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爾法工場

據媒體最新報道，建行首席財務官生柳榮已出任建信基金黨委書記，并提名董事長。這意味著，在走完必要的程序后，生柳榮或將兼任建信基金董事長一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建信基金董事長更換頻繁，上一任董事長劉軍去年7月才出任，但在今年2月便火速離任，任職尚不滿1年。如今又曝出生柳榮或將兼任董事長一職的消息，不禁引發市場對于建信基金高管頻繁變動的關注。

其實，不只是建信基金，今年以來，公募基金行業已發生250多起高管人事變動，涉及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超過百起，且絕大多數變動來自中小公募。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現象的背后，或與公募行業“馬太效應”加劇有關。

01 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近年來A股機構化進程中，公募基金在資本市場的話語權逐步加強，整體資產規模已突破28萬億元人民幣。不過，基金公司之間貧富不均的“基尼系數”卻在拉大——行業后半段上百家公司的非貨規模合計不足1萬億元，甚至不及一家頭部公司的體量。

規模差距帶來的影響是基金管理費用的天壤之別。

今年上半年，管理費用超過30億元的公募共有三家。相較之下，管理費用低于100萬元的則多達10余家。從凈利潤指標看，不少小基金公司仍在盈虧線上掙扎，更有少數公司的凈利潤仍為負值。具體來看，瑞達、富安達、江信、摩根士丹利、九泰基金的上半年凈利潤分別錄得-555.78萬元、-890.91萬元、-2229.97萬元、-2328.12萬元、-3103.97萬元。

不僅如此，位于后半部分的基金公司還面臨著規模增長乏力、新基頻頻發行失敗等問題，尤其在基金行業陷入“艱難時刻”的2023年，顯得更加突出。部分小基金公司的總經理更是親自跑渠道，以應對基金發行遇冷的市場環境。

即便是跑通了渠道，中小基金公司也容易在新發基金中折戟。今年以來，包括東方基金、金鷹基金、融通基金、永贏基金、民生加銀基金、鵬揚基金、國融基金、中信建投基金在內8家基金公司旗下的9只公募基金發行失敗。

而在熱門基金的發行方面，中小基金公司更是難以與頭部公司抗衡。比如，年內全面提速的各類ETF新品，在發行期間獲市場熱捧，短時間內迅速售罄并實施比例配售，但發行的“頭啖湯”均被頭部公司飲得，大部分中小基金公司成為了“中獎絕緣體”，難以分食蛋糕。

另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即便年內業績表現靠前，但對于規模增長的幫助卻十分有限。這與公募直銷羸弱，主要依靠代銷的模式有關。因為在基金銷售方面，銀行、券商等一些渠道會設置基金準入門檻，比如規模方面，非貨基的門檻有100億元、200億元不等，所以小基金公司的產品往往就會被拒之門外。

此外，在公募降傭的大趨勢下，中小基金公司自身盈利能力相對較弱，在總體購買力下降過程中或將減少對于投研、渠道等方面的投入，相較頭部公司競爭力也將進一步降低。

面對種種困境，一些中小基金公司嘗試通過“換帥”的方式來扭轉困局，但“換帥”的原因卻不盡相同。

02 “個人原因”背后的隱喻

在眾多離任原因中，“個人原因”無疑是最為常見的。這種過于含糊的說法，往往背后隱藏著一些不為外界所知的秘密，比如不久前從華宸未來基金離任的原總經理宋小龍。

提起宋小龍，很多業內人士都頗為熟悉。作為公募行業的一員老將，早在1999年便已入行，歷任富國基金信息技術部項目經理、研究部行業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基金經理、基金經理兼權益投資部總經理、長信基金基金經理、副總經理、太平基金總經理。

2018年5月，宋小龍在太平基金總經理任上尚不足兩年的情況下閃電離任，隨后在7月份就任華宸未來基金總經理一職。回顧宋小龍的任內表現，雖然太平基金的公募資管規模從不足1000萬元迅速升至100多億元，不過后續規模長期停滯，再無明顯增長。宋小龍也開啟了職業生涯的下一站——華宸未來基金。

在擔任華宸未來基金總經理5年多的時間里，宋小龍并未能帶領公司在規模上有所突破，最新管理規模僅有0.6億元，在所有存在存續規模的公募管理機構中，排名倒數第二。這樣的成績，恐怕很難令股東滿意。

此外，北信瑞豐基金近年來持續下滑的整體表現，也是讓很多業內人士頗為感慨。原本有機會跨入千億行列的北信瑞豐基金，至今規模僅剩30億元，作為公司掌舵者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恐怕難辭其咎。

8月17日，北信瑞豐基金發布公告稱，因個人原因，董事長李永東和總經理趙遠峰均于8月15日離任。在李永東任職的近4年時間里，北信瑞豐基金管理規模從2019年末的100多億元，下降至今年二季度末的30.05億元。背后的原因，恐與內部管理混亂有關。

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北信瑞豐基金曾出現過一波離職潮，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督察長在內4位高管以及6位基金經理離職。2022年曾有北信瑞豐基金市場部員工發實名內部信求助，稱公司壓榨一線銷售員工、不報銷銷售費用、更改工作地點并逼迫員工離職等。對于部分問題，當時公司均予以解釋和否認。在今年4月，公司督察長張恩源也因個人原因辭職，督察長職務由李永東代任。

將這樣一系列信息綜合下來，李永東和趙遠峰二人所謂因“個人原因”離任的說法，便不言自明了。

事實上，“個人原因”的隱喻遠不止于此，另謀高就者比比皆是。

其中的一些人，已明確或已走上了新崗位。比如，原貝萊德基金董事長湯曉東將于9月作為中國業務負責人加入城堡證券，原圓信永豐基金總經理蔡炎坤、原東興基金總經理王青已分別出任瑞達基金總經理、銀河金匯資管總經理一職，原嘉合基金董事長已履職港交所董事總經理兼內地業務發展主管。

還有一些人，選擇放下權杖轉身離開，留給吃瓜群眾的多是朦朧的背影。比如，坊間傳言稱，原泰信基金總經理高宇有意到國外發展，原太平基金總經理范宇或將出任證通股份總裁，公司原總裁王關榮將提前退休。

03 一朝天子一朝臣

除了上面所提及撲朔迷離的“個人原因”外，基金公司大股東變動往往也會帶來高管更迭，新華基金便是其中的一家。

今年年初，證監會核準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成為新華基金實控人。此后，新華基金核心管理層迎來一波“洗牌”。2月底，原董事長翟晨曦因個人原因離任，總經理于春玲代任，此時距離翟晨曦2021年4月接任董事長不足兩年。6月底，于春玲升任董事長，并代任總經理一職。

9月2日，新華基金發布高管變更公告，宣布楊金亮自2023年9月1日起擔任總經理，董事長于春玲不再代任。

隨著楊金亮的到任，總經理一職也塵埃落定，意味著新華基金正式完成了管理層的變陣。

從過往履歷看，楊金亮歷任中國證監會辦公廳綜合處副調研員、行政許可申請受理處調研員、新聞辦公室輿情處處長，華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首席風險官，華融中關村不良資產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中郵證券首席風險官兼任合規總監。

不難看出，楊金亮在風控和合規方面可謂經驗豐富，這對于在合規體系和風控能力亟待提升的新華基金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但在提升公司業績的經驗上，卻略顯不足。

無獨有偶，摩根基金也在今年進行了核心管理層的“洗牌”。

今年1月，摩根資產管理取得上投摩根基金100%股權，摩根大通公司成為公司實際控制人。4月11日，上投摩根基金發布公告稱，公司法定名稱由“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變更為“摩根基金管理（中國）有限公司”。

伴隨著公司的更名，核心管理層也迎來一波調整。公司原董事長陳兵離任，Daniel Watkins接任董事長一職。在此之前，Daniel Watkins曾任摩根資產管理亞洲業務首席執行官。而他的上位，恰好也符合公募行業的慣例，即董事長通常由大股東委派。

此后，公司總經理職位也迎來人事變動。原總經理王大智調任為亞太區機構業務主管，帶領和推動摩根資產管理機構業務在亞太區的發展，王瓊慧接任總經理一職。

提起王瓊慧，想必境內資管圈的朋友并不陌生。盡管她此前常駐香港，但在內地監管機構或行業協會等主辦的活動中，會經常見到其身影。特別是在此次被任命為新一任中國首席執行官之前，她早已來到上海，為推進摩根資產管理的中國業務做準備。

公開資料顯示，王瓊慧早在2008年便已加入摩根資產管理，2009年起擔任中國機構業務主管，2014年升任中國區總裁，2016年至2021年間兼任摩根資產管理（中國）有限公司（WFOE）總經理和法人代表。此外，王瓊慧還曾任職于貝萊德和工商銀行總行，工作經歷可謂豐富。

這些寶貴的經驗，使她成為了領導公司中國團隊的理想人選。

但近年來同質化內卷的行業格局與市場下行期相疊加，導致外資公募能做的差異化努力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與外資公募數量逐漸增多相背離是其管理規模卻在不斷縮減，摩根基金近兩年的非貨規模就縮水了超150億元。

而基金產品凈值的大面積下跌，正是其規模縮水的主因。近兩年來，摩根基金旗下凈值出現腰斬的基金數量超過10只。其中，“摩根核心精選”的跌幅更是超過60%排名倒數，業績僅略好于“富安達新興成長”、“恒越品質生活”、“富安達科技領航”等基金。

隨著王瓊慧的走馬上任，未來她將如何帶領摩根基金走出“泥潭”，值得重點關注。

04 雙刃劍

筆者注意到，就在王瓊慧上任后不久，另一家外資公募的核心管理層也出現了調整。

7月8日，路博邁基金發布公告稱，原總經理Patrick Song Liu（劉頌）因工作需要卸任總經理，改任董事長，原董事長閻小慶則改任總經理。

這種高管職位互換的情況，在公募基金行業并不多見。按照業內人士的說法，職位互換通常是基于公司戰略調整方向的一種改變，旨在優化內部管理，通過調整，公司可以確保有更適應當下策略的人員擔任關鍵職位，可視為主動求變的一種方式。

與之相反的是，一些高管因退休或者任期屆滿離任，基金公司則亟需尋找繼任者，以確保公司平穩運營。比如今年以來，同泰基金前董事長劉文燦、中信保誠基金前總經理張翔燕、益民基金前董事長黨均章、興業基金前董事長官恒秋等人的離任，就屬于此類情況。

對于高管變動這一現象，業內人士表示，對于公司來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從這個層面來說，一味地追求高管穩定，其實意義不大。如果現有的高管經營業績不佳，換人也許才是出路。

但對于原本發展穩步向前的基金公司而言，高層變動則是一種內耗。新領導的管理理念如果與前任差異很大，又帶著股東會的目標和期待而來，肯定會做出一些改革。最常見的就是人事洗牌，導致公司短期內不會很穩定。比如其所在的公司，在更換總經理之后，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員工離職，三分之二的部門負責人被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