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速緩慢的歐洲從來不缺經濟層面的“病夫”，這次淪到了歐洲經濟第一強國德國。
近日，該國的萊布尼茨經濟研究所在公布的最新預測報告中將德國2023年經濟增速從春季的-0.3%進一步下調至-0.6%，2024年的增速也從2%下調至1.1%，為歐元區20國之中僅次于愛沙尼亞的表現最差者。
德國：歐洲經濟吊車尾
萊比錫經濟研究所的Torsten Schmidt表示：“經濟完全恢復（的時間點）不斷地往后修正，經濟增速不斷地下調。德國預計在2024年中才能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德國基爾經濟研究所的預測則較為樂觀，但也同樣預計該國今年經濟將萎縮0.5%。
以2022年至2025年的四年復合平均經濟增長率計算，德國1.2%的均值即便在歐元區范圍內也是表現最差的一檔。基爾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歐元區20國中，愛爾蘭與克羅地亞以4.0%和3.9%平均經濟增速領跑歐元區，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大國1.6%、2.8%、1.5%的平均增速也均優于德國。
經合組織9月最新的經濟展望報告中，德國今明兩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0.2%和0.9%，同樣位列主要經濟體末尾，僅優于正處于惡性通脹漩渦的阿根廷。
事實上，德國經濟的頹勢早在去年就已十分明顯。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該國2022年四季度和2023年一季度GDP分別環比萎縮0.4%和0.1%，連續兩個季度GDP的萎縮也被稱為技術性衰退，這也是德國自2012/2013之交歐債危機發酵與2020年初新冠全球大流行之后，近十年來的第三次技術性衰退。
在今年二季度GDP止住下跌趨勢（增長0%）之后，預計德國三季度GDP將萎縮近1%，意味著該國連續四個季度無緣經濟增長。
德國從歐盟經濟火車頭如今淪為歐盟吊車尾的主要原因，既有全球主要央行開啟加息、本屆政府應對措施不力等短期因素，根源上更歸因于其經濟過于依賴出口導向、能源結構不合理導致的制造業危機等結構性問題。
全球貿易遇冷下的出口大國困境
以7月德國公布最新的外貿數據為例，該月出口總額達1304億歐元，同比和環比分別下跌1.0%和0.9%。雖然德國1至7月高達9224億歐元的出口總額依然取得了同比2.9%的增速，但該數字主要得益于去年上半年的低基數效應。實際上德國的月度出口額自去年8月取得1385億歐元的歷史最高紀錄之后一直停滯不前，甚至處于輕微下跌趨勢中。
德國聯邦統計局預估的8月對非歐盟國家出口數據顯示，8月出口額同比和環比分別下跌4.3%和1.7%，較7月數據明顯惡化。此前二季度的出口額就已經錄得了1.1%的環比下跌?；鶢柦洕芯克A計三季度德國出口額將萎縮0.9%。
德國大約四分之一的工作崗位依賴于對外貿易。
荷蘭國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Carsten Brzeski對此表示：“外貿已不再是德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供應鏈的摩擦和更碎片化的全球經濟正在給德國出口增加壓力。另外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已逐漸擁有本土化生產曾經德國進口產品的能力。”
8月數據顯示，德國對前三大非歐盟貿易伙伴國美國、中國和英國的出口額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對華出口7.0%的同比跌幅遠大于對美、對英2.2%和3.0%的跌幅。而在今年上半年，德國對華534億歐元的出口額更是同比下跌了9%。
德國工商總會DIHK外貿主管Volker Treier表示：“德國出口商仍在與疲弱的全球需求斗爭。由于主要市場的高利率、居高不下的通脹和中國經濟乏力，全球經濟缺乏活力。”
尤其是在德國最引以為傲的制造業，全球需求不振帶來的新增訂單更加明顯。
數據顯示，德國7月制造業新增訂單同比和環比均大跌10.5%和11.7%，其中德國國內新增訂單環比下跌9.7%、來自歐盟成員國的新增訂單環比減少24.4%、非歐盟國家新增訂單環比減少4.1%。
新增訂單的大幅度減少也直接導致7月德國制造業積壓訂單總數同比和環比分別下跌3.9%和1.0%。雖然訂單積壓量仍保持在約7.2個月水平，但已延續近一年的訂單積壓量下滑趨勢依然無法逆轉。
去工業化的威脅？能源危機和老齡化下的輸家
陷入危機的制造業產值占到德國約24%的GDP，正在成為拖累德國經濟增長的最大短板。
德國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德國的工業產值截至8月仍比2019年減少了5%，而以化工行業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產業產值更是減少了四分之一。該研究所所長Michael Hüther表示：“工業的衰退扼殺了經濟趨勢逆轉的種子。”
德國經濟研究所IFO匯總的德國商業景氣指數已連續四個月下跌至8月的85.7，為2020年以來的最低值。IFO所長Clemens Fuest就表示：“德國經濟的困難時期將不斷延長”。S&P近日公布的德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也仍然僅為39.6，遠低于枯榮線。
德國制造業面臨的困境并非僅僅是短期內新增訂單的減少，更深層次的威脅則是能源危機、勞動力危機等長期結構性問題導致的整體競爭力下降。
包括聯邦銀行和各大經濟研究所在內的諸多機構都警告德國可能將面對長期經濟增長乏力的處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7月的經濟展望中就預測德國經濟增速在2026年之前不會超過2%，長期的增長率可能會低于1%，并指出短期內高能源價格給企業帶來壓力，長期內人口老齡化、生產增長乏力以及勞動力市場短缺都會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在能源領域的結構性問題在俄烏沖突之后顯得尤為突出。相比于以核電為電力支柱的法國，以及在危機之前就擁有歐洲最大液化天然氣再氣化設施、并積極推行電力限價的西班牙，篤信自由市場的德國既沒有提前布局比管道天然氣昂貴但更多元化的液化天然氣，也拒絕在改革歐洲電力市場問題上進行讓步，最終使得2022年全年的工業批發電價上漲至235.45歐元/兆瓦時的歷史峰值。
德國一季度的工業批發電價均值為116歐元/兆瓦時，雖然較去年能源危機已下跌超過一半，但仍高于2021年危機爆發前的均值96歐元/兆瓦時。
市場研究機構Prognos預測德國的工業批發電價將在2030年逐步下跌至76歐元/兆瓦時，但仍遠高于十年前全球能源價格處于低谷時約40歐元/兆瓦時的低值。雖然德國已陸續廢除了新能源附加費等稅費以希望降低電力價格，但是在汽車行業電動化和電熱泵替換燃油燃氣供暖的大趨勢下，額外增加的電力需求使得電力價格的進一步大幅下跌變得遙遙無期，這也意味著能源一項將長期成為德國的區位劣勢。
德國電網公司Tennet首席執行官Tim Meyerjürgens預計，德國的電力需求將在2045年增長三倍。
能源之外的另一個長期負面因素是德國嚴重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及其帶來的勞動力不足。
雖然在俄烏沖突之后德國在一年之內就接收了超過105萬名烏克蘭難民，德國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與預測也顯示該國人口已突破8400萬，且在未來大概率進一步突破9000萬，但仍不足以解決勞動力危機。以目前人口結構計算，德國的就業人口將在2050年從本世紀之交的4200萬跌至3000萬。
以德國今年吸引英特爾和臺積電投資建立生產基地為例，這兩筆共計超過400億歐元的投資雖然被視為德國逆轉去工業化的成功案例，但均面臨著勞動力缺乏的挑戰。
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調查顯示，該國半導體行業技術工人缺口達6.2萬，未來十年內近三分之一的工程師將步入退休年齡而加劇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平衡。臺積電新工廠所在的薩克森州經濟部長Martin Dulig也表示，僅該州未來十年內勞動適齡人口就將減少20萬。
無法聯合的“德國聯合政府”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另一個副作用則是削弱了政府的改革動力。
早在世紀之交，《經濟學人》就首次提出了德國是歐元區病夫的觀點。伴隨著彼時失業率的節節升高，施羅德政府不得不推行艱難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并為之后近20年的繁榮打下基礎。
如今勞動力市場的供不應求使得失業率即便在工業產值和新增訂單連續下跌的時期都能夠保持低位。德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8月失業人數為143萬、失業率為3.2%，扣除季節性因素之后的失業率僅為3.0%，處于歷史低位。
本就缺乏改革動力、疊加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本就意識形態差異較大等因素，使得柏林政府至今都無法就如何提振經濟達成一致。即便黑森州長Boris Rhein和下薩克森州長Stephan Weil已分別公開呼吁要求聯邦政府“立即出臺確保增長的經濟計劃”和“廣泛的應對措施”。
8月31日，經過數月的拖延才公布的《經濟增長機會法案》本應是政策層面的解決方案，但該法案幾經修改最終規模僅為70.35億歐元。
德國經濟學家Jens Südekum就表示：“該規模僅相當于沙漠里的一滴水，現在需要的是兩倍甚至三倍以上的經濟刺激。”
此前德國政府為臺積電和英特爾兩家企業發放的補貼就超過了100億歐元，而該筆70多億歐元的經濟刺激政策不僅被分攤在2028年之前的五年時間內，還需要被細分為50點計劃，其中絕大部分措施聚焦于針對企業的稅務優惠，包括企業虧損抵稅額度從60%提高至80%、新建房屋折舊率降低至6%等細節問題。至于德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則完全未被觸及。
不過即便是這樣一份極其保守的法案，其最終推行在四分五裂的聯合政府內部也經歷多次失敗和多輪談判。尤其是意識形態迥然不同的綠黨和自民黨直接的矛盾貫穿始終。綠黨掌控的家庭部就以兒童金改革問題始終阻止這一由自民黨起草法案的通過。
另一個更典型的案例便是旨在提高工業競爭力的工業電價補貼計劃的難產。
早在今年5月德國經濟部便宣布將在2030年前為能源密集行業提供6歐分/度的優惠工業電價，涵蓋該類企業80%的能源消耗。為此財政部預計將需要250億至300億歐元的資金，該筆款項可以通過去年年底成立的、規模達2000億歐元的應對能源危機特別基金來籌措。
2022年德國工業企業支付的平均電價則是19.86歐分/度。
目前能源密集型行業占德國制造業能源總消耗的76%、創造了全德21%的工業產值和15%的就業機會。
遺憾的是“由綠黨掌控的經濟部請客、自民黨掌握的財政部買單”的這一模式很快便失敗了。自民黨黨魁、財政部長林德納的反對使得工業電價補貼政策的推行始終無法落實。
自民黨黨團副主席Christoph Meyer就批評綠黨先關停三座核電站造成電力缺口，之后卻通過堆積債務補貼電價。包括工商總會DIHK在內的部分其他工業代表則要求將關注點放在擴大能源供給，而非僅為部分行業創造優惠政策。
而本應作為最終決策者的總理朔爾茨一方面使用“澆花壺來長期補貼”的比喻來模糊地反對補貼政策，另一方面又通過社民黨黨團組織提出更激進的5歐分/度工業電價的行為無疑使得三黨聯合的內閣決策更加混亂。
結構性問題依然未得到有效解決
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出口市場的萎靡、工業競爭力的下降和政府效率的低下并不能解釋德國增長乏力的全部。
事實上在過去十年期間改革停滯不前的德國曾經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得到解決。
《經濟增長機會法案》中關于企業稅負的部分減免規則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德國企業稅負為七國集團最高的事實——即便德國從世紀之交起已將企業所得稅率從52.3%降至30%以下。
長期被詬病的德國數字化基建落后問題，雖然在本屆聯合政府組閣談判中被納入執政條約，但由于能源危機、大通脹等因素已被無限期延后。例如本應在2022年完成的600個政府機構管理數字化改革實際僅完成30個。
數字化改革的實際破產也導致德國政府機構官僚體系精簡和行政管理提速的配套改革遙遙無期。此前朔爾茨通過“特事特辦”迅速通過的液化天然氣再氣化設施建設被內閣稱為“德國速度”，但該速度目前為止仍僅是個例。
例如今年7月頒布的《新移民法》旨在通過允許家庭團聚和雙重國籍吸納更多外來移民以解決勞動力短缺，但該法案受限于各地外國人管理局數字化程度極低，預計實施速度將大打折扣。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報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生產力下降將是德國喪失競爭力的首要因素。即便德國各級外管局能夠解決每年至少40萬凈移民流入的申請，過去30年來基于人口長期減少的錯誤預測造成的房地產市場供給不足也推高了移民融入當地生活的成本。
德國住建部自默克爾第四屆內閣以來就確立了每年新建40萬套住宅的目標，但在建筑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漲以及房貸利率大幅攀升的影響下，如今每年實際新建住宅僅有20萬套。僅柏林市目前為烏克蘭難民提供的住房缺口就高達1萬套，去年柏林市政府不得不在被廢棄的泰格爾機場搭建容納3600人的臨時避難所。而綠黨積極推動下新頒布的《供暖法》無疑將更進一步限制住房供給。
除了新建住房投資急劇萎縮之外，固定投資的停滯普遍存在于德國的所有基建領域。德國城市研究所Difu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全國74萬公里道路之中有三分之一存在缺陷、十分之一的道路狀況堪憂，為此需要2830億歐元的固定投資。德國運輸公司協會VDV則表示，鐵路運輸也需要640億歐元固定投資。
此外，德國還面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幅縮減。2022年德國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出1250億歐元，為七國集團最差。
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Michael Gr?mling表示：“德國企業在新冠疫情期間積壓了大量投資，如今能源價格、通脹和不確定性將進一步延長這種情況。如果投資周期過長，整個經濟就有可能遭受結構性損害。稅收負擔、能源成本和技術工人短缺已經成為德國經濟的競爭劣勢，我們必須確保不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政府現在必須立即改善投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