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敬一山

產煙大省云南的控煙工作，最近引起了多方關注。2023年8月21日，云南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舉行《云南省愛國衛生條例（草案）》（簡稱《草案》）聽證會。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多位資深控煙人士指出，草案在控煙部分與國內先進地區有極大差距，且“聽證稿”的控煙力度較此前“征求意見稿”版本還有倒退。

從《草案》的內容來看，一些關鍵條文，相比于2016年實施的北京控煙條例、2017年實施的上海控煙條例，確實都有倒退。北京和上海都規定，只要是帶頂帶蓋的公共場所、工作區域和公共交通工具內，都進行全面禁煙。可是云南版《草案》，只是要求室內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控制吸煙。

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局面，從《草案》幾輪修改的變化可見一斑。據媒體梳理，5月發布的征求意見稿顯示，控制吸煙區域包括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這三類，可到了7月發布的聽證稿，不但控制吸煙區刪除了室內工作場所，更讓人覺得荒唐的是，指導吸煙區設置的職能直接交給了煙草專賣局負責。

從近些年各地的控煙進程可知，包括煙草專賣局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已成為禁煙的巨大阻力之一。如果讓煙草專賣局來主導吸煙區設置，不是等于轉交話語權，給煙草行業做出巨大讓步？如此規定下，禁煙步伐不被阻擾，才是咄咄怪事。

云南禁煙工作出現這樣的局面，也不奇怪。據媒體報道，云南煙葉種植面積占到全國的40%，卷煙產量高居全國第一。當地稅收就業等，對于煙草行業的依賴可想而知。尤其考慮到目前整體經濟環境，要想讓地方主動影響煙草產業的發展，可能也是有點強人所難。所以在短期內，推動云南擺脫利益相關者的阻擾，實施更大力度的禁煙，大概率很難實現。

這也不只是云南的問題。正如一些控煙人士所觀察到的，2019年以來，地方無煙立法的阻力越來越大。盡管北京和上海等地區的嚴格禁煙，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效。比如上海成年人吸煙率連續7年下降，2022年為19.4%，提前達到了“健康中國2030”中低于20%的目標。可是榜樣無法起到示范作用，說白了禁煙早已不是理念之爭，而是利益之爭。越是依賴于“煙草經濟”的地方，越沒有動力去大力控煙。云南的這次《草案》聽證，只是更直白地揭示了這個真相。

控煙的帳，從不同維度去算，確實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如果用生命來衡量，掙再多的錢，有損國民生命健康，顯然也是不道德的。另外，如果算算因吸煙導致的醫療保健費，可能也是一筆巨額支出。煙草產業賺到的錢能不能完全覆蓋，也還不一定。不過這些賬，有的要看整體，要的要看長遠，都無法說服一個地方放棄眼前的直觀利益。

所以，要想在控煙的道路上減少阻力，繼續取得突破，最終可能還需要依賴國家層面的無煙立法。超越具體省份、利益團體，從國民健康的長遠角度去算賬，并進行統一立法，或許才能破除地方保護和利益保護，改變禁煙遲遲難有突破的老大難問題。