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氨基觀察

當創新藥企從蕭條的市場收到明確的信號：降本增效，停止一切燒錢行為時，大手筆開支的license in也極速降溫。

數據最為直觀。根據醫藥魔方數據，截至7月5日，國內創新藥license in（授權引入）合作僅有10項，交易數量大幅下降。與此同時，交易金額也持續走低，2023年上半年創新藥license in的潛在總金額為12.8億美元，僅相當于去年全年金額的30%。

而上半年，創新藥出海項目共17項，已披露總金額達143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僅百力司康與衛材關于her2 ADC的合作總額便高達20億美元，超過上半年license in總額。

當藥企出手越來越謹慎，關于license in的看衰之聲也越來越多。

實際上，license in與out本就是一體兩面，在out交易成為當下主流的同時，license in的重要性也不會消失。因為它是授權方獲取商業化早期現金流的捷徑，也是引進方補齊管線短板的途徑。

只不過，過去那種單純的license in畢竟是一種消耗性模式，今時今日，不再適合中國創新藥企的發展模式。

沒有license in的時代，只有時代的license in。

/ 01 / 踩中時代紅利的license in

所謂紅利，就是短暫的供需失衡。供需失衡，就意味著機會。

我們這代人經歷的最大的供需失衡，也許就是互聯網紅利。而放到創新藥行業，最大的供需失衡，莫過于從無到有階段的創新藥的缺失，與巨大的臨床未滿足需求。

就像互聯網紅利中崛起的電商，網剛興起時，買家多，賣家少，供需失衡。只要商家進去，就給扶持、給流量，就能賺錢。很多人成功，就是吃到這波“流量紅利”，有意無意踩中風口。

借由創新藥行業升級發展的紅利，license in由此大行其道。當時的license in既是為了滿足患者的臨床需求，也是為了充分發揮國內藥企在臨床資源和市場渠道等領域的優勢，加快海外創新藥在國內上市可及。

過去幾年里，有先知先覺的創新藥企靠license in，有效地抓住了窗口期，成為受益者。典型如再鼎醫藥。

2014年，杜瑩創辦了再鼎醫藥。據公開資料，拿到成立后的首輪融資后，再鼎醫藥一年多就引進了5款海外頂級藥品，2015年后引進交易數量高達14起。

除了敏銳的眼光，再鼎醫藥生時恰逢盛世。2015年，畢井泉就任食藥監系統一把手，開啟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產業政策調整為中國創新藥發展，鋪造了一條全新道路。

再鼎醫藥的成功也讓國內不少傳統藥企知道了，原來創新藥不只有“十年十億美元”，這一條九死一生的藥物研發之路。

一時間，license in入局者開始與日俱增。據美柏醫健數據，中國license in數量自2016年起每年持續增加，2021年license in案例創歷史新高，達到133例。

不過，入局者們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以再鼎醫藥為代表的創新藥企們能夠依靠license in模式起家，不僅是因為自身的努力，更是因為彼時我國創新藥正處于從無到有的轉型期。

2014年再鼎醫藥成立時，中國的新藥審批環境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一個產品可能要5~7年才能獲批上市，彼時憑借license in能夠快速搶占中美創新藥上市的時間差窗口。

但對于大部分姍姍來遲的玩家來說，license in模式的想象空間早已衰退。2017年，我國正式加入ICH，國內外審評審批的臨床試驗數據全球互認，直接加速進口創新藥進入中國市場，國內藥企快速跟進的“窗口期”也隨之不復存在。

而在眾多藥企蜂擁而入的情況下，license in價格水漲船高。同樣的一款藥物，四五年前的價格和當前的價格，足足差了三四倍。在這樣的背景下，投資者不再被license in的故事所打動。

與此同時，資本寒冬凜冽，創新藥企深陷融資困難、IPO受阻等問題，license in交易自然也會更加謹慎。

/ 02 / 當紅利消失

現在，電商紅利已經基本沒有了。因為只要有紅利，賣家就會迅速聚集，搶奪買家，直到供需平衡，紅利消失。

創新藥也來到了這個階段，內卷也由此而來。

License in模式在現實中也遭遇了重重挑戰。先是IPO政策的收緊，使得license in不再吃香，加上部分license in項目，海外臨床中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繼續考驗著市場的耐心。

當紅利不能再持續下去，license in的處境開始變得不妙起來。

以往，創新藥企從海外引進項目，商業條款往往先明確界定大中華區權益。拿下國外臨床階段項目，然后準備在國內基本照搬海外在研適應癥和臨床方案，偶有修改，也多出于精簡臨床和加速上市考慮。

說白了，花錢引進項目、拿到國內權益，藥企更多是為了“湊齊”管線。但這種“常規”的license in在國內的可操作性越來越低。

一方面，這是因為時間差窗口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國內也正在成為創新發源地。這一點從上半年license out數據便能窺得一二。

上半年，創新藥出海項目共17項，已披露總金額達143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僅百力司康與衛材關于her2 ADC的合作總額便高達20億美元，超過上半年license in總額。

當下大火的ADC藥物，已經成為國產創新藥的license out主力陣營，海外藥企紛紛來國內掃貨。這種情況，license in模式自然很難在ADC領域有所作為。

紅利總是短暫的，但是，對于今天的創新藥行業來說，當license out成為主流，license in的重要性也不會消失。因為它是授權方獲取商業化早期現金流的捷徑，也是引進方補齊管線短板的途徑。

只不過模式正在發生改變。

藥企在license in層面也更加關注“經營”，除了瞄準未滿足臨床需求，考慮如何規避國內同靶點的瘋狂內卷，更具體層面，藥企開始瞄準一些項目的全球權益。比如再鼎醫藥，今年在引進宜聯生物新一代DLL3 ADC（YL212）時，簽訂的是全球獨家許可協議，再鼎醫藥獲得的是YL212全球開發及商業化權益。

再比如云頂新耀，與Kezar公司訂立合作及授權許可協議，在大中華區、韓國及若干東南亞國家開發、生產及商業化Kezar自免新藥zetomipzomib。

當然，從中國權益到全球市場，這對于藥企的綜合能力，無論是資金還是研發、臨床、商業化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License in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但這釋放了一大信號，license in模式不會止步。

/ 03 / 創新藥的面子和里子

似乎一直以來，國內關于license in的爭議都沒有中斷過。

但實際上，全球生物技術行業發展數十年至今，不同類型公司之間license in屢見不鮮，也一直都是大洋彼岸的跨國大藥企擴充管線的重要戰略。

License in模式本身并沒有問題。License in模式本身是中性的，并沒有對錯之分，關鍵在于，運用這一模式的出發點是什么，以及如何落地。

如果仔細觀察海外藥企的license in，就會發現，相比于國內藥企亦步亦趨的創新品種license in，海外大藥企還是biotech，在獲得管線授權后制定新的開發路徑是更常見的做法。

比如Horizon Therapeutics，開發靶向IGF-1R單抗藥物Teprotumumab，最早是由羅氏作為熱門抗腫瘤靶點的藥物開發，后權益幾經輾轉，Horizon獲得權益，開始以甲狀腺眼病（TED）作為方向。

這個項目作為首款TED藥物獲批上市，僅2020年凈銷售額就達到8.2億美元，成為商業化最成功的罕見病藥物之一。

而這背后，不僅要求藥企能夠對引進的項目做到前期研究（CMC、安全性）的查漏補缺，還要能從自身戰略出發，重新選擇臨床適應癥和設計方案。

這涉及了創新藥研發的全流程。所謂研發，英文是R&D，即Research研究& Development開發。這其實是兩類相輔相成但又不太相同的工作，研究是設計出藥物，開發就是臨床開發，包括臨床適應癥路線、設計、推進。

過去，人們認為license in能夠幫助國內藥企順利走過相對薄弱的R環節，能夠加速藥物上市。但實際上，更有意義的license in或許是，海外的那種模式。即使是已經到臨床中后期的項目，仍有諸多研究工作可以開展，這也是為什么Horizon等海外藥企會基于自家研究結果，在獲得相應項目權益后，重塑研發路徑。

研發和引進，一個是創新藥的里子，一個是面子，里子決定面子。

創新的關鍵在于打破昨天的邏輯，這一點，license in也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