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根據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網站近期的報道，健康數據管理公司Harmony Healthcare IT一項新調查顯示，在美國，18-26歲的年輕人中有61%被診斷患有不同程度的焦慮癥。

焦慮不只存在于美國年輕人中間。復旦發展研究院發布的《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2022）》表明，對于中國青年網民來說，學習/工作焦慮在所有焦慮類型中最為突出，此外，青年網民還表現出了“邊焦慮邊奮斗”的生活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曾撰文指出，年輕人焦慮感增強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的下降，更深層原因則在于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下降。在普遍的焦慮背后，到底有什么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癥結？

“破壞性完美主義”誕生，青少年面臨高壓

心理健康問題正在侵襲青少年群體，成為一種群體性的現象。《高壓年代》一書的兩位作者（一位是心理學博士一位是醫學博士）通過數據告訴我們，近十年來，美國的焦慮癥和抑郁癥發病率飆升。大學生尋求咨詢的比例上升速度高達平均招生人數上漲速度的五倍。精神緊張、焦慮、抑郁的比例之高，已經堪稱流行性疾病，尤其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一想到成年，眼前就是競爭日趨激烈、機會越來越少的圖景。

全球范圍內，向上進行社會流動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哪怕是一直標榜自己有著舉世無雙的向上流動機會的美國，流動性也已經持續多年下降。社會流動性降低的原因之一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減少，中產群體的收入安全正在消失。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們也心懷憂慮，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只有一條直線，“你必須做得好。你不能犯錯，否則機會就會被毀掉。”于是，“破壞性完美主義”誕生了——人們無法容忍孩子不能夠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出色。可是問題在于，人都有犯錯誤或失敗的時候，通常沒有誰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出色。但哪怕樣樣都做得不錯，學歷貶值也成為了現實，大學學費花費高昂，有時價值甚至只相當于過去的高中文憑。

持續的焦慮，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征

為何向上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在降低？為什么人們感到不確定性正在增加？《朝不保夕的人》作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看到，讓市場原則滲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使得風險和不安全性轉嫁給了勞動者及其家庭。

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主張之一是各國需要建立“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機制”。彈性包括很多面——工資彈性意味著加快調整薪資（特別是降薪）來應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雇傭彈性意味著企業可以輕易調整（尤其是減少）雇傭人數，無須付出代價，雇傭安全和雇傭保障因此被弱化；崗位彈性意味著企業可以在內部以最小的反對力量和成本調動員工崗位、改變工作結構；技能彈性意味著能輕松調整勞動者的技能。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說法，每一次經濟衰退都是因為市場缺乏彈性，勞動力市場缺乏“結構性變革”，而所謂的“彈性”本質上就是系統性地降低員工的生活安全感。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更多人進入“不穩定的生存境況”中，意味著他們在未來幾年、幾個月或幾周里都無法保證自己和現在從事同樣的工作。

如今，企業商品化越來越顯著，這意味著企業主做的承諾不如過去有價值。企業主明天就可能和經營團隊一起離職，之后，關于勞動內容、工資給付、員工遇到困難時企業該如何對待他們等問題的協商也會一并失效。企業商品化使得哪怕是白領階級也會在一夕之間失去工作和其他保障。企業為降低風險、控制成本，會想要更有彈性的勞動力。在全球化體系中，臨時勞動力帶來的競爭優勢越來越大，各種企業紛紛效仿——例如，麥當勞的模式就包括制作流程的去技能化、解雇老員工、打擊工會、降低公司和削減企業福利，其他公司隨之群起效仿。越來越多的企業增加雇傭臨時勞動力，這也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環。

其結果就是創造出了一個全球性的朝不保夕群體。按照蓋伊·斯坦丁的預估，目前在很多國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處于朝不保夕的狀態。朝不保夕者面臨著不安全雇傭、短期崗位盛行、勞動保障匱乏的問題，同時也喪失了過去工業無產階級和白領領薪階級眼中應得的權利——職業生涯的概念、穩定的職業身份、國家福利和企業福利。持續的焦慮就是朝不保夕者的特征。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從2011年以來，焦慮的發生率和強度都在增加。本質上，焦慮的增加并不只是個人的心理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分配的問題，是結構性不平等的表征。有英國研究者認為，焦慮癥發生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機之后經濟衰退和國家實施的緊縮政策，另一項研究認為福利改革和精神疾病的增加密切相關。

碎片化工作摧毀長期紐帶與目標

是否只有“臨時工”或同時打著幾份工的人，才有朝不保夕的焦慮呢？其實，標準雇傭關系這種綁定的關系正搖搖欲墜，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并正在不斷擴大。許多崗位在浪潮中開始重組，加重了朝不保夕群體的擴大，其中的一個例子是經理人職業的商品化，越來越多企業通過勞務中介機構或者招人擔任臨時經理來完成一些短期任務，許多臨時經理人從頗有地位的專業技術人員淪為了“用后即棄”的人。

麻省理工學院城市研究客座教授、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發現，哪怕是對硅谷計算機行業的精英來說，“短期聘任”（NO LONG TERM）的工作制度也會讓人時時感覺到危機，陷入另一種焦慮：因頻繁換工作而不得不多次搬家，自己及家人都不再擁有和外界的長期紐帶，甚至沒有機會去建立這樣的紐帶；他們難以在工作中穩定自己的職業形象與身份價值，更難以應對外界的人際需求與自我的目標追求。

彈性制度會引發焦慮，因為人們并不知道哪些風險可以得到回報，也不清楚究竟該踏上哪一條路。每個人都可以被替換，隨時拎包走人，脫離團隊，加入另一個團隊，這樣的碎片化工作經歷，也使得人們失去了對工作的依戀、失去對某個進展緩慢但有意義的工作內容投入的信心。“整個制度在缺乏互相信任的組織中散發著冷漠。其中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被需要。這樣的冷漠正是在一次次企業再造中實現的，因為員工被利用之后便被棄之如敝屣。”

彈性資本主義也會給人們的品格帶來問題——在這樣一個心浮氣躁、只看眼前的社會里，我們該如何判斷哪些是自我內在的持續價值？在專注實現短期目標的經濟體系里，怎么才能追求長期目標？在不斷分裂重組的機構組織里，怎么維持人們之間的忠誠和承諾？

持續精疲力盡，成就求而不得

面對以上問題，個體何以應對？“雞娃”有沒有用？“卷”有沒有用？嬰兒潮世代的尾巴和最早一批X世代的青年生活在平穩向好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然而他們的子女“千禧一代”（1981—1996年間出生的人）參加工作時卻普遍感覺倦怠。

文化研究學者、作家安妮·海倫·彼得森看到，與父母一代相比，千禧一代擁有的是少得多的存款、糟得多的社會平等、差得多的穩定性，以及極重的助學貸款。她將千禧一代遭遇的倦怠描述為一種持續精疲力盡的狀態——這種狀態可能是高中老師批改考試試卷的狀態，或者是快餐店工人下班后開網約車兼職的狀態。這種倦怠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于“2019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其視為一種職業現象，是長期工作場所壓力未得到成功管理造成的”。

和擁有自由放養式童年的嬰兒潮世代及X世代不同，千禧一代從小進入精細育兒的流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雞娃”。他們背負著父母的期望，為了完成一項又一項的目標，從小到大付出了巨大的辛勞。抱著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找到好工作這類想法的他們，卻先后經歷了互聯網泡沫和金融危機。由于20世紀后幾十年的經濟大衰退、技術驅動的零工經濟崛起、對工人保護措施的不斷減少，許多2008年后進入就業市場的工人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工作場所不止一個。于是，千禧一代從壓力大、日程安排過多的孩子，變成了精疲力盡、過度勞累的成年人。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作者發現，對于千禧一代人來說，效率就是生命，他們已經內化了應該不停工作的想法，從小的自我優化使得工作和娛樂的邊界早就模糊。

然而，工作完成得越多越高效，工作條件反而變得越苛刻、收入更低、福利更差、崗位更不穩固。高效沒有換來更高的工資，堅韌沒有提高價值，對工作的投入反而加重了剝削。與這種精疲力竭相伴而生的還有對成就感的強烈渴望。人的內心總是充斥著難以抑制的欲求和焦慮，讓這種渴望變成了痛苦的求而不得。然而，冷漠的現代資本主義對人們的努力無動于衷——以前，年輕人掌握了一項技能，幾十年后就會帶來回報，但是如今人們發現，花費了很多年取得的資格證書，已經過時又不夠用，參加的培訓越多，掌握的技能反而越可能趕不上業界的進展。面對技能被淘汰，人們要么瘋狂學習技能“卷”，要么認為反正無論如何都無法帶來確定回報就干脆不作為。接著，復雜的分工和高科技使專有技術不再屬于任何職業，而只存在于支配人的程序之中。每個員工被設計成可被替代的，在一次次企業再造中被舍棄，講究個人品格、相信工作的意義、不斷提高技藝并成為不可替代的行家已經是上一代的傳說，這削弱了人的價值感。

然而在美國，“過度工作”（overwork）的工作倫理已經變得標準化。作者在人類學家何柔宛對咨詢公司的田野調查中找到了直指驅動倦怠文化之引擎的話：“沒有什么比能不斷干成事更好的了。”任何妨礙“干成事”的行為，都被理解為缺乏奉獻精神或工作倫理，甚至被強烈暗示為缺乏智慧。但是，這種心態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精英主義，同時，卻也絲毫沒有質疑精簡規模、裁員和外包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