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投資、消費、進出口，被比喻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但當傳統的“三駕馬車”失靈，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的落點。在9月22日的2023年世界粵商大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演講時指出，應該投資新的“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技術和金融服務。
“從工業化以來的250多年，我們發現，投資什么都會過剩，但投資教育和科技永遠不會過剩。”鄭永年說。
新的“三駕馬車”也指向新命題，即如何可持續開放。
盡管廣東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但鄭永年認為，對比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開放“還是差一點”。在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外國的人口移民占40%；而在人才更加集中的硅谷，這一比重高達60%，“并不是說這40%都是人才，但足以證明我們的開放程度是不夠的。”
非營利組織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于2022年7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硅谷目前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中，超過三分之二是由美國第一代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創建的，包括Stripe、Brex、Instacart等頂級行業公司。鄭永年提出，今天當我們說美國制造，其實“不是美國人制造，是世界的人在美國的制造。”
“美國有三大開放系統——世界上最開放的教育系統、企業系統和金融系統，缺一不可。”鄭永年指出，因為三大開放系統，不僅美國自身在發展，包括發展中國家都在幫助美國發展。這也使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以來，吸引了世界最優質的深層要素，發展為世界資本、技術、人才的高地。
同樣在80年代，中國也受到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推動，尤其是珠三角，得益于西方技術的擴散，珠三角發展為世界的制造業主體。1987年，廣東省工業產值已占全省工農業總值的79.6%。
不過，隨著美國在技術上“卡脖子”、限制對中國的開放，這種情況下，鄭永年提出廣東“要第三次開放”。過去，廣東曾兩度開放，包括1840年代鴉片戰爭后的第一次開放，以及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第二次開放。兩次被動和主動的開放，都推動廣東和世界接軌。
第三次開放指向更深度的制度型開放。2018年，“制度型開放”被首次提出，指在原有商品流動型開放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基礎上的突破，指向“規則和標準”、“規制、治理和管理”、“觀念和文化”的開放。鄭永年表示，比較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的開放條件是最好的，有“一國兩制”，不同制度和體系之間的互動、開放會產生化學反應。
從新“三駕馬車”出發，鄭永年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比照美國舊金山，在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三方面融合發展，“科研方面，香港擁有5所世界百強高校，加上珠三角的大學，可以形成中國教育體系里領先的基礎科研力量。應用技術，珠三角企業有著很高的轉化能力。”
無論是橫琴、前海、南沙三大合作平臺，還是近期出臺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都有意推動制度型開放。河套合作區提出的主要任務也與科研、轉化息息相關：協同香港推動國際科技創新、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構建國際化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具體措施包括建立與香港及國際全面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采取“一線高度便利出入境”通關模式以支持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動。
而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都需要強大的金融支持。“能不能在廣州、深圳、香港建立一個可以和華爾街、倫敦金融中心相媲美的金融中心呢？世界近代以來只有兩個經濟強國，一個是英國（19世紀），一個是美國（20世紀以來），沒有金融中心就成為不了世界級金融強國。”鄭永年稱。
“如何拓展‘香港+’也是一個看點。”鄭永年說道，“把香港的規則、規制、標準、管理，通過橫琴、前海、南沙這三個點，以點帶面擴散到整個大灣區，我覺得是有可能的。”他指出，香港的規則是世界的規則，具有世界性，如果能在這一基礎上加上自己的規則，包括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的行業標準，不僅能對接世界規則，還可以走向世界。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也在會上表示，從TCL、格力、美的，到華為、騰訊，再到新一代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公司，粵商迭代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是出口轉內銷，現在是國貨先從國外市場打起再回到中國本土，以硬科技作為手段，品牌不僅是中國的品牌，而是全球的品牌?！?/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