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霞光社 郭照川

編輯|劉景豐

“哪怕在‘雙減’后，孩子教育上的投入依然非常大。”在海淀為三歲半的孩子報名學習編程的寶珠說。

“我們這一代，其實遠比上一代舍得給孩子花錢。”她的孩子由于年紀太小，并不把編程當做培訓，而認為這是一場“搭積木”一般的游戲，因為每堂課后還能領取小獎勵而十分開心。

而在直飛時間8小時外的印尼首都雅加達，當地的孩子們也在上著類似的編程課。

“雅加達是印尼少有的特大城市，當地家長，尤其是久居印尼的華人中產，都非常注重孩子的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提升，美術、音樂、編程之類的課程非常有市場。”在印尼進行出海教育調研的業內人士告訴霞光社。

事實上，由于印度尼西亞當地并沒有如國內一般“改變命運的考試”—— 高考，當地孩子們的教育系統，正在面臨著一場“向頭部集中”的分化：

一方面，低收入的打工民眾在為孩子的學業或素質上的教育培訓上，依然沒有太多投入；而本身自己就已經受過很好教育的生意人或華人家庭，卻在全方位地加大孩子的教育投入，從國際學校讀書，到校外各類培訓，都“十分舍得花錢”。

許多從前國內進行教育培訓的創業者，也在這一波浪潮中相繼轉戰東南亞國家。由于新加坡規模有限，以及教育資源已然頗為豐富，再加上用工成本頗高，印尼成為許多創業者轉戰東南亞出海的首選戰場。

印尼2023年的總人口已經接近2.8億，而其中15歲及以下的人口占比在24.56%以上，新生兒數量也在逐年上升，迎來了他們自己的“人口紅利”時代。十分優越的人口結構之下，看上了“年輕化”的印尼市場的，不止有年輕用戶居多的互聯網和電商直播，還有曾經一度在國內如火如荼的青少年教育。

印尼作為東南亞人口最多的國家，當地的教育市場呈現一種怎樣的趨勢？其中東南亞的華人家長、選擇出海的前K12教育創業者，以及當地進行包括漢語在內的語言培訓者們，正在承接一場怎樣的全球化時代風暴？

“越來越多的雅加達家長，愿意拿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0%甚至30%，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去。”K12教育科技公司WonderMind創始人韓逸倫告訴霞光社。

在出海印尼之前，韓逸倫是國內互聯網教育行業13年的“老兵”。他曾是國內高途教育集團K9業務CEO，負責團隊最大規模5000人以上，營收規模超20億人民幣。

決定在印尼重新操盤教育之前，他先后多次考察市場，并做了兩次深度實地考察：

“在落地雅加達之前，我和三位聯合創始人在“多鄰國”（一款外語學習平臺）自學了三個月印尼語，大概背了有1200多個單詞。”韓逸倫說，事實上，在落地之后他們又報名了印尼語的培訓班強化學習，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能順利融入印尼當地，與本土的客戶和員工順暢交流。

落地后的3個多月里，他們調研走訪了100多個印尼培訓機構的學習中心，和大量學生家長還有從業者進行交流。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就是“把我們過往的經驗本地化，做出激動人心的教育產品。”

印尼雅加達地區是他們的重點調研區域。在調研后韓逸倫發現，這里“約50%學生，或多或少參與了課外培訓”。而雅加達之外的印尼其他地區，“也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參加了至少一門培訓”。

此外，印尼的中小學生人群，也就是中國家長常說的“k12人群”數量已經超過5000萬，而且還在持續增長中。

這讓他們更加堅定了對于在印尼創辦教育品牌的信心，WonderMind應運而生。今年9月，WonderMind獲得了ATM Capital領投的種子輪融資。

在ATM Capital創始合伙人梁民俊看來，在印尼，不管是華裔還是本地人，都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付費意愿強，印尼K12教育市場規模不可忽視，增長潛力大。除了K12教育培訓，另一類在印尼大有市場的培訓類別，是語言類教育培訓機構。

尤其是近兩年以來，中國企業出海東南亞大潮影響下，學漢語的人多了許多，中文教育需求量也在增加。求職中，類似背景的候選人，懂中文的比不懂中文的薪資可以多出幾千人民幣。有許多華人出海公司的印尼管理者，業余時間也在尋求機會學習漢語，以方便工作交流和升職。

“除了教培外，私立學校的機會也很大，尤其是中文教育。現在印尼的培訓學校主要是為了學生在本地繼續深造或者去歐美留學，未來和中國接軌相關的教培機構會有很大機會。”梁民俊說，“另外，現在印尼大力發展制造業和各類新興產業，需要大量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但目前職業培訓跟不上需求，因此市場空間也很大。”

衍哥是印尼艾孚語言中心的老板，他的語言中心包括印尼語和漢語的培訓。在他看來，最近幾年這類針對成年人“目的性很強”的語言類培訓業務，在雅加達等較為發達的印尼大中型城市很有市場。

“我們在雅加達有兩個校區，一個設在商場，另一個設在生活區的4層商業樓。”衍哥說。“雖然單店的規模不算大，但都能保證每天都有人來上課的狀態。”此類培訓班的興起，關鍵在于對大眾直觀需求的“覺察”。

在“千島之國”印尼，最為常見的培訓機構模式還是這樣較為分散的個人創業。真正機構化、品牌化的K12培訓企業還不多，這也為許多教育出海創業提供了機遇。

一直以來，印尼作為東南亞國家，教育生態上和中日韓等許多“內卷”的東亞國家的模式不盡相同，比起東亞其他國家來說都輕松得多。

大多數印尼當地人并不看重學歷，部分學生培訓“卷”起來，也只是近一兩年的趨勢。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經濟正在面臨一場超高速發展。在過去的十年中，印尼GDP年增長率基本維持在5%以上。根據高盛的預測，2050年印尼將會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

在不少出海商家的眼中，此刻的印尼就如同“二十年前的中國”，快速接受新興事物的同時，也“遍地是黃金”。相伴而來的就是東南亞國家本土對高素質人才需求的擴大，這也導致“大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呈現上升趨勢。”

關注印尼教育賽道投資的ATM Capital創始合伙人梁民俊告訴霞光社：“在印尼和東南亞，教培行業更加市場化，規模巨大且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是不可忽視的賽道。類似WonderMind這樣的新興教育出海品牌，在創新商業模式、新技術運用和更高水平的本地化課程內容設計下，會發展成為重大影響力的玩家，未來5-10年行業有機會誕生獨角獸培訓機構。”

目前在印尼，中小學培訓中的教育場景涵蓋線下一對一、小組課、小班課和在線的小班課、大班課等，相對都比較齊全。然而，目前印尼K12教育賽道市場的本土機構卻都比較薄弱，并未形成規模化效應。

雖然存在一些知名的外來品牌例如來自美國的英孚教育（EF）、來自日本的Kumon教育等，但這些國家化的教育品牌雖然也有著數學和多種語言類課程，但大多是“舶來”的教學系統，在印尼本地化的適用度有限。

“這些國際教育品牌往往會在雅加達最頂尖的商場里，開一個特別漂亮的門店。”衍哥說。“但只有極少數學生能消費得起。”

除此之外，印尼教育培訓也在地域上呈現分散化的趨勢：大部分的資源跟人脈都聚集在首都雅加達，而在雅加達之外的教育培訓市場則明顯遜于大城市。

由于K12教育類別中本身涉及領域廣，如語言學科、素質相關學科越來越細分，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印尼未來教育培訓市場的“待爆”機遇也各不相同。

除此之外，在印尼做教育培訓，與國內K12教育最大的差別，可能在于中產家庭數量和中產家長們的“焦慮指數”遠遠不足。

原本東亞教育體系中純粹面向“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的培訓方向，其實對于印尼教育市場來說并不完全適用。

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中小學教育，面臨著嚴重的“分化”：

公立學校和國際學校中的學生，雖然都有著國內孩子們所無法想象的“自由”，但對于這兩類家境不同的孩子們來說，“自由”的重量卻各不相同。

“印尼的義務教育就是政府福利性質的，規模不大，師資也一般。”一位印尼華裔小學生的家長告訴霞光社，在他上班的路上，就能看到一所印尼社區的公立學校：兩棟小樓，甚至連操場都沒有，像一個承納附近居民孩子們的“托兒所”。

對于印尼每個鄉村、小鎮，甚至是社區普遍存在的公立學校來說，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兜底”——

“在這里學到的東西，不會讓你對未來有太多超出本分的期待”。換個角度想，這也讓印尼底層孩子脫離“內卷”，內心十分平靜。

而對于身處東南亞國際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雖然也同樣十分“自由”，但擁有著遠遠超過這些底層印尼孩子的教育資源——最優質的教師隊伍、國際化的教學體系，以及完善的教學設施。

在國際學校，學生們很少有讓人徹夜難眠的家庭作業，課程和科目設施都非常注重綜合素質教育。

此外，許多國際學校的學生也會參加課外培訓，只不過這些培訓內容偏重于藝術和語言。尤其是許多大品牌的校外英語培訓，直接影響著這些國際學校學生的未來歐美留學之路，于是也被家長投入了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

“大多數華人，不會讓孩子讀社區公立學校，還是想讓孩子上大學。”極度分化的教育系統之下，印尼教育投入普遍向上聚集。

而在當地人的信念中，還沒有形成“通過教育改變命運“這種強烈的認知，他們認為孩子“未必要讀大學”——他們在公立系統上完高中學業，直接找一份養家糊口的藍領工作，已經達到許多當地居民的預期。

對于未來，那些只完成高中學業的年輕人，基本都是走進印尼的工廠或坐進印尼某本地企業的辦公室；對另一部分就讀于國際學校且讀過大學，或是歐美留學歸來的年輕人來說，要么接手家族生意，要么則進入東南亞的“外企”，在雅加達繁華寫字樓的玻璃幕墻內繼續光鮮亮麗的人生。

而對于他們來說，這些還不錯的“外企”中還有許多是中國企業，于是雅加達等印尼大城市的中文培訓班也越開越多。

“印尼優質教育資源整體相對缺乏且不均衡，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較低。”韓逸倫說，“在‘非應試教育’的體系下，印尼家庭教育觀念在改變，尤其在當下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普及的時代，這里還是有很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