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期主持人 | 林子人

前段時間讀《沒有面目的人》，書中的觀點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在這本書中，作者理查德·桑內特著重討論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對人的品格的影響。他認為，現代企業的組織形式高度強調彈性，提倡工作者擁抱變化和承擔風險，這讓長期主義的思考和行動越來越不合時宜，帶來一種此前不太被討論的精神危機：

“在一個心浮氣躁、只看眼前的社會中，我們如何判斷哪些是自我內在的持續價值？在一個專注實現短期目標的經濟體系中，該如何去追求長期目標？在不斷分裂又不斷重組的機構組織中，該如何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忠誠與承諾？”

我會一直想著這本書，可能是因為它戳中了這兩年我深藏心底的憂慮。在我的同齡朋友之中，我已經是一個異類——畢業開始工作后從來沒有跳過槽，每每提及此事他們總會驚嘆不已。這種憂慮在于，即使我在工作中做到了不斷精進自己，但我依然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依然懷疑我是否真的在某條職業發展軌跡上前進。

桑內特在書中說，“現代的冒險文化非常奇特，如若原地不動，便被視為失敗的標志，而穩定則幾乎被視作是行尸走肉的生活。”誠然，“生活即變化”是我們時代的典型人生信條，但我對桑內特的反思產生了深深的共鳴：“隨時準備更換賽道”的短期主義心態似乎與我成長過程中接受的價值觀并不相符，那一套價值觀告訴我們，收獲需要長期耕耘和耐心等待，需要表現出忠誠與責任感，需要堅持目標。

但在如今的世界，這些長久持續的美德并不必然能讓人實現目標。這種經濟環境與個人成長經歷中相反的時間觀已造成了一種內在沖突。一位接受桑內特采訪的父親就表示，他如今對教育子女充滿了困惑，他認為家庭中不應推崇強調見風使舵的新經濟價值，但作為家長，他又要如何為孩子做出榜樣呢？

桑內特認為，當今社會的不確定感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是源自迫在眉睫的歷史災難，而是源自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日常經驗。必須要承認，在當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不確定感其實是雙重的，生活常態會被打破，沒有什么可以真正兜底。

01 螺絲釘對長期主義無益，職業穩定不一定提升忠誠和敬業

林子人：桑內特說，“有能力放手過去，有信心接受破碎”是當今世界如魚得水的那些人具備的兩種品格特征。我們時代要求每個人都具有“企業家式的自我”，身段靈活地承擔應對社會變化的全部責任，冒險是被鼓勵的，穩定是被鄙視的。你們是如何看待冒險和穩定的？

徐魯青：是不是先要厘清“穩定”是指的什么，是生活狀態嗎？卡夫卡筆下日復一日的公務員似乎是最穩定的，但穩定的螺絲釘工作也不會有益于“長期主義”，反而螺絲釘被要求的是不要考慮意義，把領導交代的事情做好就行。這時候對工作的忠誠與責任感不僅讓人變成甲蟲，也鞏固了整套異化機制。

還有一種穩定是權益保障到位后的生活安全度。誰不想要這樣的穩定呢？好像又是沒得選的。我想，頻繁更換“工作賽道”的人不一定特別缺乏這種穩定，不然用不上“賽道”這個詞，對比于五年沒有換工作的穩定零工者，也更有機會做一些長期主義思考。 

潘文捷：人決意過某種生活也有自己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時代使然。冒險和穩定或許都是表象，各人追求的那個“道”才最重要。唐三藏是如來佛的弟子金蟬子，他大可人淡如菊，念佛敲鐘安穩一生，可是為了追求西天佛法，卻偏偏要走上最冒險的道路。

董子琪：職業的穩定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更為常見，那時，市民生活里沒有下海，沒有出國，沒有“體制外”，可是那時的人很“敬業愛崗”嗎？我覺得討論這點非常有趣，因為總會想起侯寶林諷刺國營水果店店員的段子，還有電影《瞧這一家子》（1979）里劉曉慶飾演的角色——她是國營商場專門銷售服裝的店員，私下嘻嘻哈哈、非常可愛，一上班就板著臉，對顧客愛答不理。可見，職業的穩定并不見得會提升個人的忠誠和敬業。

然而，街頭遛子確實是負面的代表。梁天在《我愛我家》（1992）里扮演的二叔賈志新，就是一個三天兩頭更換職業、基本上處于危險邊緣的人物。像這樣的角色，梁天還扮演過一個，就是趙麗蓉和李保田電影《過年》（1991）里的小兒子，沒有正經的工作，不僅談不到對象，也不可能在家獲得話語權。

可能這是不同層面的事情。我覺得國內職場對于個人穩定的要求并不低，在社交網絡上經常可以看到中國人不許GAP（指gap year，間隔年）、空檔期大過一個月就被HR否掉的抱怨帖子。這也許不僅和現代生產方式相關，更來自于人們心中的觀念。

與此同時，職場術語也入侵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Papi醬有一期短視頻，就是將職場與談戀愛混淆，情侶分手叫解除合約，想換人叫跳槽，跳槽最早也是妓女和恩客之間的行話，又轉喻回來了，攤牌叫brief一下。其實，在人們心中，工作是比戀愛更加正經，用語也更為正式。

最近看一本小說、羅伯特·瓦爾澤的《唐納兄妹》，講的是一位年輕人如何頻繁更換他的工作的故事，他不停地漫游，在不同的初級入門崗位之間跳來跳去——像是一個永遠處于“試用期”的人。他在銀行擔任職員的時候，認為“春天里的一棟銀行大樓無比愚蠢”；在書店當店員的時候，因為書桌不夠舒適而必須離開。他看到身邊的同事，心里想的一段話無異于對穩定工作的詛咒：

 “五十年來，他進進出出同一道門，在商業信函中成千上萬次使用同樣的用語，經常更換得體的西裝。那么現在呢？你能說，他真正生活過嗎？難道不是成千上萬的人都這么生活嗎？”

02 篤定何為生命激情后，職業更多是關于舒適度和回報率的考量

潘文捷：文科是最需要堅持目標、長期耕耘、耐心等待的吧，這些品質外行不一定能看出門道，但最近旁的人都看得出來。如果說我們自己的工作的話，表面上看，媒體工作是什么熱點來了追什么，可以算是某種“隨時準備更換賽道”的短期主義心態？

但在具體工作中，反而是子人給了我一種確定感。因為你解決問題都是正面應敵，問題來了直接提刀（筆）迎上去，背后有長期的閱讀和思考習慣做墊底。絕對不會利用小聰明，各種找機智的切入角度，來避免自討苦吃。

林子人：得到文捷如此高的評價，又感動又開心！我覺得成為文化記者的我們屬于職場中比較幸運的那些文科生，我們能夠學以致用——我們習得的理論與技能（批判性思考、快速學習與寫作）與我們的工作內容是高度重合的。

我也同意文捷的觀點，記者的工作既要求長期主義又要求短期主義：長期主義是指智識能力與思想儲備是無法催熟的，你就是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去積累經驗；短期主義是指記者往往需要追隨熱點事件，快速進入，再快速抽身，投入下一個報道。我記得之前采訪《東北游記》《再會，老北京》的作者梅英東，他對自己在北京的記者生涯做出過一個比喻——“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只吸血鬼，突然出現在某人的生活里，從他們那里攫取一點東西（至少是一點可被引用的話語片段），然后飛走，從此不復相見。”——讓我深有同感。

但這個層面的短期主義尚屬個人可控的范圍，如今其實是那些驅使我們不得不采取短期主義心態的社會結構性力量讓我們焦慮，比如短視頻對書籍閱讀時間的侵蝕、35歲門檻、難以預測的裁員計劃……

徐魯青：我的感受是，大部分人的職業身份都是流動的，要找一份投入終身的職業，不管在哪里都是很奢侈的事。特別是現在經濟不景氣，有意義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少。之前媒體人熊阿姨在微博上提到了文化行業的現狀：走的人越來越多，一走headcount就鎖死，全部不再招新人，于是整個盤子越來越小。我認識的一個紀錄片機構今年散了，所有人都開始自己接活，沒有人找下家，因為不存在“下家”了。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職業身份從生命價值的層面來說并不是很重要，大多數時候，人能找到什么工作很看運氣，也是很難掌控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尋找到和投入到屬于自己的生命激情里，有一些事情是我們愿意做一輩子的，沒有錢我也做，沒有人知道我也愿意做，換一百個職業賽道我都不會變。因為很簡單，做的過程本身就是所謂的“回報”了，就像卡夫卡當公務員螺絲釘時的寫作，就像波拉尼奧換無數零工賺飯錢時的寫作。

大多數人不會幸運到職業身份和生命激情的重合度很高，但沒有關系，當我們篤定了這件事，職業更多是一種關于舒適度和回報率的考量。這也可能是我們建立“長久持續的美德”的一種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