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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我們的電影怎么越來越多了?| 編輯部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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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我們的電影怎么越來越多了?| 編輯部聊天室

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情緒。

《孤注一擲》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第100期主持人|潘文捷

今年,電影《消失的她》為我們展示了一場東南亞的“畸形秀”——在這一都市傳說中,夫妻在東南亞旅行,妻子在試衣間試衣服的時候突然失蹤,丈夫苦尋多年,最終赫然發現妻子變成了舞臺上的“人彘”。這樣的電影內容和今年流行的在泰國男模餐廳被“噶腰子”的傳聞一起,嚇住了一部分想要前往東南亞旅行的游客。雖然泰國官方已對“噶腰子”傳聞進行了辟謠,但類似的故事依然令人過目難忘。 

一位網友針對《消失的她》中的畸形秀發表的評論

而另一部商業電影《孤注一擲》則化身為反詐教育片。在這個故事中,郁郁不得志的程序員和渴望嶄露頭角的模特,被海外高薪招聘吸引,決定出外闖蕩淘金,卻意外卷入了一場精心策劃的網絡騙局。這部電影反映的是“緬北詐騙”。8月,緬甸商務部長昂乃烏針對緬北電詐問題進行了回應。他表示,緬北電詐問題并沒有媒體報道的那么嚴重,國際輿論中存在很多虛假新聞,只有真正來到緬甸才能了解真相。與此同時,關于緬北的新聞與傳說依然鋪天蓋地,真假難辨。

在未來,類似的電影或許還有更多——電影《鸚鵡殺》定檔于9月15日,被冠以“首部殺豬盤女性反殺電影”的名號。據報道,電影故事源自大量“殺豬盤”真實案例,真實再現“以愛為名”的殺豬盤犯罪套路,電影的宣傳語為“你在熱戀,他在詐騙”。這看似是一部詐騙教育公益片,實際上卻是一部需要觀眾貢獻票房的商業電影。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類電影稱為“恐嚇電影”的話,為什么它們在今天如此流行?

01 恐懼文化大行其道體現出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林子人:其實《消失的她》《孤注一擲》我都沒看過,但感覺在社交網絡上隨便刷刷別人的帖子,劇情了解得也差不多了。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兩部熱門國產電影有很強的議題導向,印象中《消失的她》在宣傳中有提到以泰國墜崖妻子的事件為創作靈感,《孤注一擲》則與近期密集出現的緬甸詐騙犯罪新聞密切相關。議題先行的結果就是觀眾很有可能會混淆藝術創作和社會現實的邊界,把電影當成某種更精良、更有戲劇沖突的紀錄片來看,這就會出現“國內這么多好地方可以去玩,確實沒必要跑到國外去”之類的觀后感。

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情緒,但這個現象倒也不止在中國發生。早在1997年,英國社會學家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就提出過“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的概念。他認為,“恐懼對人們思考生活方式和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公共修辭持續引用恐懼話語,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也越來越聳人聽聞?!边@一現象之所以會在西方出現有若干因素,其中之一是人們對傷害和規避風險越來越敏感,而被定義為有風險的生活體驗的范圍也隨之不斷擴大。

《恐懼》
[英]弗蘭克·菲雷迪 著 吳萬偉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9

菲雷迪提出的另外一個因素——也是和我們所談的“恐嚇電影”更相關的一個因素——是大眾傳媒在形塑恐懼文化上發揮的重要作用?!芭c其說媒體制造了恐懼,倒不如說它提供了讓人們間接體驗到恐懼的媒介?!狈评椎显凇犊謶帧芬粫性▽W理論家克里斯托弗·古澤利安的觀點指出,恐懼的間接性是當代恐懼文化最明顯的特征,“當今制造恐懼的多是風險的傳播,而非個人經歷。”

說到底,恐懼文化大行其道是因為社會大環境中道德混亂,缺乏信任,更重要的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人們如今傾向于從消極的角度看待不確定性,那么變化本身就是充滿威脅性的、令人恐懼的。這個變化可能是身處異國他鄉,也可能是某種系統性變革。

徐魯青:這點還挺有感觸的。我很久沒用安卓手機,有一次回家用我媽的手機,點開手機自帶的瀏覽器,首頁撲面而來一大堆聳人聽聞的恐嚇性消息,大多是配上幾張電影截圖,充斥著奇情甚至色情獵奇感,諸如女大學生東南亞失聯最后在紅燈區找到、女大學生失蹤后在山區當性奴、女大學生酒吧喝醉被撿尸等等。這些信息很大程度建構了她對于外部世界的想象。

潘文捷:新聞工作者多少能夠理解以恐懼和威脅為賣點的行為。在KPI的指引之下,我作為內容生產者也會思考什么樣的內容更加吸引人。標題中帶有懸念、刺激、威脅等內容的,天然就會吸引人們的眼球,流量比較高也實屬正常。尤其是自媒體時代,大家都在競相爭奪注意力,內容工作者去追求這些在所難免。

恐嚇本身甚至會帶來一種安全感——啊,因為他們這樣做了(比如去緬北了、去泰國了)才會遇到這種事,我不做就行了,甚至帶來優越感——連中科大博士都被騙了,我都沒有被騙呢。

02 乖乖待著就不會有危險,保守的“島宇宙”只會越縮越小

董子琪:我想到了欒保群討論的志怪小說——鬼化作人的樣子在市集上販鴨子,所謂鬼就是人群中的陌生人。那么不管是緬北詐騙還是家暴男,都像是“鬼”的化身。我有陣子癡迷看《今日說法》系列節目,其中有一類案件是網絡交友詐騙,真相大白之后,警方往往會提醒廣大男性用戶不要被“女鬼”所騙,那些聲音甜美、面貌姣好的女子并不真的要跟你約會,而如同畫皮“女鬼”冒名頂替是來騙錢索命的。這類案件看多了也會有點心驚,多少年了,世間還是流行“紅粉骷髏”的喻世明言。

由警醒世人的喻世明言,我又想到中國“神道設教”的傳統,即儒家知識分子其實并不相信鬼神報應之說,但為了警醒世人、規范行為,也就將就應用了神鬼之說,像祥林嫂聽到的再嫁的女人死后要被扯作兩段的嚇唬,還有“十八層地獄”的信仰,正是這類產物。祥林嫂是真的害怕人死后有靈魂,因為魯四老爺和眾多權威都告訴她,這個世界是不會錯的,到死了都得遵守貞潔,至于她的不安恐懼、不得救贖是最微不足道的。

“他們所關注的在于民心的安定與社會秩序的維持,也就是期待使小人畏懼、讓不善消弭,而對于煎熬在現世苦痛中的人們靈魂的救贖,基本上不去關心,”日本學者丸尾常喜的這句話或許也可以用于點評恐嚇電影。

這類恐嚇電影和真正的恐怖片差別在哪呢?《消失的她》《孤注一擲》是不是都在假設這個世界的安穩以及外部世界的動蕩,而真正的恐怖片即使有這個世界與那個世界的分別——比如《迷霧》以及《寂靜之地》——也會假設恐怖會一點點蔓延,根本沒有什么所謂的安全之地,最終所有人都會卷入其中。也就是說,在恐嚇電影中,人只要乖乖待著就不會有危險;而在恐怖電影里,魔鬼、喪尸、怪物遲早都會找上門。

《將熟悉變為陌生》
[英國] 齊格蒙·鮑曼 著 王立秋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3

鮑曼在對話錄《將熟悉變為陌生》里重提弗洛伊德的結論:現代人類精神痛苦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為了文明提供的安全犧牲了太多的自由,而他認為恰恰相反,人們為了自由而犧牲了太多安全。鮑曼所說的是否正確姑且不論,這是否是許多人被恐嚇住的真實原因?

尹清露:利用人的恐懼心理排除異己,劃分出“安全的此岸”和“危險的彼岸”,這在日本近些年來的電影/動畫譜系中也很常見。有所不同的是,就如社會學者吉田俊哉在《平成時代》一書中指出的,恐懼與對崩潰的擔憂并非來自某種外部的攻擊,而是由內部產生的——吉田將平成定義為“失敗的時代”,日本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少子老齡化的潮流中接連遭遇挫敗,而對失敗的預感早已在《阿基拉》《新世紀福音戰士》《二十世紀少年》等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中體現出來。這些作品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即對于末日來臨的恐懼。

《平成時代》
[日]吉見俊哉 著 洪云鑫 譯
新星出版社 2023

而評論家宇野常寬認為,隨著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的潰敗越來越明顯,千禧年后的日本文藝作品進入了“大逃殺”和“決斷主義”的模式,無論是校園生存類電影《大逃殺》還是動畫《死亡筆記》等作品,都將世界的不透明性/無秩序性當作前提接受下來,并且不假思索地踏出腳步。它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自閉家里蹲的話就會被殺掉,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這形成了一個排除型的“島宇宙”社會,區分敵友變得重要。

這樣的作品是保守和退縮的,它們利用的情緒也與《消失的她》《孤注一擲》如出一轍。當然也有不同,比如日本的大逃殺類作品的舞臺多設置在日本國內,其崩潰也是出于內部,而這些中國國內的電影區分了“安全的國內”和“危險的國外”。但是我認為情緒具有強烈的延展性,上一秒害怕東南亞,或許下一秒就會擔憂鄰居,保守的“島宇宙”不可能主動擴大,只會越縮越小。

《大逃殺》海報 圖片來源:豆瓣

03 拍出好的現實主義的人一定不夠斬釘截鐵

潘文捷我們愿意相信的現實,和真正的現實之間的是存在鴻溝的。美國《科學》雜志曾經發表了一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的研究,假新聞在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是真實新聞的6倍,且假新聞更容易得到轉發。研究人員稱,公眾之所以更喜歡分享假新聞,是因為它更加聳人聽聞。在讀者眼中,這些假新聞比真相更“真”,更像是現實。那么,所謂恐嚇電影中的現實主義和以往的現實主義是否存在差別呢?

徐魯青:最近有評論說今年票房大熱的電影暑期檔充斥“塑料現實主義”,看似在揭露社會黑暗,實則是蹭熱點的“議題電影”。現實主義和偽現實主義之間的區別是什么呢?我最近正好在看紀錄片《夢的背后》,拍的是婁燁《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制作過程,我覺得拍出好的現實主義的人一定是不夠斬釘截鐵的,對于何謂“正確”不夠了然于心的。

對議題的直接展示與直接判斷,當然遠比呈現復雜、曖昧與幽微的現實簡單得多,也討喜得多。其實不光是拍電影的人,在圖書領域,現在許多文學書籍的營銷都是“社科化”的,只需要把枝葉叢生的文本削成一句簡單的宣言。有編輯和我聊到,或許這樣更讓人有“獲得感”——讀完這本書我們至少能收獲一個道理,明白一些東西,誰有時間花在一些復雜無用的感受上呢?

評論者也很容易被議題裹挾,因為這是最省力氣的生產方式,也更能滿足讀者的預期。我面對直覺型的創作者常常手足無措,該如何寫他們的專訪呢?他們仿佛更在意矛盾和細節,他們的思路總是跳躍、糾纏,或者就是,根本沒想這么多。但采訪對象不擅長總結歸納和判斷,寫出來的對話就不夠好看,看起來不夠一針見血。我很喜歡《野蠻人入侵》這部電影,在暑期檔里它表現平平,為了博得更多票房,宣發上會挑出其中符合女性主義標準的臺詞,會強調故事展現的是母職困境,但電影文本的復雜性要遠遠溢出這些議題拼盤。相反,“塑料現實主義”可以輕而易舉以議題概括,它們用人們對議題的想象搭建起框架,文本只負責乖順地把骨架填充起來,讓它們看起來更嚴絲合縫,而非造成任何動搖。

尹清露“恐嚇”和“恐怖”的區別很有趣,恐怖帶來內心的搖晃不安,它可以成為建立全新自我的契機;而恐嚇帶來的是“安全的刺激感”,只要識別出“他者”,即殺豬盤/詐騙犯,你在“自己人”這邊就是安全的。我想,這也是現實主義與偽現實主義的重要區分。

吉田俊哉舉了一個例子:1995年日本沙林毒氣事件之后,媒體制造出一系列奧姆真理教報道節目,人們就像看都市怪談電視劇那樣癡迷地觀看著,感到害怕的同時也很享受其中的內容。吉田認為,這樣的做法使得民眾將教徒們視為他者,以解釋他們為何與日本社會格格不入,可是這樣一來,也剝奪了民眾對現實發出根本質疑的可能性。同樣,《孤注一擲》這類“抖音化的電影”也具有這類都市怪談的廉價情緒。我自己也很喜歡看《誠如神之所說》《朋友游戲》這種日本校園逃殺漫畫,它們的確帶來了強烈的快感,但快感過后則是無盡的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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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我們的電影怎么越來越多了?| 編輯部聊天室

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情緒。

《孤注一擲》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第100期主持人|潘文捷

今年,電影《消失的她》為我們展示了一場東南亞的“畸形秀”——在這一都市傳說中,夫妻在東南亞旅行,妻子在試衣間試衣服的時候突然失蹤,丈夫苦尋多年,最終赫然發現妻子變成了舞臺上的“人彘”。這樣的電影內容和今年流行的在泰國男模餐廳被“噶腰子”的傳聞一起,嚇住了一部分想要前往東南亞旅行的游客。雖然泰國官方已對“噶腰子”傳聞進行了辟謠,但類似的故事依然令人過目難忘。 

一位網友針對《消失的她》中的畸形秀發表的評論

而另一部商業電影《孤注一擲》則化身為反詐教育片。在這個故事中,郁郁不得志的程序員和渴望嶄露頭角的模特,被海外高薪招聘吸引,決定出外闖蕩淘金,卻意外卷入了一場精心策劃的網絡騙局。這部電影反映的是“緬北詐騙”。8月,緬甸商務部長昂乃烏針對緬北電詐問題進行了回應。他表示,緬北電詐問題并沒有媒體報道的那么嚴重,國際輿論中存在很多虛假新聞,只有真正來到緬甸才能了解真相。與此同時,關于緬北的新聞與傳說依然鋪天蓋地,真假難辨。

在未來,類似的電影或許還有更多——電影《鸚鵡殺》定檔于9月15日,被冠以“首部殺豬盤女性反殺電影”的名號。據報道,電影故事源自大量“殺豬盤”真實案例,真實再現“以愛為名”的殺豬盤犯罪套路,電影的宣傳語為“你在熱戀,他在詐騙”。這看似是一部詐騙教育公益片,實際上卻是一部需要觀眾貢獻票房的商業電影。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類電影稱為“恐嚇電影”的話,為什么它們在今天如此流行?

01 恐懼文化大行其道體現出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林子人:其實《消失的她》《孤注一擲》我都沒看過,但感覺在社交網絡上隨便刷刷別人的帖子,劇情了解得也差不多了。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兩部熱門國產電影有很強的議題導向,印象中《消失的她》在宣傳中有提到以泰國墜崖妻子的事件為創作靈感,《孤注一擲》則與近期密集出現的緬甸詐騙犯罪新聞密切相關。議題先行的結果就是觀眾很有可能會混淆藝術創作和社會現實的邊界,把電影當成某種更精良、更有戲劇沖突的紀錄片來看,這就會出現“國內這么多好地方可以去玩,確實沒必要跑到國外去”之類的觀后感。

恐懼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情緒,但這個現象倒也不止在中國發生。早在1997年,英國社會學家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就提出過“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的概念。他認為,“恐懼對人們思考生活方式和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公共修辭持續引用恐懼話語,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也越來越聳人聽聞。”這一現象之所以會在西方出現有若干因素,其中之一是人們對傷害和規避風險越來越敏感,而被定義為有風險的生活體驗的范圍也隨之不斷擴大。

《恐懼》
[英]弗蘭克·菲雷迪 著 吳萬偉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9

菲雷迪提出的另外一個因素——也是和我們所談的“恐嚇電影”更相關的一個因素——是大眾傳媒在形塑恐懼文化上發揮的重要作用?!芭c其說媒體制造了恐懼,倒不如說它提供了讓人們間接體驗到恐懼的媒介?!狈评椎显凇犊謶帧芬粫性▽W理論家克里斯托弗·古澤利安的觀點指出,恐懼的間接性是當代恐懼文化最明顯的特征,“當今制造恐懼的多是風險的傳播,而非個人經歷。”

說到底,恐懼文化大行其道是因為社會大環境中道德混亂,缺乏信任,更重要的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人們如今傾向于從消極的角度看待不確定性,那么變化本身就是充滿威脅性的、令人恐懼的。這個變化可能是身處異國他鄉,也可能是某種系統性變革。

徐魯青:這點還挺有感觸的。我很久沒用安卓手機,有一次回家用我媽的手機,點開手機自帶的瀏覽器,首頁撲面而來一大堆聳人聽聞的恐嚇性消息,大多是配上幾張電影截圖,充斥著奇情甚至色情獵奇感,諸如女大學生東南亞失聯最后在紅燈區找到、女大學生失蹤后在山區當性奴、女大學生酒吧喝醉被撿尸等等。這些信息很大程度建構了她對于外部世界的想象。

潘文捷:新聞工作者多少能夠理解以恐懼和威脅為賣點的行為。在KPI的指引之下,我作為內容生產者也會思考什么樣的內容更加吸引人。標題中帶有懸念、刺激、威脅等內容的,天然就會吸引人們的眼球,流量比較高也實屬正常。尤其是自媒體時代,大家都在競相爭奪注意力,內容工作者去追求這些在所難免。

恐嚇本身甚至會帶來一種安全感——啊,因為他們這樣做了(比如去緬北了、去泰國了)才會遇到這種事,我不做就行了,甚至帶來優越感——連中科大博士都被騙了,我都沒有被騙呢。

02 乖乖待著就不會有危險,保守的“島宇宙”只會越縮越小

董子琪:我想到了欒保群討論的志怪小說——鬼化作人的樣子在市集上販鴨子,所謂鬼就是人群中的陌生人。那么不管是緬北詐騙還是家暴男,都像是“鬼”的化身。我有陣子癡迷看《今日說法》系列節目,其中有一類案件是網絡交友詐騙,真相大白之后,警方往往會提醒廣大男性用戶不要被“女鬼”所騙,那些聲音甜美、面貌姣好的女子并不真的要跟你約會,而如同畫皮“女鬼”冒名頂替是來騙錢索命的。這類案件看多了也會有點心驚,多少年了,世間還是流行“紅粉骷髏”的喻世明言。

由警醒世人的喻世明言,我又想到中國“神道設教”的傳統,即儒家知識分子其實并不相信鬼神報應之說,但為了警醒世人、規范行為,也就將就應用了神鬼之說,像祥林嫂聽到的再嫁的女人死后要被扯作兩段的嚇唬,還有“十八層地獄”的信仰,正是這類產物。祥林嫂是真的害怕人死后有靈魂,因為魯四老爺和眾多權威都告訴她,這個世界是不會錯的,到死了都得遵守貞潔,至于她的不安恐懼、不得救贖是最微不足道的。

“他們所關注的在于民心的安定與社會秩序的維持,也就是期待使小人畏懼、讓不善消弭,而對于煎熬在現世苦痛中的人們靈魂的救贖,基本上不去關心,”日本學者丸尾常喜的這句話或許也可以用于點評恐嚇電影。

這類恐嚇電影和真正的恐怖片差別在哪呢?《消失的她》《孤注一擲》是不是都在假設這個世界的安穩以及外部世界的動蕩,而真正的恐怖片即使有這個世界與那個世界的分別——比如《迷霧》以及《寂靜之地》——也會假設恐怖會一點點蔓延,根本沒有什么所謂的安全之地,最終所有人都會卷入其中。也就是說,在恐嚇電影中,人只要乖乖待著就不會有危險;而在恐怖電影里,魔鬼、喪尸、怪物遲早都會找上門。

《將熟悉變為陌生》
[英國] 齊格蒙·鮑曼 著 王立秋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3

鮑曼在對話錄《將熟悉變為陌生》里重提弗洛伊德的結論:現代人類精神痛苦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為了文明提供的安全犧牲了太多的自由,而他認為恰恰相反,人們為了自由而犧牲了太多安全。鮑曼所說的是否正確姑且不論,這是否是許多人被恐嚇住的真實原因?

尹清露:利用人的恐懼心理排除異己,劃分出“安全的此岸”和“危險的彼岸”,這在日本近些年來的電影/動畫譜系中也很常見。有所不同的是,就如社會學者吉田俊哉在《平成時代》一書中指出的,恐懼與對崩潰的擔憂并非來自某種外部的攻擊,而是由內部產生的——吉田將平成定義為“失敗的時代”,日本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少子老齡化的潮流中接連遭遇挫敗,而對失敗的預感早已在《阿基拉》《新世紀福音戰士》《二十世紀少年》等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中體現出來。這些作品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即對于末日來臨的恐懼。

《平成時代》
[日]吉見俊哉 著 洪云鑫 譯
新星出版社 2023

而評論家宇野常寬認為,隨著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的潰敗越來越明顯,千禧年后的日本文藝作品進入了“大逃殺”和“決斷主義”的模式,無論是校園生存類電影《大逃殺》還是動畫《死亡筆記》等作品,都將世界的不透明性/無秩序性當作前提接受下來,并且不假思索地踏出腳步。它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自閉家里蹲的話就會被殺掉,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這形成了一個排除型的“島宇宙”社會,區分敵友變得重要。

這樣的作品是保守和退縮的,它們利用的情緒也與《消失的她》《孤注一擲》如出一轍。當然也有不同,比如日本的大逃殺類作品的舞臺多設置在日本國內,其崩潰也是出于內部,而這些中國國內的電影區分了“安全的國內”和“危險的國外”。但是我認為情緒具有強烈的延展性,上一秒害怕東南亞,或許下一秒就會擔憂鄰居,保守的“島宇宙”不可能主動擴大,只會越縮越小。

《大逃殺》海報 圖片來源:豆瓣

03 拍出好的現實主義的人一定不夠斬釘截鐵

潘文捷我們愿意相信的現實,和真正的現實之間的是存在鴻溝的。美國《科學》雜志曾經發表了一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的研究,假新聞在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是真實新聞的6倍,且假新聞更容易得到轉發。研究人員稱,公眾之所以更喜歡分享假新聞,是因為它更加聳人聽聞。在讀者眼中,這些假新聞比真相更“真”,更像是現實。那么,所謂恐嚇電影中的現實主義和以往的現實主義是否存在差別呢?

徐魯青:最近有評論說今年票房大熱的電影暑期檔充斥“塑料現實主義”,看似在揭露社會黑暗,實則是蹭熱點的“議題電影”。現實主義和偽現實主義之間的區別是什么呢?我最近正好在看紀錄片《夢的背后》,拍的是婁燁《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制作過程,我覺得拍出好的現實主義的人一定是不夠斬釘截鐵的,對于何謂“正確”不夠了然于心的。

對議題的直接展示與直接判斷,當然遠比呈現復雜、曖昧與幽微的現實簡單得多,也討喜得多。其實不光是拍電影的人,在圖書領域,現在許多文學書籍的營銷都是“社科化”的,只需要把枝葉叢生的文本削成一句簡單的宣言。有編輯和我聊到,或許這樣更讓人有“獲得感”——讀完這本書我們至少能收獲一個道理,明白一些東西,誰有時間花在一些復雜無用的感受上呢?

評論者也很容易被議題裹挾,因為這是最省力氣的生產方式,也更能滿足讀者的預期。我面對直覺型的創作者常常手足無措,該如何寫他們的專訪呢?他們仿佛更在意矛盾和細節,他們的思路總是跳躍、糾纏,或者就是,根本沒想這么多。但采訪對象不擅長總結歸納和判斷,寫出來的對話就不夠好看,看起來不夠一針見血。我很喜歡《野蠻人入侵》這部電影,在暑期檔里它表現平平,為了博得更多票房,宣發上會挑出其中符合女性主義標準的臺詞,會強調故事展現的是母職困境,但電影文本的復雜性要遠遠溢出這些議題拼盤。相反,“塑料現實主義”可以輕而易舉以議題概括,它們用人們對議題的想象搭建起框架,文本只負責乖順地把骨架填充起來,讓它們看起來更嚴絲合縫,而非造成任何動搖。

尹清露“恐嚇”和“恐怖”的區別很有趣,恐怖帶來內心的搖晃不安,它可以成為建立全新自我的契機;而恐嚇帶來的是“安全的刺激感”,只要識別出“他者”,即殺豬盤/詐騙犯,你在“自己人”這邊就是安全的。我想,這也是現實主義與偽現實主義的重要區分。

吉田俊哉舉了一個例子:1995年日本沙林毒氣事件之后,媒體制造出一系列奧姆真理教報道節目,人們就像看都市怪談電視劇那樣癡迷地觀看著,感到害怕的同時也很享受其中的內容。吉田認為,這樣的做法使得民眾將教徒們視為他者,以解釋他們為何與日本社會格格不入,可是這樣一來,也剝奪了民眾對現實發出根本質疑的可能性。同樣,《孤注一擲》這類“抖音化的電影”也具有這類都市怪談的廉價情緒。我自己也很喜歡看《誠如神之所說》《朋友游戲》這種日本校園逃殺漫畫,它們的確帶來了強烈的快感,但快感過后則是無盡的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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