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洋盤，在四川方言中有“洋氣、拉風”的意思，在上海方言中則指“外地人不太了解本地習俗”。我們也許或多或少都有過成為“洋盤”的經歷，而對沈愷偉（Christopher St. Cavish）來說，包括他本人經歷在內的家族史就是一個大寫的洋盤故事。

沈愷偉相信他的父輩祖先來自東歐，不過確切的家族史始于他們離開家鄉，以新移民的身份登陸埃利斯島（Ellis Island）的那一刻——全球各地的移民看著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來到這塊位于哈德遜河口的土地，獲得進入新大陸的通行證，先輩不會說英語，移民官努力辨認對方笨拙的發音，在移民文件的姓氏一欄寫下了“Saint Cavish”。自此這成為了沈愷偉家族的姓氏，至今為止全美只有他的家族使用這個姓氏。

1867年，24歲的美國內戰退伍士兵海勒姆·哈里森·洛瑞（Hiram Harrison Lowry）從基督教會學校畢業，當年夏天，他與妻子離開紐約，作為傳教士被派往中國福州。兩年后，他們離開福州前往北京，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再也沒有離開中國。洛瑞是沈愷偉的外高祖父，他的中文名字是劉海瀾，是衛理公會華北教區的負責人，在北京籌措營建了學校、教堂和醫院，還擔任過匯文書院（該書院先是被納入燕京大學，再被納入北京大學）的院長。1924年去世時，他留下的遺業包括華北地區第一座衛理公會教堂亞斯立堂（即如今的崇文門堂）和相鄰的醫院（即同仁醫院）。沈愷偉的曾外祖父喬治·H·洛里（George H. Lowry）出生在福州，在美國讀完醫學院后回到北京，成為了同仁醫院的一名眼科醫生。喬治的兒子，也就是沈愷偉的外祖父，在北京出生長大，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曾在二戰期間派上大用場——他為美國海軍做過英漢翻譯。但外祖父生前沉默寡言，對自己的這段過去閉口不談，并于1968年死于自殺。12年后，沈愷偉才出生。

同樣在24歲的年紀，沈愷偉來到中國，彼時的他只是一個在中國香港地區找工作碰壁，陰差陽錯來到上海的年輕廚師，也對自己家族與中國始于100多年前的特殊緣分一無所知。這個秘密直到2006年才揭曉——彼時他的父母來到中國探望他，母親提議去北京探訪“她父親的教堂”，并在游歷北京時突然開始用磕磕巴巴的普通話數數。這位邁阿密青年18年前決定來到中國，并生活至今。他說，得知祖輩的中國往事讓自己不禁開始思考命運。

從五星酒店的初級廚師，到為上海英文雜志撰寫美食專欄和餐廳評測的美食作家，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這些年，沈愷偉以年為單位小心翼翼地規劃自己的生活——大部分沒有和中國公民結婚的外國人，必須每年申請一次居留許可——并以“局外人”的懵懂與好奇觀察周圍的人與事，試圖理解中國人和中國社會。

對于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來說，他們完全可以只在自己的“泡泡圈”里自給自足，與中國社會保持禮貌距離，但沈愷偉不愿如此。他逐漸發現，食物是他與中國之間的橋梁。更確切而言，食物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內心深處，我是一個好奇心強，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他在《洋盤》中寫道，“我喜不喜歡吃海參根本無關緊要。但中國人重視海參的事實很重要，因為那能讓我明白它的價值。我也不在乎海參的味道如何，我想知道人們怎么會想去吃海參，這能讓我明白他們有怎樣的世界觀。”

大概是這份旺盛的好奇心，讓沈愷偉擁有了許多即使是中國人恐怕也難以想象的有趣經歷：他曾與朋友騎車探索上海老城廂，這些歷史悠久的小巷很快就消失在上海新一輪舊城改造中；他曾騎著挎斗摩托橫穿中國，差點因為剎車失靈在甘肅的山間喪命；他曾在西雙版納原始森林公園品嘗孔雀肉（“吃起來嘛，孔雀很像火雞”），前往新疆追溯駱駝奶的起源，還興致勃勃地參加了太太樂雞精工廠一日游（“除了我以外大多數人應該都會覺得參觀太太樂工廠太無聊了，但我覺得太有意思了！”），邂逅太太樂的創始人榮耀中并與之交談甚歡；因為他的報道，“牛油果阿姨”和“啤酒阿姨”的名號在上海外國人和年輕人群體中家喻戶曉。

如果說這些經歷對他有什么啟發，應該就是讓他深刻意識到“中國人很古怪”的說法不過是一種陳詞濫調：吃孔雀肉并不古怪，世界上一些其他地方擁有悠久的食用孔雀的歷史，這在云南其實是一件新鮮事物；喝駱駝奶也不古怪，這個習俗源自中亞大草原，人們尊老愛幼，把寶貴的駱駝奶獻給老人與孩子，而今技術進步讓上海的居民也能購買到這種號稱健康天然的飲品；跳廣場舞也不古怪，沈愷偉相信，如果他的母親有機會生活在上海，她也會愛上這種運動。

在《洋盤》中，沈愷偉還以一種非常坦率的態度記錄了外籍人士在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不在那個“泡泡圈”中的中國讀者而言，這可能是第一次通過當事者的視角，深入了解身為外籍人士在中國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泡泡圈中以居住時長、工作和中文流利程度為依據構筑的鄙視鏈，因一年一次審核的簽證制度形成的短視心態和明天綜合征，所有人對死亡避而不談……

他講述了身為一位外籍“滬漂”18年的人生起伏，喜怒哀樂：他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離婚后把家里的東西全都扔進垃圾箱，一轉身就看到它們被一個阿姨撿走；他一度患有重度抑郁癥，與之斗爭良久。但一些峰回路轉和不起眼的快樂讓他留在了這座城市，比如用將近18個月探訪52家店后發布了《上海小籠包指南》。這一有些玩笑性質的作品在互聯網上爆紅，在他看來，那標志著自己在上海待了十年之后終于被這座城市接納：“當我得知上海餐飲協會的負責人對某家報紙說，如果我有后續的調查研究，他們會支持我時，我走向衛生間，在走廊里哭了起來。”

我們在永福路上的一家茶館見面，是沈愷偉挑的會面地點，身為“梧桐區”的老居民，他對這一通常熙熙攘攘的網紅街區哪里有適合談天的安靜場所了若指掌。他一邊啜飲正山小種，一邊說起疫情開始后他的餐飲咨詢公司生意越來越不景氣，以及他那不僅不賺錢還需要貼錢的微信公眾號。在這個不定時更新的公眾號上，沈愷偉只寫那些他感興趣的小眾話題，比如今年清明去南京祭拜“中國初代美食KOL”袁枚的經歷，青海牛肉拉面行業的明星人物，以及散落在互聯網上的近3000張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人聚餐的老照片。他笑著說自己知道微信公眾號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為他自己、攝影師和助手支付采風費用也不便宜，但他樂意為訂閱讀者撰寫一些有意思的、能引發思考的長文章。我問他會繼續留在上海嗎，他回答不了，但他的公眾號最新一篇推文的標題透露了他的惆悵，“要是能知道自己能待多久，那該多好。”

01 缺少家庭與工人階級，讓上海的外籍社群非常扭曲

“外來者會建起自己的世界。有時是有實體邊界的，一目了然。不留意的人通常是看不到那個世界的，但對那個世界里面的人來說，它卻極其真切。”——《洋盤》

界面文化：《洋盤》特別的一點在于，此前我們很少閱讀到關于外籍人士（expats）如何在中國生活的作品。你在書中對“在華外籍人士的泡泡圈”的描述非常有意思。

沈愷偉：它是真實存在的。由于缺少兩樣東西，外籍人士社群非常扭曲。

首先，我們的父母不在這里，于是一些人行事不負責任。遠離父母和家庭的時候，你的行為是不一樣的，你不再有父母給予你的根基和限制。而如果你的父母也住在這座城市，如果你的媽媽也跳廣場舞，你會用一種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廣場舞，而不是覺得“天哪中國人做事好古怪”。我認為這是不少外國人在中國表現很差的原因之一，他們覺得無需負責，“這不是我的國家，我的家人不在這里，我在這里做的一切都是不作數的，就像一段延長的假期，這不是真實的生活。”這是外國人會有的一種心態。

另外，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是享有特權的那批人——我們能夠出國、獲得簽證、賺足夠多的錢讓我們待在中國，那些更低階層的人從一開始就無法出國。大多數美國人是工人階級，而中國人只看到專業人士階層，看不到工人階級、帶著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掙扎求生的家庭。這不僅是中國的情況，任何國家的外籍人士都是專業人士，這是他們被稱為“外籍人士”的原因；如果被稱為“移民”（immigrants），他們就是工人階級。

由于沒有家庭也沒有工人階級，泡泡圈以一種很古怪的方式被塑造起來。我們見不到外國人在這里老去、死亡，仿佛死亡并不存在。我們不會討論死亡，因為死亡不是一件我們需要在中國面對的問題。

界面文化：但外國人確實面對身故的風險。

沈愷偉：65歲后外國人就無法再獲得簽證，超過那個年紀的外國人基本不會生活在中國。于是我們看不到其他人老去、生病，被衰老帶來的種種問題困擾。我們同樣也很少見到青少年，因為他們大多待在華漕或金橋的國際學校里。所以，扭曲的泡泡圈會對外國人產生持久的不良影響，我們獲得了超出我們應得的尊重，讓我們覺得自己無往不勝，比其他人都要優越。

界面文化：你能談談在上海這些年以來觀察到的外籍人士群體的變化嗎？

沈愷偉：2005年我來到上海的時候，中國正沉浸在2001年加入WTO的興奮當中。人們蜂擁而至，尤其是上海，我已經是這場派對的晚到者了。當時拿簽證很容易，很多年輕人前往中國冒險，來中國碰碰運氣。當時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們的祖國更自由——這種自由感或許是一種錯誤的幻想，但當時的中國的確給人一種“狂野大西部”的感受，很多年輕人被這一點吸引來此。

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嚴格，那場派對就逐漸步入尾聲。這里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由和有趣，生活在這里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那些沒有充足理由在這里的外國人不得不離開。外籍人士群體能在全球自由流動，哪里有便捷的簽證政策、不錯的生活質量和相對低廉的生活成本，他們就去哪里。上海的生活成本已經變得更高了，我們對此都心知肚明。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想在上海定居都不容易。

如今一個外國人需要有強有力的理由待在中國。簽證方面，你需要向中國政府證明你有理由在中國居住；與此同時你也需要說服自己，因為世界上確實有其他生活更便利的地方。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好事，因為如今你在上海見到的外國人都是有理由在這里的，都是有嚴肅的事業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其實有更多的外國年輕人、創意人士或隨性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在這里是件好事，這對國際關系有好處。我認為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越好，因為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座溝通的小小橋梁，都是一個代表我們自己國家的外交官。

界面文化：你留在這里的理由是什么呢？

沈愷偉：對我來說，留在這里的理由在最近變得越來越清晰：將中國的美食、餐飲傳統、養生實踐和烹飪技巧“翻譯”給美國或世界的其他地方。翻譯不僅僅只是字面意義上的直接轉換，如果你僅僅只是把信息翻譯成英文，別人未必能看懂，你必須讓別人對你的信息有代入感。我想這可能是我具備的技能。

02 得知祖輩的中國往事后開始思考命運

“洛瑞在中國一待就是50多年，為當時貧窮的中國人建了學校、教堂和醫院，還擔任了匯文書院（經由復雜的演變，這所書院被納入燕京大學，再被納入當今名校北京大學）的院長。他創造了他的‘泡泡圈’。他是我的外高祖父。”——《洋盤》

界面文化：當你發現你的家族與中國有深厚的淵源時，你的第一反應是？

沈愷偉：第一，難以置信；第二，很尷尬，我居然對此一無所知；第三，開始思考命運。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發現你的家族史的？這個過程中發生的趣事能與我們分享么？

沈愷偉：2006年，我到上海不到一年，家人來中國探望我。我問父母他們想去哪里玩，我媽媽說，我們去拜訪一下我爸爸的教堂吧。我大吃一驚，“為什么你的父親在中國有一座教堂啊？”我對外祖父一無所知，他在我出生很久之前就去世了。于是我媽媽開始對我講述她父親的故事：我的外祖父在北京出生長大，是一個嚴格的傳教士家庭的孩子。據我所知，她的父母是虔誠的基督徒，不是那種善于袒露心扉、快樂外向的人，他們在家庭之中談論的是上帝、責任和工作。在外祖父還是一個青少年的時候，他搬回了美國。我猜他只是想融入環境，所以不想讓其他人知道他在中國生活的經歷。他是那種非常保守傳統的父親，相信養育孩子是女人的天職，孩子必須服從父親，而父親不應該與孩子交談、成為他們的朋友。于是，他幾乎沒有對自己的孩子講起過任何他在中國的經歷。在我媽媽21歲或22歲的時候，他自殺了。在我媽媽成為母親之后，她沒法告訴我什么關于外祖父的故事，因為她所知也甚少，與父親并不親近。

界面文化：你的外祖父沒有談論過他在中國的歷史或許是因為美國曾經歷過冷戰時期。

沈愷偉：我確信這也是原因之一。他在1940年代回到美國，1950年代美國經歷了麥卡錫主義，任何與共產主義的關聯都有可能毀掉一個人的一生，所以他沒有理由會談論中國。外祖父在60年代去世，他活的時間不夠久，他沒有等到過好的時機來談論他的過去。

界面文化：那次教堂探訪之旅怎么樣了？

沈愷偉：那是一段喚起強烈情感的經歷，我在書里記錄下了一個場景：我媽媽突然開始用磕磕巴巴的中文數數，簡直像電影里的場景，告訴別人他們可能會以為我在說謊，這太戲劇化了，但它確實發生了。我問過我媽媽拜訪亞斯立堂的感受如何，她有點回避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清楚地回答過。她為父親的成長經歷感到有點悲傷，因為她認為他的童年并不快樂。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外高祖父，在中國德高望重，他是衛理公會的領袖。外祖父在小時候大概需要天天去教堂，保持安靜，沒有人在乎他想要什么，他沒有什么機會玩耍，而是需要承擔很多壓力。至少我媽媽是這么認為的，我認為有道理。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搜集史料，撰寫本書中家族史的部分的？

沈愷偉：開始為寫作這本書做調查時，我聯系了幾位研究中國傳教士歷史的美國教授，他們告訴我，我需要至少在美國待半年到一年時間，去這個或那個檔案館查資料。我不可能去美國待那么久，而且就算我去了檔案館，也需要在海量的舊雜志期刊中一本本翻找我家族的信息。我想，這太糟糕了，肯定有其他方法。

我在網上找到了一個很棒的數字檔案館HathiTrust，這個檔案館數字化了成千上萬的日志、書籍、文件和政府檔案，全部都是可檢索的，且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代。幸運的是，它們免費向公眾開放。我找到了衛理公會于1870-1910年代寫給美國總部的全部報告。衛理公會從美國獲得運營資金，雖然中國的分支理應自負盈虧，但他們也從美國總部獲得了不少資助，因此他們需要每年提交報告解釋他們當年的工作進度，比如吸收了多少新信眾、培養了多少新傳教士、主日學校招募了多少新學生等。

這些報告很枯燥，我也閱讀了一些那個時代的書籍。其中一本關于1900年代中國和北京生活的書有400頁，是一位傳教士教授寫的，應該是美國人，中文流利。那可以說是一部民族志作品，詳細記錄了一個中國女人的生命歷程：從幼兒到少女時期，從結婚的情形到生育子女的情形。他也記錄了中國男人的生命歷程。書中還有一個關于中國飲食的章節，還介紹了北京的街巷，他對北京的印象。我從這本書中獲得了不少關于老北京的素材，為我的寫作增添色彩。我還閱讀了傳教士和他們的妻子的記錄（有些時候她們也是傳教士），英國政府發送給北京代表團的電報等等。我唯一沒有閱讀的是中文材料，但沒有關系，我想在書中呈現的是外國人的視角。

03 很多中國年輕人也覺得自己是“洋盤”，經歷和感受是共通的

“我們會做傻事，在街角被絆倒，在公共場合發火或哭泣，在餐廳里說話太大聲，點了太多食物，根本吃不完，笑得不合時宜，在工作中受挫。我們根本不算特殊，和旁人毫無二致，哪怕我們和旁人交流起來有點磕磕巴巴。我們只是普通人，這，就是我們能帶給中國的最重大的信息。”——《洋盤》

界面文化：不少美國作家、記者出版過描寫當代中國的作品，比如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張彤禾（Leslie Chang）、史明智（Rob Schmitz）。你如何看待這一“文學傳統”？

沈愷偉：那些是“真正的”作家。我讀了何偉所有的書，讀了歐逸文的書，讀了《打工女孩》還有梅英東的《再會，老北京》。我欣賞他們，但我不認為我和他們是同類人。

我是美國人，也寫書，但他們是真正的記者，我不是，我“單打獨斗”。我的文學偶像是：任何在《紐約客》上發表文章的人，以及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扶霞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和美食研究者，她為增進西方人對中餐的了解做出了巨大貢獻。我想不出另外一位比她更擅長描寫中國食物的作家。她知道的可真多啊，每次和她聊天我都覺得我好像從來沒來過中國。

但我的書又是不同的。他們的書主要是關于中國的，《洋盤》主要是關于我自己。我從事美食寫作已經很久了，這件事開始讓人感到無聊。有意思的是食物背后的人和文化，是人們投注于食物中的想法。我的寫作依然與食物相關，但我更想超越食物本身，寫寫那些人，或許也寫寫我自己。

界面文化：如今你會定義自己為“美食作家”嗎？

沈愷偉：越來越少了。《洋盤》并不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美食作品。某種意義上它是關于食物的，但它更多是關于我自己的。我接下來的一本書會和食物有更直接的關系，但它依然不是一本美食作品，而是一本描寫人的作品。我希望圍繞發端自西北部的小麥面條，講述各種各樣的人的故事。我發現我的寫作里關于食物的部分越來越少，關于人（包括我自己）的部分越來越多。

說這話可能顯得有些蠢，我早該意識到這一點——很多中國年輕人與我有相同的感受，他們也覺得自己是“洋盤”，因為他們也從其他地方來到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試圖扎根。大多數在上海的人并不是上海人，即使你去和如今的上海人交談，他們往上兩三代人也許來自寧波、江蘇或其他地方。沒有誰是徹頭徹尾屬于這里的。而對于那些剛剛來到大城市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他們也會面對歧視，他們也需要努力求生存。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經歷和感受是共通的。我很開心我找到了我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