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楊冰柯
在利益就是一切的商戰中,公司創始人從惺惺相惜到分道揚鑣的例子不勝枚舉。
9月上旬,民營房企石榴集團的兩位創始人崔巍和桑春華將個人利益之爭的內斗暴露在聚光燈下。
兩人各執一詞,崔巍指責桑春華個人債務之大可能威脅到公司經營安全,在公司內部任命自己的親信,造成公司管理、成本控制極度混亂,同時指責桑等高管極度奢靡、縱聲犬馬。
桑春華隨后對崔巍的指責回應了12條,從兩人結識、創業、到沖突,桑也從自己角度和原則道出了整個紛爭過程。
回顧二人的創業歷程,從一拍即合到徹底決裂,25年的合作過程中,反映出了初代民營企業創始人經歷的種種機遇、挑戰,他們趕上了曾經房地產行業最好的時代,從一家籍籍無名的小中介公司,在賺取第一桶金后涌入更賺錢的地產開發行業;從小作坊起步到行業百強,甚至一度在北京市場做到前五,但又在地產深度調整期,因經營理念沖突、個人價值背離,最終將個人矛盾公之于眾,也讓公司陷入經營危機。
年齡相差十歲的崔巍二人,在創業階段有過篳路藍縷。根據崔巍介紹,他們當年進北京干中介行業,起家是靠兄弟們一張一張傳單發出來的,是當年一個一個銷售員站在馬路邊一輛車一輛車插出來的,當年是靠著像“討飯”一樣的艱苦奮戰做起來的。
桑春華也回憶稱“98年到01年,青島濟南三年從零開始積累了1000萬,我流了多次血,他也挨過打,沒分彼此,早期創業就是如此艱難”。
石榴集團原名K2,官網介紹稱公司成立于2008年,再往前追溯,其前身是成立于2001年的華美地產。
成立22年來,房地產行業的變化翻天覆地,曾涌現出幾家宇宙級房企以及千億黑馬,風光無兩。但其中不少又在新周期內轟然倒下。石榴集團最輝煌時,克而瑞數據顯示,2021年石榴集團銷售額為407億,排名第65位。
從0到407億,石榴集團趕上了房地產的時代紅利,乘風破浪。但公司管理經營沒有隨著公司壯大有更大的進步和改善。
作為公司創始人之一,桑春華在回應里用作坊模式、草莽時代形容公司經營,而這種經營模式已經影響了公司的發展。
在民營房地產企業的發展歷程中,通過上市來規范公司治理、引入專業職業經理人負責相關業務曾是這類企業過往成功的關鍵。
石榴集團也曾希望用上市來推動內部治理結構的規范,以結束“草莽時代”,但2021年沖擊港股上市未果。桑春華稱,公司從12年開始無數次重大決策失敗無不是作坊模式造成的。
縱觀整個房地產行業,崔巍和桑春華又是很多地產商創始人的縮影,曾借著時代紅利跑馬圈地走上巔峰。但紅利退去,公司治理結構仍簡單、粗暴,并未擺脫作坊模式。如今回頭一望,原來他們在裸泳。
在房地產行業興起之際,最早的商品房改革、走向市場化機制的試驗田是在海南。
1988年年底,有“天涯海角”之稱的海南島從廣東省脫離,成為中國第31個省級行政區,中央政府給了海南無與倫比的優惠政策。尤其是1992年“南方談話”后,“十萬人才下海南”,海南的樓市也迎來瘋狂。
以潘石屹、馮侖等為代表的“萬通六君子”就是在這時扎進了海南樓市的浪潮中,并賺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但很快,起于草莽階段的這批人就分道揚鑣。1994年,因經營理念不合,“萬通六君子”散伙。1995年,潘石屹帶著挖來的第一桶金與妻子張欣共同成立SOHO中國的前身——北京紅石實業有限責任公司。
基于潘石屹對地產的判斷,SOHO中國最終轉向了商業地產,并開創了寫字樓分割出售的散售模式。
在房地產發展的蠻荒時代,這種散售模式一度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態,特別是針對當時同樣趕上時代紅利的“煤老板”們上門兜售,SOHO中國一度創下當時地產行業的銷售高峰。
2010年,銀河SOHO當年賣出146億,成為單體項目的全國銷售冠軍,客戶多是煤老板、江浙民營老板等。
隨后,在有著海外投行工作履歷的張欣借助資本運動能力,推動SOHO中國以“商業地產商”名義2007年赴港上市。
這輪上市,SOHO中國成功融資19.7億美元,創造了當時亞洲商業地產公司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記錄。
2012年是SOHO中國發展歷史上一個轉折點,這年,潘石屹宣布向持有型物業轉型,也就次錯過了后續接近十年的地產高光時刻。
再往后,房地產行業整體式微,潘石屹的判斷失誤疊加行業大勢,他和他的SOHO中國不可避免的跌落神壇。
在以潘石屹為代表的首批民營房企老板逐漸退出江湖之際,以泰禾、陽光城、正榮、融信等為代表的閩系民營房企通過放大杠杠、高周轉等方式在全國跑馬圈地,迅速成為地產行業不可忽視的力量。
這期間,閩系房企不僅趕上了地產行業高速發展的十年黃金期,也造就了一批年薪動則上千萬的職業經理人。
但這些曾風光過的閩系民營房企,自2021年行業進入新的周期后,無一幸免都都爆發資金危機,即便擁有上市地位、看似公司治理有改善,但依然未能改變過去的草莽習氣,基本都倒在了這一輪調控中。
這些房企的老板們,有的已經隱匿消失,有的躺平,未來很難再回到公眾視野。曾經同樣風光的職業經理人們,也告別高薪,要么轉行,要么大幅降薪、降職加入央國企。
民營房地產企業中,從草莽時代到光鮮的上市公司,在從高處跌落的典型代表還是恒大。
許家印和他的恒大曾是民營房企走向巔峰的代表,但在房地產模式轉變,曾經的高杠桿、高負債模式隱患在行業新的調整周期全暴露出來,公司也迅速滑落。
從1996年開始創業,到2016年以3734億元的年銷售額榮登房地產排行榜第一,恒大只用了20年。
隨著商業版圖的壯大,彼時的許家印也走上人生巔峰,愛馬仕皮帶、頻頻聯手明星,首富光環,人生已然不能更風光。
但從頂峰崩塌,恒大只用了兩年。2021年9月,恒大財富擔保的未兌付理財產品規模達400億元,以此拉開整個恒大集團的危機,此后恒大多地項目遭遇停工,債務違約,恒大帝國撐不住了。
今年7月,中國恒大補發了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2年中期業績公告,恒大的債務之謎徹底公開。
按照財報數據,中國恒大在2021年、2022年度合計凈虧損金額達到了8120億元,目前負債總額為2.44萬億元。
趕上了房地產高速發展時期,許家印長袖善舞,利用資本跑馬圈地,將恒大規模做到最大。但遭遇到最嚴厲的調控和市場下行,許家印最擅長的打法失效,連這個龐然大物也現出原形,轟然倒塌。
無論是石榴、SOHO中國、曾經的閩系民營房企,還是恒大,無一不是借著房地產的高速發展時代紅利崛起,創始人由此攫取了第一桶金并得到了資本積累。
對房地產時有評論的萬科郁亮在2018年公司財報中曾說,“過去20年的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幾乎所有參與者都能賺錢、很難虧錢的黃金時代”。
換句說,這些創始人是憑運氣和努力賺的錢,雖然個人奮斗發揮作用很大,但最主要的是歷史進程中城市化高速發展的紅利改變了個人命運。
但現在,這些創始人的命運再次被改寫,新的房地產行業周期下,他們沒能再力挽狂瀾。
而像石榴集團這類民營房企,新的房地產周期下,因為創始人利益之爭讓公司陷入經營困境,仍困于草莽時代的弊端。
崔巍二人用不體面的方式將一己之利置于公司利益之上,這對于如何一家商業公司而言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留有余地的是,小崔巍十歲的桑春華說他愿意做出讓步。正如他說,與崔巍共事了長達25年時間,兩人從無到有,為石榴集團付出了無數的心血。
過去的功過成敗已不再是當前的重點,在如今的情境下,兩人的股權利益并不是最為關鍵的。如何確保公司在股東內斗后,恢復穩定運營,維護供應商、業主、員工的利益,確保石榴集團不成為政府的額外負擔。
相比已債務違約、深陷資金危機的民營房企而言,小“作坊模式”的石榴集團還有回旋余地。
但它們所處的房地產行業,再也回不到高歌猛進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