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張熹瓏

界面新聞編輯 | 林騰

在香港定居三個月后，Adam已經深諳這座城市的“法則”：茶餐廳用“走”“飛”作為點餐暗語，在展不開拳腳的狹窄租屋里用晾衣桿彌補沒有陽臺的缺陷；工作上，人們更習慣用郵件來往，而非社交平臺私聊，哪怕跟對方很熟絡。

“香港是一個基于規則運作的社會。”這種邏輯還體現在加班需要經過審批。Adam形容自己是個“不會說體面話、不會搞關系”的人，新環境則讓他如魚得水。

Adam是內地居民移居香港的縮影之一。中環、灣仔、尖沙咀、銅鑼灣，每一個響當當的名字都勾勒出國際大都市的輪廓。這里再現的人流如織，不僅有個人游客、商務客，還有試圖來發展的求職者、帶娃港漂和低技術勞工。

8月15日，香港政府統計處發布2023年年中人口臨時數字為749.81萬人，一扭過去三年的人口跌勢，按年增加15.2萬人，升幅為2.1%。港府發言人指出，除了返回的香港居民，亦有一些內地及海外人士透過各項計劃移入香港，使上半年錄得大量居民凈移入。

“東方之珠”依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不管是被90后鐘情的“加班要打申請”職場文化，還是80后向往的國際化教育環境，亦或是70后看重的高薪水。

“移民城市”從不缺移民。但更明顯的變化在于，香港對內地人才的需求達到了歷史巔峰。從各類人才計劃，到外勞輸入方案，香港從未如此迫切需要新活力的注入。在尖沙咀廣東道，時常可以看到有人舉著牌子，寫著“身份規劃”、“移民”。

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們，用各自的方式丈量香港。每個涌向香港的內地移民，也為這座城市的鴻篇樂章貢獻了起承轉合。

拿到高才通只是一個開始

剛剛過去的5月，黎舞“喜提”人生中的第一個母親節。陪娃午睡的間隙，她在百度搜索框輸入“香港國際學校”。她的電腦里，excel表格已經把香港各國際學校做了個排名，家長口碑和IB成績、年級設置、是否包括幼兒園、學費和申請截止時間等信息應有盡有。這是她瀏覽了各社交平臺、學校官網，還問了好幾家中介后得出的成果。

母親節前的1個月，黎舞收到了高才通獲批的郵件，她是B類申請者。她戲稱，“孩子還沒學會講話，媽媽就開始考慮在哪讀書了。”申請高才通的最主要原因，是打算帶孩子去香港讀書。

黎舞身處深圳，其學位緊張程度在一二線城市中位于前列。數據顯示，2022年深圳公辦普高錄取率達53%——只有約一半的學生有機會進入公辦普高。她曾計劃將孩子送去國際學校，但比較后發現香港國際學校費用甚至更便宜。恰逢高才通政策出臺，對比下來，“孩子去香港讀七年還能拿到香港身份。”

截至7月底，“高才通”計劃已接獲超過4萬宗申請，批出超過3萬宗申請。相當一部分申請者是為了“雞娃”。相比大多數將高才通作為加強版通行證的申請者，以黎舞為代表的母親們決心非常堅定。

來自武漢的方萍也在3月底申請了高才通，在6月通過。邁入2023年，方萍已經34歲了，但她仍選擇“裸辭”。教育問題同樣是趨勢她申請高才通的關鍵。

方萍的兒子正上四年級。她明顯感覺到，自從進入三年級后，孩子便進入了“不得不卷”的狀況，伴隨家庭作業和各種考試，“小孩子的活力好像一點點埋沒在里面。”

“所以在孩子的教育上，我在尋求轉向。”雖然自己畢業于985院校，但方萍形容為只是“憑借一點點天賦和自覺”：“放到現在，要去競爭一個雙一流院校，可能是百里挑一或千里挑一。”

她盤算著，如果孩子能在香港讀書，上港八大或內地雙一流的機會將大大增加。加上香港學校在語言方面和國際接軌，也增加了上名校的概率。

現在，黎舞開始憂慮住哪里——是當辛苦的深圳跨境學童、每年省下幾十萬，還是投入大部分積蓄，只為在寸金寸土的香港謀一個容身之所？香港國際學校就像個過濾器，對于拼命踮起腳尖才能夠得著的她來說，拿到高才通簽證只是一個開始。

“在這里，加班還要打申請”

比起決心要拿到香港永久身份的80后母親，90后的態度則彈性得多。

Adam在今年5月通過專才計劃來到香港，從事IT崗位。4月之前，他在廣州一家國際學校工作。他的托福有112分，“但在這里語言優勢和頭腦派不上用場，想趁著年輕出去闖一闖，謀一份出路。”

翰德是香港領先的人才解決方案提供商之一。翰德大中華區副總裁兼中國香港地區負責人Sid Sibal在香港生活了12年，他觀察到越來越多來自內地的候選人向香港企業提交了職位申請。他認為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激勵：更多的工作機會及更多與高級管理層接觸的機會（許多企業的區域總部和大中華區總部都設在香港）；更寬廣的國際視野（將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有競爭力的報酬。

國際化是香港職場最重要的“賣點”。除此之外，其職場文化亦受到年輕人的認同。Adam這樣形容自己與公司的關系：“公司沒把我當家人，也希望我不要把公司當家，到了下班點就趕緊收工。”

在香港讀書后通過IANG簽證留下、從事金融業的白嘉也提到，可以在6點后跟工作劃清界限，“我們公司加班還要打申請——為什么要加班，什么部門提出加班。”

采訪過程中，Adam反復說起“我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感覺跟他們不一樣”。他口中的“他們”，是指以永居身份為最終目標的一批人。在此前就職的國際學校中，他就接觸到不少“雙非”香港學生。

“對我自己來說，拿不拿永居其實沒什么分別，這取決于以后是否有小朋友。”Adam認為，香港對他的意義更在于，是一個更適合發展的平臺。

除了“雞娃”，方萍也在“雞自己”。畢業后，她在一家傳統媒體待了11年，面臨上升瓶頸期。她計劃轉行市場或者公關，“香港挺打動我的是沒有35歲年齡歧視。”

等待新活力的東方之珠

香港對內地人士的需求，達到了歷史巔峰。

2020至2022年，香港累計流失人口約19萬人。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10月發布的首份《施政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更積極和進取地“搶人才”。

這個需求并非一蹴而就。Sid認為：“香港公司雇傭內地員工的趨勢是在過去十多年中逐步形成的，在2019年香港社會事件之后的四年加速增長。許多企業將亞太總部遷至新加坡等地，這導致了更多以香港為基地的辦事處將業務重點放在大中華區市場上，而不是整個亞太市場。因此，流利的普通話以及理解如何與內地做生意成為了企業對內地員工需求量大的主要驅動因素。”

通關之后，內地客源再次成為香港市場的“金主”之一。8月底，香港龍頭航司國泰航空開啟了首次在內地的招聘。“隨著在內地業務的擴大，內地顧客越來越多，團隊很需要由內地人員組成的空乘。”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紹波告訴界面大灣區，預計內地人才招聘在2025年超過4000人，將是繼香港員工后的第二大組成部分，包括見習飛行員、空乘、資訊科技人員、客服、后勤等。

富衛、友邦、保誠等保險公司也紛紛向高才通人才拋出橄欖枝，定制專門的招聘計劃。富衛保險相關負責人Monica向界面大灣區表示，目前內地訂單大概占40%，“公司以前主要面向本地高端市場，現在有意擴大內地市場。”她對比過，內地客戶的保單金額普遍高于本地客戶，“每年的保費可能有10-20萬。”

在保險圈，“熟人經濟”的特征非常明顯。Monica提及，內地員工有很大的內地朋友圈，這是其優勢，也是公司增加內地員工的目的所在。

Sid觀察到，金融服務（包括銀行、證券、資產管理）、奢侈品、保險和科技，是排名前四的對內地員工需求量較大的行業：“對于銷售職位，雇主更期待候選人擁有自己的業務網絡并從中獲得機會。技術職位的需求主要源于本地市場的人才短缺，而來自內地的候選人能填補例如開發人員或基礎設施職位的空缺。”

另一個推動因素在于，隨著大灣區聯通程度的提高，過去部分阻力（例如香港過高的住房成本）正在減小。根據香港機管局規定，獲聘的內地員工在與香港機場通勤小于90分鐘的情況下，可居住于大灣區內。來自西安的彭程是國泰航空內地招聘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告訴記者，以香港生活成本來看，空乘的薪酬并不算很高，“但是如果能住在珠海，吸引力會大很多。”

決定在香港生活的黎舞亦認為，內地生活不會受到太大影響：“有高鐵后往返很方便，進可攻退可守，不用非要抉擇哪個城市。”

從“抽彩票”到“香港之夢”

頭部行業的員工輸入，形成一場香港市場和內地人士的“雙向奔赴”。

事實上，這樣的“奔赴”不僅存在于頭部行業，也存在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

6月13日，香港發布輸入勞工方案，計劃面向建造業和運輸業吸引2萬名外來勞工。相比2019年同期，今年2-4月，香港低技術勞動人口減少了約16萬人。

運輸業尤為明顯。香港島一家小巴公司的負責人李斌向記者透露，這個行業“香港沒有人接手，年紀都比較大。同行有的在10年前已經出現人手短缺”。

白嘉在6月開始發展起一門“副業”——外勞中介。她最初想為親戚謀一份香港護理員的工作，這一過程中發現不少人存在這個需求。她索性建了個群，以成本價收費幫申請人撰寫、投遞簡歷，并安排面試。建了不到三個月，群里已經超過300人。

大量內地勞工前往香港尋找機會，首先從蹭蹭上漲的中介費反映出來。白嘉發覺，今年中介人數大量增加，“很多中介收費達到5萬或以上。”

相比計劃留在香港的人才，寄望于外勞輸入方案的人們目的簡單得多——除了賺錢還是賺錢。根據港府公布的“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潛水員（建造工作）、機械操作設備工（塔式起重機）及打樁工等工資中位數均超過4萬港元。

來找白嘉辦理申請的人士大多在40-50歲之間，“破產”、“欠債”、“失業”是她頻頻聽到的關鍵詞，香港為他們賺取疫后第一桶金提供了機會。白嘉認識一對夫妻，女方有大學文憑，以前是會計，疫情期間失業了；男方在這幾年做生意把錢虧完了，面臨債主登門，“他們一上來就跟我說，真的很需要這份外勞工作，要努力工作還清債務，不怕累，哪個行業都可以。”

只是無論對于雇主還是準雇員，這仍是一場未知的博弈。李斌最近剛剛面試了一批來自內地的員工，大家基本能聽懂粵語。但實際能留下多少人，他自己心里也沒數。一方面，公司現在還在申請名額；另一方面，首次以這種形式聘請員工，運輸署還沒有標準框架，食宿、培訓、考證，一環扣一環，他自己也在摸索一套流程。

白嘉把外勞申請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進面試的是少數人，面試又篩去了一批人，通過后能否考到牌照也是未知數。甚至雇主也在等待外勞名額，誰都不能保證沒有變數。

她曾將群名改為“抽彩票”，但沒多久又改成了“香港之夢”：“這過程接觸到的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相比我主業面對的是一些數字、公司數據，有很大不同。”

十多年前，方萍曾跟團到香港旅游。那個時候，港澳通行證還是一個小本。維多利亞港璀璨的夜景、拔地而起的鋼鐵森林，十多年過去，“東方之珠”似乎沒有改變，但又變了許多。發達的金融業、多語言并存的環境，吸引了大批人前后奔赴；但曾經的購物天堂，似乎也隨著旅客游覽方式的改變，地位在下滑。與此同時，香港服務業也等待著新的生力軍。

“大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階段，都在觀望。但能確定的是，香港跟內地的聯系會越來越緊密。”白嘉說，她現在只期待一個成功的案例。

 

（文中除了Sid Sibal、林紹波，其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