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大成雙語學校發生一起極端校園欺凌事件，官方日前通報了調查處理結果。除了涉事學生被責令接受矯治，其家長被訓誡外，涉事學校校長也被解除職務，另有副校長兼小學部主任、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長、涉事班級班主任和生活老師均被辭退。

目前，事件善后工作正在進行，而圍繞處罰究竟是否過輕、受害方如何提起賠償等，外界輿論也在討論。值得關注的是，該受害學生在住校期間，長達一年半時間遭受同學百般凌辱，校方竟然始終未能發覺，以至于失去了提前介入和干預的機會，導致受害者出現輕生想法。不能不說，涉事學校在保護學生安全、防范校園欺凌方面著實失職失責，更“失心”了。

這一事件說明涉事學校防控校園欺凌工作存在巨大的漏洞，也凸顯了寄宿制學校風行城鄉后，在安全管理方面衍生出的種種弊端。

多年以前，寄宿制學校多是農村偏遠地區為解決學生離家遠、上學困難而采取的兜底性辦學模式，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父母忙于工作等原因，看管孩子力不從心，同時，隨著智能手機和網絡普及，對新鮮事物缺乏判斷力的青少年管理難題愈發顯現。在此背景下，寄宿制，尤其是全封閉式寄宿制學校受到家長和各地教育部門的青睞，不管農村還是城市，都舉辦了大量寄宿制學校。這種辦學模式以把學生“圈養”在學校內部，與外界不良信息和環境隔絕為手段，從而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學生的身心健康。

但是，另一方面，寄宿制學校因為要全時段、全方位服務學生，既要負責學生的學習又要保障學生的生活，各方面管理制度和運行過程不免出現疏漏和隱患，由此引發諸如食品安全、校園欺凌等社會化問題。尤其是對于10歲上下的中小學生寄宿學校來說，管理難度更大，生活起居尚在其次，心智剛剛發育的低齡未成年人根本無法分辨在學校遭遇的人和事究竟是好是壞，該如何對待，很容易“走火入魔”，出現心理問題。

此次大同校園欺凌事件多次發生在宿舍，更是說明校園內部對學生管理存在盲點和真空地帶。在寄宿制學校，宿舍屬于學校內部相對私密和封閉的空間，是學生在離開教室后，可能所處時間最長的場所。在課堂之外，宿管和生活老師究竟對學生如何照護，基本決定了學生免受學校“小社會”負面影響的程度。

寄宿制學校的管理體制如果不健全，相關責任人員如果不盡心，就很容易留下傷害學生的空間。在此情況下，防控校園欺凌，寄宿制學校必須成為重中之重。不單單是教育部門，各地各級對防控校園欺凌負有責任的政府部門都應把寄宿制學校納入重點監管對象。

為更好防范于未然，寄宿制學校更有必要引入外部監督力量，定期或臨時性打開大門，讓外部監督介入學校管理流程，從學習和生活多個維度監測、觀察學生的表現，尤其是心理狀態。學生家長也不能認為，把孩子送進高墻之內，看到學校大門一鎖就心安理得，再無憂慮，不能把孩子的安全完全寄托于學校自身管理。家長要時刻關注學校的制度建設和運行狀態，多跟班主任、生活老師，和學校管理部門溝通，以家校協同的良好機制，及時化解學生在學校面臨的潛在風險。

說到底，就像山西省即將施行的《山西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所規定，校長是學校保護未成年學生的第一責任人，必須對學校內部發生的安全事故承擔領導責任。而除了校長，主管安全的副校長也必須明確職責、強化管理職能，要及時制定并維護好安全管理預案和應急處置方案，不能讓制度成為一紙空文。安全副校長，也不能成為有名無實的擺設。

學校應當將未成年學生欺凌防控納入學校安全工作范圍，明確責任人員，建立學生欺凌預防和處置機制，定期對教職員工、學生等開展防治學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訓。唯有全方位筑牢防范校園欺凌之籠，才可能將校園欺凌的罪惡之火苗掐滅在萌芽狀態。及時介入、盡早干預、全力處置，學校遏制校園欺凌的發生并非不可能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