。

沙特經濟改革的重點,首先是擴大私營經濟規模,其中最突出的動作是石油巨頭沙特阿美(Saudi Aramco) 在2019年12月募集256億美元上市并成為全球最大IPO。而在此之前的2019年11月,沙特國王薩勒曼就曾表示,沙特阿美公司首次公開募股募集的資金將撥給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用于沙特國內外投資項目,拉動經濟發展。

此外,能源部門改革也是沙特實現“2030愿景”的重中之重。沙特希望通過阿美公司上市、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加強石化領域能源結構多樣化,最終使沙特經濟擺脫受國際油價周期性波動的影響。

除改革外,沙特也加大對外開放力度。2017年10月,薩勒曼王儲宣布,將花費5千億美元,在沙特、約旦和埃及接壤處建立一個“未來城”(NEOM)。沙特將劃出2.65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區域,著重在這座新城發展能源、水源、生物科技、食品、高端制造業與娛樂產業。NEOM將成為沙特首個跨國商業特區,在特區內執行獨立的法律法規,以吸引更多國外的人才與投資,將NEOM打造成鏈接亞、歐、非的世界中心。

沙特和阿聯酋的新經濟轉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引領了整個中東逃離石油“詛咒”,走向產業科技化。

同為阿拉伯世界、海灣地區的經濟強國,同樣是伊斯蘭文化下的君主制國家,面對幾乎相同的地緣政治關系,沙特與阿聯酋在很多時候會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

但隨著沙特加速轉型,力圖實現“活力社會”“繁榮經濟”和“雄心國家”的“2030愿景”目標,兩國在經濟層面的競爭愈發激烈。

競爭首先體現在對外資的爭奪上。為了實現經濟多元化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沙特政府在2021年2月宣布,如果跨國公司不將地區總部遷至沙特,它們很快將面臨失去沙特政府合同的風險。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最佳方式,莫過于開辟經濟特區。仿照迪拜在1985年建立的杰貝阿里自由區,沙特投資部在今年5月也正式啟動了國家經濟特區 (SEZ) 戰略,在首都利雅得、東部城市拉斯海爾、西南部城市吉贊、以及西部的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開發了四個新的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運營的企業將享受競爭性的公司稅率,免除進口、生產投入、機械設備和原材料的關稅,公司擁有100%的外資所有權,并享有吸引和聘用全球最優秀人才的靈活性政策。

如今,漫步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國王金融城,會看到高聳入云的寫字樓,各種膚色、種族的職場人士穿梭其中,這里是沙特最類似迪拜的地方。諸多出海沙特的中企,譬如阿里云、易達資本、商湯科技,都聚集于此,阿卜杜拉國王金融城日趨發展成為一個活力十足的商業生態系統。

“地區總部”計劃等措施的影響可謂立竿見影。2021年10月,已有包括聯合利華、西門子在內的44家國際企業把區域總部遷至利雅得。今年11月8日,據沙特投資部長Khalid Al-Falih透露,沙特已向180家國際企業發放牌照。

面對沙特的頻頻發力,阿聯酋也見招拆招,力保本國中東金融與商業中心的地位。2022年,阿聯酋吸引了23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比2021年增長10%,是本國有史以來單年最高數字,在全球吸引FDI排名中排名第16位,比2021年上升了6位;而沙特吸引了33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排名全球第10位。

由此看出,沙特與阿聯酋的競爭,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帶動、彼此促進。畢竟兩國在地緣關系上如此接近,一個對外開放、運營高效、社會寬松的沙特,也能夠引領整個海灣地區的貿易發展與商業交流。

其次,在旅游業領域,沙特也在快馬加鞭地追趕阿聯酋。

誠然,迪拜的豪華酒店與購物商場不勝枚舉,但坐擁麥加、麥地那兩座圣城的沙特,朝覲旅游發展已久。據統計,世界上超過24.1%的人口是穆斯林,人數約為18億。源源不斷的朝圣者帶動了沙特旅游業的繁榮。目前朝覲旅游對沙特GDP的貢獻率為4.45%,帶來的收益超過120億美元。

從2019年9月28日起,沙特正式對包括中國在內的49個國家的公民開放旅游簽證申請,并提出“到2030年吸引1億游客、旅游業占本國GDP10%”的宏大愿景。2020年6月,沙特成立旅游發展基金,幫助沙特和國際投資者在該國各個目的地獲得高潛力的旅游投資,并撥款40億美元來實現這一目標。

沙特開發非宗教旅游項目方面,同樣對標迪拜:首都利雅得正在建造大型娛樂城Qiddiya;PIF控股的開發商Red Sea Global在紅海沿岸修建占地28,000平方公里的豪華度假區;西北部的未來之城NEOM1,將打造生態旅游開放項目組合的景點——Leyja。根據彭博社的報道,一家以豪華露營起家的公司Habitas,將在此仿照電影《沙丘》中的建筑形象,建造三座豪華酒店。

此外,沙特幅員遼闊、國土廣袤,有諸多阿聯酋欠缺的自然景觀與歷史遺跡,比如阿爾烏拉沙漠地區和沙特統治家族的祖居地德拉耶古城。

對人才的爭奪同樣是沙特與阿聯酋的競爭焦點。

推動沙特阿拉伯國家戰略規劃的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在2021年2月宣布,要在2030年將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人口提升一倍。為了留住外國人才與投資者,2021年11月11日,沙特國王通過皇家法令宣布,“在宗教、醫學、科學、文化、體育和技術領域具有獨特能力的專家和杰出全球人才”,可以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這對通過石油資源實現全民高福利的沙特來說,無疑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改革。

阿聯酋同樣政策頻出,并且以更寬松自由的社會氛圍吸引外籍人士。2018年5月,阿聯酋內閣會議決定將向外籍投資人和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及優秀留學生發放10年長居簽證,在此之前,簽證時長上限為3年,這意味著在阿聯酋的外籍人士每3年就要續簽一次;2021年4月,阿聯酋內閣通過了《阿聯酋人才吸引和保留戰略(UAE Strategy for Tal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旨在讓阿聯酋成為外籍人士生活、工作和投資的首選目的地。

雖然競爭加劇,但逐漸從沉睡中覺醒的沙特,對阿聯酋乃至整個中東地區來說,合作多于競爭、機遇大過威脅。比如阿聯酋零售巨頭 Majid Al Futtaim、阿聯酋國家電信運營商 Etisalat、起家于阿聯酋的中東電商平臺Noon ,就利用沙特開放國門的機會,加快對沙特的投資步伐。正在崛起的新中東,也逐漸成為重構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一股力量。

2020年,在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便利度指數排名中,阿聯酋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居第16名,高居中東北非地區榜首;而沙特位居第62名,在中東北非不僅遜于阿聯酋,也遜色于巴林與摩洛哥。

阿聯酋的開放程度,在中東可謂首屈一指。迄今為止,阿聯酋有46個經濟自由貿易區,在自貿區內施行特殊稅收、海關和進口制度,并適用英國普通法作為其法規框架。迪拜依然是整個海灣地區對外貿易的門戶,這里坐落著數千家外企分支機構。

以阿布扎比為例,阿布扎比投資辦公室(ADIO)的工作人員告訴霞光社,外企落地阿布扎比,可以百分之百地持股所有權,資金可以自由轉移;投資辦公室會根據其細分行業對接不同的基礎設施與機構,比如工業類企業最適宜落地Kizad工業區,金融科技類公司最適宜落地阿布扎比國際金融中心(Abu Dhabi Global Market);針對健康醫療、智慧農業等創新性科技企業,ADIO會根據企業吸引高科技人才、對本地GDP的貢獻率、是否是一個區域中心等相關評估指標,來給予優惠補貼。

阿聯酋還是一個長期免稅的國家。雖然從2018年1月1日開始,阿聯酋開始對商品和服務征收增值稅,但稅率僅5%,是全球最低水平。2023年6月1日,阿聯酋開始對年利潤超過37.5萬阿聯酋迪拉姆(相當于約10.2萬美元)的企業征收9%的企業稅,但企業稅不適用于坐落于自貿區的企業,自貿區采用獨有的稅收優惠政策和監管環境。

全球首家“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園區——中阿產能合作示范園的負責人向霞光社介紹說:“示范園區內的水、電、人工成本非常低,沒有關稅,增值稅也是全球最低水平,緊鄰中東最先進的自動化港口——哈利法港,且能有效應對美國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限制,企業入駐還是有優勢的。”

相較于阿聯酋,沙特在營商環境與對外開放程度上依然相距甚遠。身處迪拜,會明顯感覺到這是一個足以和中國香港、新加坡等量齊觀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來到利雅得,英語普及率大為降低,道路上全身黑袍的女性比比皆是,世俗化程度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沙特從部落社會演化而來,非常重視親緣關系和人情往來,且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國家,仍處于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出海沙特的企業,需要面臨重重宗教壁壘與文化隔閡。

某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告訴霞光社,在處理很多和當地政府相關的行政瑣事時,沙特規定只有本國國民才可以被授權去一些場所處理這些事宜。甚至連辦理沙特電信網絡,因為上門服務的業務員只會阿語不懂英文,彼此溝通交流不暢,也變得困難重重。

沙特通行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源于《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語和行為,并由伊斯蘭法學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解釋。這種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內外的商業和投資行為。長期以來,想要入駐沙特市場的外企,通常會選擇在迪拜或者阿布扎比這樣施行英國普通法的地區建立區域中心,來遙控企業在沙特市場的發展。

也正是因為沙特市場政策不透明性,對中資中企來說,和本地公司成立合資企業是進入這一市場的最主要途徑。阿里云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22年6月,阿里云與沙特電信公司(STC)、易達資本、沙特人工智能公司、沙特信息技術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沙特云計算公司(Saudi Cloud Computing Company,SCCC),為沙特提供高性能的公共云服務。

此外,沙特《勞動法》對企業雇用沙特籍勞工的比例也做出明確要求,不同行業所規定的沙特勞工的比例被稱為“沙化率”,未遵守規定的公司會被嚴厲處罰,有可能被排除在政府合同和貸款之外,或被中止外籍雇員的簽證和工作許可。

“目前沙特上層的政策制定者非常開放,30歲以下的年輕人工作熱情也很努力,但中間的執行層還處于過渡和轉型的過程之中。”上述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說。她回憶某次去政務部門辦事的經歷:各個窗口都已經實現了數字化,但不同部門內部沒有聯通,所以需要多次重復地在不同窗口之間遞交材料和信息。

中企在數字基建領域無疑具備很大優勢,但沙特目前亞洲背景公司占比僅有10%左右。易達資本的管理合伙人黃爍子向霞光社分享道,沙特已有的營商環境受歐美公司影響較大,市場過往的的商業規則、商業習慣跟中國大相徑庭,本國習慣以高溢價采購全球最好的解決方案與產品,對于外資外企的落地,直到其真正開放后才開始形成新的制度,但這需要企業付出一定的時間成本。“對于想要進入沙特的中國公司而言,要意識到和在此耕耘幾十年的歐美企業相比,中企沒有先發優勢,因此需要要找到找到市場突破口。”黃爍子說。

總結來說,雖然從消費能力上來講,沙特是一個體量龐大的新興市場,對外開放又釋放了諸多機遇,但這個市場難度頗大、門檻較高,最終能夠扎根沉淀下來的企業,必須有非常成熟的商業化模式以及強大的本地化能力。

變化在加速發生。隨著沙特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其也在努力改良營商環境與法律政策。2019年,沙特放寬了外國戰略投資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9%的限制,來吸引更多的外資注入;2020年,沙特將投資總局改為投資部,負責為投資者提供服務和便利,以改善投資環境;2022年6月,沙特通過了新的《公司法》,來適應當下的市場環境;今年5月,沙特又啟動了國家經濟特區 (SEZ) 戰略。目前,沙特政府已允許大多數行業擁有100%的外資所有權。

雖然從營商環境成熟度上來說,沙特與阿聯酋仍有差距。但從市場潛力上來講,沙特無疑更具吸引力與想象力。

因此,有出海人把迪拜與沙特的關系,類比為東南亞的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與第一經濟體印尼的關系。

但對出海企業來說,將區域總部設在沙特or阿聯酋,不是一個是非題。傾向于布局哪個市場,根本上看兩國發展側重點和企業核心需求。

正如中非創投孵化平臺“非程創新”合伙人曉曉對霞光社所說:“長期以來,布局中東的跨國企業基本會把管理與公關團隊安排在阿聯酋,運營團隊安排在埃及,而終端用戶則以沙特阿拉伯為主。”

此外,兩個市場的產業特色也有差別。按照中阿產業園以及ADIO介紹,阿布扎比正在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數字創新基建、新能源、生物醫藥、智慧農業、石油裝備和精細化工等產業;迪拜致力于打造元宇宙之都,大力發展web3相關產業。

而沙特,無疑承載了中國出海人“尋找下一片新藍海”的希冀。從旅游基建、石油產業鏈,到數字化新基建、人工智能、消費品供應鏈,再到能源轉型所需的新能源汽車、光伏、儲能等行業,中國與沙特合作空間巨大、亟待開掘。

另外,兩國對本地化的要求也是影響企業選擇在哪里深度落地的關鍵因素。“要想在中東拿到官方頒發的支付牌照,必須開出本地辦公室、開設本地數據中心、組建本地團隊、雇傭本地雇員。中東各國對于數據安全等各方面的監管相當嚴格,沙特甚至不允許數據出境。所以遠程遙控根本不存在任何拿牌的可能性,監管人員是要定期在本地辦公室看到人員在辦公的。”上述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告訴霞光社。

雖然沙特市場潛力巨大,但也絕非黃金遍地的土豪之國。根據彭博社10月31日的報道,沙特統計總局的初步數據顯示,在削減石油產量以推高價格后,沙特經濟在第三季度遭受了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最嚴重的下滑:石油經濟下降17%,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同期萎縮了4.5%,非石油經濟的增長也放緩了。

盡管“2030愿景”致力于促進沙特經濟的多元化轉型,但據彭博經濟研究公司稱,去年石油及產業相關產品仍占沙特出口總量的90%左右。與此同時,路透社在11月1日報道,阿聯酋的 GDP 在 2023 年上半年增長了 3.7%,而大部分GDP增長是由非石油部門帶來的。

長期以來,沙特依靠主權基金(PIF)作為其改革開放的動力引擎,而PIF則以石油經濟作為依托后盾,但如今石油經濟下滑,沙特的投資支出與改開建設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而無論是對阿聯酋還是沙特而言,都要承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帶來的威脅。10月7日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正在影響與改變著外國投資者對中東地區的投資意愿。

即便局部沖突,海灣國家重塑新中東的愿景依然強烈。“我認為新歐洲是中東,下一次全球復興將在中東。”沙特王儲兼實際統治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曾說出這樣的豪言壯志。沙特與阿聯酋兩個大國彼此間的競爭與合作,正在讓穩定與和平、開放與發展成為中東地區的未來主題。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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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與阿聯酋,誰能主導中東新經濟的未來?

越來越多中企去中東,要面臨總部落地抉擇。

文 | 霞光社 李小天

編輯 | 劉景豐

提起中東,你第一印象里閃現的國家是誰?

沙特,還是阿聯酋?

或許對國內大多數人來講,憑借迪拜“土豪”之名的阿聯酋更被熟知。但實際上,近年來隨著沙特“改革開放”,沙特與阿聯酋正在進行一場爭奪中東新經濟霸主的“暗戰”。

沙特、阿聯酋,這兩個海灣地區的主要經濟體,人口合計占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的75%以上,GDP占其70%。近年來,這兩個國家也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力爭在后石油時代依舊能夠參與全球經貿體系,這也引領了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的變革。

隨著中國企業全球化步伐加速,沙特和阿聯酋也成為中企出海中東的橋頭堡。而在哪里設中東總部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正在反映著中東各國在新經濟中的較量。

今年4月,一則消息稱,華為正在與利雅得當局就搬遷總部進行談判,以提升企業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但并未做出最終決定。而此前,華為的中東總部位于阿聯酋和巴林。

華為中東總部的搬遷風波,是沙特和阿聯酋爭奪中東新經濟“霸主”的縮影。

實際上,今年沙特阿拉伯就宣布,從2024年開始,政府機構將限制與沒有在該國設立地區總部的外國公司開展業務,以期減少經濟外流和吸引外國投資。該國政府官員說,去年年底有大約80家公司申請將總部遷至利雅得。這意味著,沙特和阿聯酋這兩個中東強國在吸引總部企業這件事上,較量將更加激烈。

但整體上看,沙特與阿聯酋這兩個新興經濟體的競爭,不是一場此消彼長的“零和游戲”,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共贏生態。沙特的開放,不僅促進了中東地區營商環境的改善,更釋放了諸多機遇,帶動中東地區在數字經濟浪潮中狂飆突進、迅猛增長。

阿聯酋,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由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富查伊拉、烏姆蓋萬、阿治曼、哈伊馬角七個酋長國組成的一個聯邦國家。其中,首都阿布扎比的國土面積約占全國面積的87%,同時擁有阿聯酋超過90%的石油儲量;而迪拜是整個中東地區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中東政治學家Abdulkhaleq Abdulla說:“阿聯酋是一只長著兩只翅膀飛翔的鳥,兩翼分別是迪拜和阿布扎比 。”印證了這兩座城市,是帶動阿聯酋經濟騰飛的動力引擎。

盡管首都阿布扎比占據了阿聯酋大部分國土和石油資源,但最早開始煽動發展翅膀的是迪拜。

面積約4114平方公里的迪拜,僅占阿聯酋全國總面積的5.8%,相當于中國一個小型地級市,石油儲量更是僅有阿聯酋的5%,單憑石油貿易顯然不是迪拜經濟發展的長久之道。

正因為此,迪拜早在獨立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便在時任酋長拉希德的主導下逐漸轉型為國際貿易中心,從而避免了中東石油生產國通常會陷入的“資源詛咒”困境。

迪拜發展國際貿易,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位于波斯灣中央地區,地處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這一地理區位使其成為東西半球之間天然的貿易和商業中心。為此,迪拜先后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設立拉希德港、杰貝阿里港以及杰貝阿里自貿區。該自貿區2020年吸引切已超過7500家,其中包括近100家全球財富500強企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專門從事工業、貿易和物流的自由區之一。

此外,于1985年成立的阿聯酋航空公司,也助推了迪拜作為全球貿易樞紐的地位;再加上寬松的市場環境與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人才與資本不斷涌向這一原先以珍珠采集作為支柱產業的土地,迪拜逐漸發展成為貿易和金融等服務業的全球中心。

旅游業是迪拜另一支柱型產業。置身迪拜,很難不為各式標新立異的建筑而瞠目結舌:828米的哈利法塔高聳入云,是世界第一高樓與人工構造物;全球唯一的七星級酒店——帆船酒店,建在離沙灘岸邊280米遠的波斯灣內人工島上,僅由一條彎曲的道路連結陸地;耗資140億美元打造而成的迪拜棕櫚島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島上的度假酒店鱗次櫛比、目不暇接。

這些奢華宏偉的建筑讓迪拜成為旅游勝地。目前,迪拜是全球游客訪問量排名第四名的城市,高于新加坡、紐約、東京等國際化都市。迄今為止,旅游業在迪拜GDP中占比超過20%,而石油產業比重則不到1%。

旅游之外,數字經濟也成為迪拜的新看點。近年來,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浪潮風起云涌,迪拜憑借資本優勢吸引了眾多全球科技公司入駐,致力于將自身打造成為全球web3之都,目標在5年內創造4萬個與元宇宙相關的工作崗位,并帶來40億美元規模的年經濟增長。

“迪拜模式”的成功,驗證了中東國家發展多元經濟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擁有阿聯酋大部分石油財富的阿布扎比,過去一直以石油為經濟支柱,2022年,其非石油部門GDP首次達GDP總量的50%,并繼續加快非石油經濟的發展,“隨時準備告別最后一滴石油”。

根據阿布扎比統計局5月8日發布的數據,2022年,阿布扎比GDP相較2021年增長了9.3%,成為中東和北非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國際化程度高,經濟增長迅猛,這也是為什么過去人們一提到中東,腦海中便浮現出阿聯酋的原因之一。

相較于阿聯酋,沙特的“改革開放”要晚了將近半個世紀。

1938年,沙特阿拉伯被發現地下有著驚人儲量的石油——約為266.5億桶,占世界總儲量的16%。沙特從此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

石油徹底改變了沙特民眾的生活。得益于石油貿易帶來的財富,沙特此后長期處于“食利國家”模式——統治沙特的伊本·沙特家族,將販賣石油獲取的租利分配給民眾作為福利支出,國民和國家之間有一種不參與政治換取福利的隱性契約。

雖然人民富庶了,但沙特在政治體制上仍是一個極權主義君主專制國家。因此,阿拉伯同胞經常嘲笑沙特人富有、懶惰和傲慢,而商人們也更傾向于在迪拜工作,不愿生活在社會氛圍壓抑的利雅得。

然而,近年來變化正在發生。世界范圍內的石油供給過剩、美國的頁巖油革命,以及全球能源轉型的大趨勢,迫使石油富國沙特意識到石油經濟的潛在危機,并于2016年發布“2030愿景”,開啟經濟多元化轉型。

沙特經濟改革的重點,首先是擴大私營經濟規模,其中最突出的動作是石油巨頭沙特阿美(Saudi Aramco) 在2019年12月募集256億美元上市并成為全球最大IPO。而在此之前的2019年11月,沙特國王薩勒曼就曾表示,沙特阿美公司首次公開募股募集的資金將撥給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用于沙特國內外投資項目,拉動經濟發展。

此外,能源部門改革也是沙特實現“2030愿景”的重中之重。沙特希望通過阿美公司上市、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加強石化領域能源結構多樣化,最終使沙特經濟擺脫受國際油價周期性波動的影響。

除改革外,沙特也加大對外開放力度。2017年10月,薩勒曼王儲宣布,將花費5千億美元,在沙特、約旦和埃及接壤處建立一個“未來城”(NEOM)。沙特將劃出2.65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區域,著重在這座新城發展能源、水源、生物科技、食品、高端制造業與娛樂產業。NEOM將成為沙特首個跨國商業特區,在特區內執行獨立的法律法規,以吸引更多國外的人才與投資,將NEOM打造成鏈接亞、歐、非的世界中心。

沙特和阿聯酋的新經濟轉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引領了整個中東逃離石油“詛咒”,走向產業科技化。

同為阿拉伯世界、海灣地區的經濟強國,同樣是伊斯蘭文化下的君主制國家,面對幾乎相同的地緣政治關系,沙特與阿聯酋在很多時候會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

但隨著沙特加速轉型,力圖實現“活力社會”“繁榮經濟”和“雄心國家”的“2030愿景”目標,兩國在經濟層面的競爭愈發激烈。

競爭首先體現在對外資的爭奪上。為了實現經濟多元化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沙特政府在2021年2月宣布,如果跨國公司不將地區總部遷至沙特,它們很快將面臨失去沙特政府合同的風險。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最佳方式,莫過于開辟經濟特區。仿照迪拜在1985年建立的杰貝阿里自由區,沙特投資部在今年5月也正式啟動了國家經濟特區 (SEZ) 戰略,在首都利雅得、東部城市拉斯海爾、西南部城市吉贊、以及西部的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開發了四個新的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運營的企業將享受競爭性的公司稅率,免除進口、生產投入、機械設備和原材料的關稅,公司擁有100%的外資所有權,并享有吸引和聘用全球最優秀人才的靈活性政策。

如今,漫步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國王金融城,會看到高聳入云的寫字樓,各種膚色、種族的職場人士穿梭其中,這里是沙特最類似迪拜的地方。諸多出海沙特的中企,譬如阿里云、易達資本、商湯科技,都聚集于此,阿卜杜拉國王金融城日趨發展成為一個活力十足的商業生態系統。

“地區總部”計劃等措施的影響可謂立竿見影。2021年10月,已有包括聯合利華、西門子在內的44家國際企業把區域總部遷至利雅得。今年11月8日,據沙特投資部長Khalid Al-Falih透露,沙特已向180家國際企業發放牌照。

面對沙特的頻頻發力,阿聯酋也見招拆招,力保本國中東金融與商業中心的地位。2022年,阿聯酋吸引了23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比2021年增長10%,是本國有史以來單年最高數字,在全球吸引FDI排名中排名第16位,比2021年上升了6位;而沙特吸引了33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排名全球第10位。

由此看出,沙特與阿聯酋的競爭,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帶動、彼此促進。畢竟兩國在地緣關系上如此接近,一個對外開放、運營高效、社會寬松的沙特,也能夠引領整個海灣地區的貿易發展與商業交流。

其次,在旅游業領域,沙特也在快馬加鞭地追趕阿聯酋。

誠然,迪拜的豪華酒店與購物商場不勝枚舉,但坐擁麥加、麥地那兩座圣城的沙特,朝覲旅游發展已久。據統計,世界上超過24.1%的人口是穆斯林,人數約為18億。源源不斷的朝圣者帶動了沙特旅游業的繁榮。目前朝覲旅游對沙特GDP的貢獻率為4.45%,帶來的收益超過120億美元。

從2019年9月28日起,沙特正式對包括中國在內的49個國家的公民開放旅游簽證申請,并提出“到2030年吸引1億游客、旅游業占本國GDP10%”的宏大愿景。2020年6月,沙特成立旅游發展基金,幫助沙特和國際投資者在該國各個目的地獲得高潛力的旅游投資,并撥款40億美元來實現這一目標。

沙特開發非宗教旅游項目方面,同樣對標迪拜:首都利雅得正在建造大型娛樂城Qiddiya;PIF控股的開發商Red Sea Global在紅海沿岸修建占地28,000平方公里的豪華度假區;西北部的未來之城NEOM1,將打造生態旅游開放項目組合的景點——Leyja。根據彭博社的報道,一家以豪華露營起家的公司Habitas,將在此仿照電影《沙丘》中的建筑形象,建造三座豪華酒店。

此外,沙特幅員遼闊、國土廣袤,有諸多阿聯酋欠缺的自然景觀與歷史遺跡,比如阿爾烏拉沙漠地區和沙特統治家族的祖居地德拉耶古城。

對人才的爭奪同樣是沙特與阿聯酋的競爭焦點。

推動沙特阿拉伯國家戰略規劃的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在2021年2月宣布,要在2030年將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人口提升一倍。為了留住外國人才與投資者,2021年11月11日,沙特國王通過皇家法令宣布,“在宗教、醫學、科學、文化、體育和技術領域具有獨特能力的專家和杰出全球人才”,可以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這對通過石油資源實現全民高福利的沙特來說,無疑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改革。

阿聯酋同樣政策頻出,并且以更寬松自由的社會氛圍吸引外籍人士。2018年5月,阿聯酋內閣會議決定將向外籍投資人和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及優秀留學生發放10年長居簽證,在此之前,簽證時長上限為3年,這意味著在阿聯酋的外籍人士每3年就要續簽一次;2021年4月,阿聯酋內閣通過了《阿聯酋人才吸引和保留戰略(UAE Strategy for Tal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旨在讓阿聯酋成為外籍人士生活、工作和投資的首選目的地。

雖然競爭加劇,但逐漸從沉睡中覺醒的沙特,對阿聯酋乃至整個中東地區來說,合作多于競爭、機遇大過威脅。比如阿聯酋零售巨頭 Majid Al Futtaim、阿聯酋國家電信運營商 Etisalat、起家于阿聯酋的中東電商平臺Noon ,就利用沙特開放國門的機會,加快對沙特的投資步伐。正在崛起的新中東,也逐漸成為重構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一股力量。

2020年,在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便利度指數排名中,阿聯酋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居第16名,高居中東北非地區榜首;而沙特位居第62名,在中東北非不僅遜于阿聯酋,也遜色于巴林與摩洛哥。

阿聯酋的開放程度,在中東可謂首屈一指。迄今為止,阿聯酋有46個經濟自由貿易區,在自貿區內施行特殊稅收、海關和進口制度,并適用英國普通法作為其法規框架。迪拜依然是整個海灣地區對外貿易的門戶,這里坐落著數千家外企分支機構。

以阿布扎比為例,阿布扎比投資辦公室(ADIO)的工作人員告訴霞光社,外企落地阿布扎比,可以百分之百地持股所有權,資金可以自由轉移;投資辦公室會根據其細分行業對接不同的基礎設施與機構,比如工業類企業最適宜落地Kizad工業區,金融科技類公司最適宜落地阿布扎比國際金融中心(Abu Dhabi Global Market);針對健康醫療、智慧農業等創新性科技企業,ADIO會根據企業吸引高科技人才、對本地GDP的貢獻率、是否是一個區域中心等相關評估指標,來給予優惠補貼。

阿聯酋還是一個長期免稅的國家。雖然從2018年1月1日開始,阿聯酋開始對商品和服務征收增值稅,但稅率僅5%,是全球最低水平。2023年6月1日,阿聯酋開始對年利潤超過37.5萬阿聯酋迪拉姆(相當于約10.2萬美元)的企業征收9%的企業稅,但企業稅不適用于坐落于自貿區的企業,自貿區采用獨有的稅收優惠政策和監管環境。

全球首家“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園區——中阿產能合作示范園的負責人向霞光社介紹說:“示范園區內的水、電、人工成本非常低,沒有關稅,增值稅也是全球最低水平,緊鄰中東最先進的自動化港口——哈利法港,且能有效應對美國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限制,企業入駐還是有優勢的。”

相較于阿聯酋,沙特在營商環境與對外開放程度上依然相距甚遠。身處迪拜,會明顯感覺到這是一個足以和中國香港、新加坡等量齊觀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來到利雅得,英語普及率大為降低,道路上全身黑袍的女性比比皆是,世俗化程度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沙特從部落社會演化而來,非常重視親緣關系和人情往來,且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國家,仍處于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出海沙特的企業,需要面臨重重宗教壁壘與文化隔閡。

某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告訴霞光社,在處理很多和當地政府相關的行政瑣事時,沙特規定只有本國國民才可以被授權去一些場所處理這些事宜。甚至連辦理沙特電信網絡,因為上門服務的業務員只會阿語不懂英文,彼此溝通交流不暢,也變得困難重重。

沙特通行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源于《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語和行為,并由伊斯蘭法學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解釋。這種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內外的商業和投資行為。長期以來,想要入駐沙特市場的外企,通常會選擇在迪拜或者阿布扎比這樣施行英國普通法的地區建立區域中心,來遙控企業在沙特市場的發展。

也正是因為沙特市場政策不透明性,對中資中企來說,和本地公司成立合資企業是進入這一市場的最主要途徑。阿里云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22年6月,阿里云與沙特電信公司(STC)、易達資本、沙特人工智能公司、沙特信息技術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沙特云計算公司(Saudi Cloud Computing Company,SCCC),為沙特提供高性能的公共云服務。

此外,沙特《勞動法》對企業雇用沙特籍勞工的比例也做出明確要求,不同行業所規定的沙特勞工的比例被稱為“沙化率”,未遵守規定的公司會被嚴厲處罰,有可能被排除在政府合同和貸款之外,或被中止外籍雇員的簽證和工作許可。

“目前沙特上層的政策制定者非常開放,30歲以下的年輕人工作熱情也很努力,但中間的執行層還處于過渡和轉型的過程之中。”上述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說。她回憶某次去政務部門辦事的經歷:各個窗口都已經實現了數字化,但不同部門內部沒有聯通,所以需要多次重復地在不同窗口之間遞交材料和信息。

中企在數字基建領域無疑具備很大優勢,但沙特目前亞洲背景公司占比僅有10%左右。易達資本的管理合伙人黃爍子向霞光社分享道,沙特已有的營商環境受歐美公司影響較大,市場過往的的商業規則、商業習慣跟中國大相徑庭,本國習慣以高溢價采購全球最好的解決方案與產品,對于外資外企的落地,直到其真正開放后才開始形成新的制度,但這需要企業付出一定的時間成本。“對于想要進入沙特的中國公司而言,要意識到和在此耕耘幾十年的歐美企業相比,中企沒有先發優勢,因此需要要找到找到市場突破口。”黃爍子說。

總結來說,雖然從消費能力上來講,沙特是一個體量龐大的新興市場,對外開放又釋放了諸多機遇,但這個市場難度頗大、門檻較高,最終能夠扎根沉淀下來的企業,必須有非常成熟的商業化模式以及強大的本地化能力。

變化在加速發生。隨著沙特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其也在努力改良營商環境與法律政策。2019年,沙特放寬了外國戰略投資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9%的限制,來吸引更多的外資注入;2020年,沙特將投資總局改為投資部,負責為投資者提供服務和便利,以改善投資環境;2022年6月,沙特通過了新的《公司法》,來適應當下的市場環境;今年5月,沙特又啟動了國家經濟特區 (SEZ) 戰略。目前,沙特政府已允許大多數行業擁有100%的外資所有權。

雖然從營商環境成熟度上來說,沙特與阿聯酋仍有差距。但從市場潛力上來講,沙特無疑更具吸引力與想象力。

因此,有出海人把迪拜與沙特的關系,類比為東南亞的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與第一經濟體印尼的關系。

但對出海企業來說,將區域總部設在沙特or阿聯酋,不是一個是非題。傾向于布局哪個市場,根本上看兩國發展側重點和企業核心需求。

正如中非創投孵化平臺“非程創新”合伙人曉曉對霞光社所說:“長期以來,布局中東的跨國企業基本會把管理與公關團隊安排在阿聯酋,運營團隊安排在埃及,而終端用戶則以沙特阿拉伯為主。”

此外,兩個市場的產業特色也有差別。按照中阿產業園以及ADIO介紹,阿布扎比正在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數字創新基建、新能源、生物醫藥、智慧農業、石油裝備和精細化工等產業;迪拜致力于打造元宇宙之都,大力發展web3相關產業。

而沙特,無疑承載了中國出海人“尋找下一片新藍海”的希冀。從旅游基建、石油產業鏈,到數字化新基建、人工智能、消費品供應鏈,再到能源轉型所需的新能源汽車、光伏、儲能等行業,中國與沙特合作空間巨大、亟待開掘。

另外,兩國對本地化的要求也是影響企業選擇在哪里深度落地的關鍵因素。“要想在中東拿到官方頒發的支付牌照,必須開出本地辦公室、開設本地數據中心、組建本地團隊、雇傭本地雇員。中東各國對于數據安全等各方面的監管相當嚴格,沙特甚至不允許數據出境。所以遠程遙控根本不存在任何拿牌的可能性,監管人員是要定期在本地辦公室看到人員在辦公的。”上述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告訴霞光社。

雖然沙特市場潛力巨大,但也絕非黃金遍地的土豪之國。根據彭博社10月31日的報道,沙特統計總局的初步數據顯示,在削減石油產量以推高價格后,沙特經濟在第三季度遭受了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最嚴重的下滑:石油經濟下降17%,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同期萎縮了4.5%,非石油經濟的增長也放緩了。

盡管“2030愿景”致力于促進沙特經濟的多元化轉型,但據彭博經濟研究公司稱,去年石油及產業相關產品仍占沙特出口總量的90%左右。與此同時,路透社在11月1日報道,阿聯酋的 GDP 在 2023 年上半年增長了 3.7%,而大部分GDP增長是由非石油部門帶來的。

長期以來,沙特依靠主權基金(PIF)作為其改革開放的動力引擎,而PIF則以石油經濟作為依托后盾,但如今石油經濟下滑,沙特的投資支出與改開建設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而無論是對阿聯酋還是沙特而言,都要承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帶來的威脅。10月7日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正在影響與改變著外國投資者對中東地區的投資意愿。

即便局部沖突,海灣國家重塑新中東的愿景依然強烈。“我認為新歐洲是中東,下一次全球復興將在中東。”沙特王儲兼實際統治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曾說出這樣的豪言壯志。沙特與阿聯酋兩個大國彼此間的競爭與合作,正在讓穩定與和平、開放與發展成為中東地區的未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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