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于9月1日-9月30日公示征求意見。現行《治安管理處罰法》于2006年頒布，2012年修訂。此次修行草案中修改的內容很多，其中第34條的第二、三兩項引發許多討論：

（二）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的；

（三）制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的；

一些法律界專家學者指出，上述條款的模糊性給予執法者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關于如何去界定“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定義，這就會在處罰的實際執行中帶來一系列問題。

2022年夏天，一位年輕女孩身穿和服走在蘇州淮海街上，被警察以尋釁滋事為由帶走。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帶走女孩的警察指責女生身穿日本和服。之后女孩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穿過漢服，而且還曾穿著漢服去日本拍過照片，自豪地向日本人介紹中國傳統服飾。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引發諸多關注時，有網友發視頻稱，9月6日在武漢盤龍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穿初唐時期服裝拍照時，遭工作人員三次驅趕，工作人員堅持認為她們的妝造是日本風格。如果《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通過，上述事件的當事者盡管沒有“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主觀惡意，仍然有可能陷入法律糾紛。

無論如何，此類事件頻頻在社交網絡上曝出，似乎說明嚴守民族服裝的邊界已成為當下某種道德要求?？墒?，我們真的能用一種民族原教旨主義的眼光去看待服裝嗎？在這個問題上，服飾文化學者劉玲芳的《異服新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線索。

《異服新穿》指出，中日一衣帶水，在兩國漫長且曲折復雜的交流史中，服飾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環節。1910-1920年代中日兩國服飾文化交流達到頂峰，中國人吸收日本近代服飾文化，在國家轉型期改良了本國的傳統服飾，而許多日本人也穿起了中國服。她發現，“在以往有關中日兩國近代服飾文化的研究中，常常會套用一個像‘服飾的近代化=服飾西化’一樣的公式。然而，由于過分強調‘西化’這一詞，反而忽視了中日鄰國之間的相互影響?！?/p>

教育交流推動服飾變遷

清末民初日本服飾對中國服飾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教育實現的。1896年，甲午中日戰爭結束的第二年，清朝派出了首批13位留日學生。中國留學生的裝扮在日本人看來奇特又異類，面對巨大的文化沖擊，幾乎每一個留日男學生都苦惱于是否保留腦后的發辮。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對此有一段很有名的記述：他在櫻花盛開的上野公園看到了幾位“清國留學生”速成班的學生，“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p>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于1912年十月初三頒布了新的服制，在很多正式場合把西服提到了與長袍馬褂幾乎同等的地位。劉玲芳指出，受民國新服制影響最大的恐怕是海外留學生——他們終于可以從外國文明與本國傳統之間的巨大沖突中解放。1910-1930年間日本報刊刊登的留日男學生照片顯示，穿西服的比例顯著上升，而一個更加明顯的現象是，留日男學生越來越常穿日本學生服。

日本學生服由普魯士士兵的軍服設計改良而來，于1879年由日本學習院率先采用為男生制服。從外形上看，這是一種立領、有五粒單扭式紐扣、帶有線袋或附有袋蓋口袋的服裝，由上衣與長褲組合而成。1886年，東京大學采用了這種立領、五粒金扣的制服和制帽，此后這種款式的學生服風靡全日本。劉玲芳發現，和清末留日學生相比，中華民國時期的留日學生不僅完全接受了學生服，還把它當成了一種具有優越感的服裝。

學生裝風潮的部分原因或許在于，1910年代以前，學生裝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了。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為改革教育頒布了“癸卯學制”，幾乎照搬了日本的學制，體操成了高等教育以及各個中學校的必修科目。劉玲芳發現，清末新式學校體操課的操衣與日本學生服非常相似，她因此總結出日本學生服傳入中國的順序：日本學生服-中國新式學堂的操衣（清末）-中國各個學校男生的制服（民國時期）。

中山裝的發明甚至也受到了學生服的影響。1926年，《良友》畫報在孫中山去世第二年推出孫中山紀念號，刊登了一張孫中山身穿淺色制服、手持拐杖和帽子的照片，配以圖說：“先生喜服學生服，今人咸稱中山裝?！?930年代，中山裝被采納為中華民國男性公務員的制服，并在普通民眾中普及開來。

女性服飾的情況又是如何呢？中國女留學生稍晚于男留學生，從1900年代開始赴日，日本女子學校的服飾文化深刻影響了清末民初中國女性的審美。女校規定，制服應用藍色和藏青色的普通布料制作，“凡華麗艷色之服及綢緞奢侈之飾皆宜屏絕”。根據劉玲芳的考證，這種與傳統中國女性服飾戛然不同的樸素風格被“文明新裝”所繼承。

“文明新裝”是1920年代中國女學生所穿的一種服裝，后來傳播到普通女性之中，成為當時最流行的一種女裝。這種服裝以高領上衣和黑色裙子搭配而成，不帶任何華美刺繡，以白、藍、黑三色為基礎色，樸素簡約。1910年，《學部奏遵擬女學服色章程（并單）》規定，“女學堂制服，冬春兩季用藍色，夏秋兩季用淺藍色，均緣以青”，且女學生不得化妝、佩戴首飾。這一規定與日本女子學校的的規定十分類似。中華民國成立初期，基本原封不動地繼承了清末已經形成的近代教育制度，民國時期女學生的服制也沿襲了清末的規定。1946年，《申報》刊登的《上海婦女服裝滄桑史之服裝的演變》一文記錄了“文明新裝”的誕生過程：

“后來留日之風大盛，日本服裝也為一般時髦女子所醉心。當時流行的衣衫是既窄且長，裙上也無繡文，其色尚玄。配上手表，橢圓的小藍色眼鏡，加以皮包和絹傘，是最時髦不過的。此由留日學生介紹而來，表示她是一個具有‘文明’思想的女子?！?/p>

1880-1920年代，中國女性之中還流行一種被稱為“東洋髻”的發型?！皷|洋髻”是中國方面的稱呼，在日本被稱為“和式束發”。它由傳統發髻（即“日本發”）演變而來，整體發量較多，形狀像是腦后的水平狀軟墊，蓬松飽滿。這種發型于1900年代以后在日本流行開來。

劉玲芳認為，東洋髻在普通中國婦女中流行的時期大致為1912-1920年，之后在普通婦女之間的流行逐漸減退，最終只在部分妓女中保留了下來。但東洋髻的流行范圍很廣，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到廣東、東北都曾流行過。不僅漢族婦女一度喜愛東洋髻，蒙古族婦女也曾受之影響。劉玲芳注意到一個現象：1901-1911年，中國為發展女性教育，從日本聘用了大量教師，這些日本教師在中國的軌跡與后來東洋髻在中國流行的范圍部分吻合。歷史文獻顯示，身著異國服飾、擁有豐富知識的年輕日本女教師成為女學生欽慕模仿的對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東洋髻的流行。

中國女留學生對于東洋髻流行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革命家秋瑾或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她身穿日本和服、梳著東洋髻的照片至今仍廣為流傳。她于1904年進入日本實踐女學校學習，留學兩年后歸國。其弟秋宗章回憶稱：“姐姐從日本回來時，穿著一身寬襟博袖紫色底子上印著白色條紋模樣棉織的和服……她的頭發都盤在頭上，最初看的時候還以為是哪兒來的客人呢。”

中國服如何被日本人接受

1910年代以后，名為“中國趣味”的流行趨勢在日本出現。日本人對中國的文化器物、風俗習慣等方面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服飾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包括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內藤湖南在內的一批日本知識分子訪華，撰寫了以中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或游記；日本畫家也開始創作以“穿中國服的女子”為題材的畫作；中國研究相關團體涌現，推出許多介紹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出版物。

1920年代以后，日本輿論場中出現了一種贊美中國服飾的全新看法。中國文化評論家井上紅梅在《中國服之話》中比較了西服、中國服與和服，認為以進步性評價這三種服裝的話，西服第一，中國服第二，和服第三——與和服相比，中國服“曲線少直線多”，更適合人體構造。《中國人的興趣與生活》作者奧田正男提出，中國服結合了和服與西服的優勢，既實用又方便，是最優秀的服裝。1927年，寶文館出版的《適合日本人的衣食住》中更是宣稱“最適合日本人的衣服就是中國服”，而且“中國服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化意義的服裝”。劉玲芳總結了這一時期“中國服優勢論”的四個主要觀點：適合任何季節、寬松舒適、威嚴莊重、具有文化意義。

京劇大師梅蘭芳訪日為中國服流行添了一把火。1919年，梅蘭芳第一次率其藝術團赴日演出，在東京帝國劇場的公演場場爆滿，日本文化界反響強烈。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濱田青陵等13名知名學者撰寫的觀后感被編輯成《品梅記》出版。1924年，梅蘭芳藝術團再度訪日，之后又有其他知名中國戲劇演員赴日演出。這股中國戲劇熱向日本公眾宣傳了包括中國服飾在內的中國文化，當時一些知名歌舞伎演員身穿中國服的照片被報刊刊登，預示了中國服的潮流已開始影響日本人。

在“中國趣味”的推廣方面，日本知識分子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趣味”一詞由谷崎潤一郎在1922年提出，之后被廣泛使用。劉玲芳指出，“中國趣味”反映的其實是當時日本知識分子在日漸西化的時代氛圍中“對本國文化的一些些微的厭惡”，并因此發展出了一種回歸中國文化（日本古典）的傾向。

一些對中國有憧憬、且擁有“中國趣味”的日本文人前往中國游歷，其中不少人嘗試了穿著中國服。1921年，20歲的芥川龍之介以大阪每日新聞社海外視察員的身份被派遣到中國。在大約4個月的旅程中，他拜訪了不少中國政治家和文化名人，辜鴻銘和胡適都對他身穿中國服一事印象深刻。芥川到訪之時，恰逢中日關系因“二十一條”急劇惡化，他在《中國游記》中承認，自己穿著中國服“讓身在北京的諸位日本人感到了麻煩”。但他沒有受到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大膽穿上中國服的舉動幫助他收獲了中國文人的信任，胡適對他評價頗高，“（芥川）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氣”。

同一時期，中國服的魅力也征服了日本女性。日本學者池田忍指出，“進入昭和時代以后，中國服曾作為帝國大都市最前沿的流行被當時的女性所喜愛?！弊钤珀P注中國服的日本人是日本最早培養女醫的機構東京女醫學校的創始人吉岡彌生。1910年11月27日《讀賣》朝刊第三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女子教育家懇談會》的報道，吉岡彌生從衛生的角度給予了中國服極高評價，建議將中國服改良為適合日本人的穿著。1920年11月9日《讀賣》朝刊第四版第一次刊登了日本人改良中國服的報道。1924年以后，日本女性雜志刊登的中國服相關報道突然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引發的中國女性解放運動和“中國新女性”潮流引起了日本女性的關注與欽慕——在當時的一些日本女性知識分子看來，中國婦女的服飾亦象征著她們的進步與文明，值得日本女性模仿。1922年2月24日，《朝日》朝刊第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婦女的活躍度》的文章，文章作者鵜飼浪江寫道：

“最近無論是在其他國家還是在中國，也開始流行了中西混合的服飾穿搭?？粗袊畬W生穿著輕便的服裝闊步向前的樣子，實在是讓我們羨慕不已。中國婦女的生活方式也好，素質也罷，已經與世界文明接軌了，我們日本婦女也要繼續努力前行方可啊。”

1926年2月，《婦女畫報》第三卷第二期刊登了活躍于大正到昭和時期的著名女演員水谷八重子身穿中國服的照片。圖說介紹稱：“婦女們熱衷的那美麗又有韻味的中國服，其實去年開始就在電影女演員之間流行了起來……”劉玲芳查閱當時的日本雜志發現，日本女性之中流行的中國服有兩種，一種是由漢族女性常服改良而來的上衣下裙，另一種則是滿族女性穿的旗袍類型的服裝。

最早開始穿著中國服的日本女性多屬于日本上流社會或精英階層，然而在中國服潮流達到頂峰的時候，無論社會地位、年齡、性別，中國服已成為了一種大眾潮流，甚至連中國風睡衣、中國風飾品也備受歡迎。劉玲芳認為，“明治時期以來，外來的服飾中除了西服，就只有中國服產生了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边@股潮流在1920年代末突然消退，《異服新穿》分析了其中三個原因：第一，時尚潮流本就轉瞬即逝；第二，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直接導致了中日關系急劇惡化，政治影響外溢到了文化交流；第三，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大蕭條波及了日本時尚界，間接地提前結束了中國服的流行。

從日本學生服到中山裝，從日本女校的樸素著裝風格到“文明新裝”，從長袍馬褂和“文明新裝”再到中國服，1910-1920年代中日之間服飾文化交流程度之深，令人驚訝。如劉玲芳所言，“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當時都有一部分人認識到西服其實并不適合我們亞洲人，而巧妙的是，大家不約而同地否定了本國的傳統服飾。反過來，中國人青睞日本學生服，而日本人憧憬中國服，并且大家都真正地穿上了對方國家的服裝。”這段歷史也提醒我們，確認文化邊界既無用又無益，文化總是在流動和吸收中不斷前進。

（文中圖片來自《異服新穿》，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